戴季陶的《日本论》，一直被视为近代中国人日本观的代表性论著。[1]有人称黄遵宪、戴季陶、周作人为知日派三白眉。然而，这一主要存在于对象国日本的看法，与本国人的评价相距甚远。不少人认为，国民政府在“9·18”事变后采取对日妥协政策，担任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的戴季陶难辞其咎。到20世纪70年代，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许介麟还对戴季陶的《日本论》、特别是日本方面高度评价戴著予以激烈批判。作为国民党的日本问题专家和身居显职的权要，戴季陶的日本观不仅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人对日本的一种认识，而且主导了国民政府的对日国策，成为对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观念。

迄今为止，分析戴季陶的日本观主要依据两种著作，即出版于1928年的《日本论》和刊登于1919年8月《建设》杂志的《我的日本观》。细读两书，不难发现，前者是增补后者而成。具体而言，《日本论》前14节是移植增改《我的日本观》，后10节则为加写，主要从历史、文化、社会等角度深入剖析日本。在两书之前，1917年戴氏奉孙中山之命赴日，探测日本朝野对护法运动的态度，归国后在《民国日报》发表连载40日的长文《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对华政策》。据他自称，该文和《我的日本观》一起，解析了中日冲突的表现、根源和焦点，说明了国际间的日本的意义。而《日本论》并未包括《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对华政策》的内容。通过大量收集排比资料，可以发现：1.《日本论》不足以全面反映戴季陶的对日观，至少没有包括时局与对策部分；2.戴的对日观有一个形成、发展、变化的过程，辛亥前后至为关键。不了解戴季陶对日观的形成前史，就很难理解其中的种种隐情或言外之意，从而给予全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