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亚洲各国对孙中山的影响方面，也可以探究其主观取向。如前所述，孙中山外来思想的主要成分取自欧美，虽然他在欧美生活的时间，包括檀香山时期，还不及在亚洲的一半，但由于处在思想形成和变化的重要时期，所受教育又主要为欧式科学教育，而且到过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多为英、法殖民地，所以思想影响反倒是亚不及欧。总的看来，亚洲各国情况引起孙中山注意的集中在三个方面：1.沦为殖民地的原因及其悲惨境遇。2.实行西方文明制度的效果。3.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就亚洲国家而言，孙中山特别重视日本成功的经验，对于日本的维新变革、地方自治、武装建设、经济发展等予以全面系统的关注。如果说欧美强国长期是孙中山心目中的榜样，那么日本则是按照这一楷模在亚洲复制出东方模型的成功范例。

与孙中山对这两个基本坐标的浓厚兴趣相比，他对亚洲其他国家，特别是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南洋各国的了解和思索，则只能具有参考和例证的意义。孙中山到过越南、暹罗、缅甸、新加坡、马来亚，主要是从事发动华侨支援中国革命的活动，很少考察这些国家的内部事务。孙中山曾经表示：

中国农民虽然没有知识，究竟与那些没有受过教化的人不同。中国普通的农民不能与澳洲丛林中的土人、印度的山人、或菲律宾人一列看待——中国人绝不象这些人们一般，文化已比他们高几百年。[36]

把中国文化视为近代欧洲文化以外的一种优越文化系统，程度远远超过亚洲各国。这种文化优越感无疑会影响他对后者的态度。在他的言论著述中，多次提到过暹罗以开放革新来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取和维持独立，土耳其以革命获得解放，朝鲜、越南、缅甸、印度的亡国之苦和导致落后的原因，以菲律宾革命论证中国实行共和的可能与必要，用朝鲜、越南的殖民统治状况比较中国被列强瓜分的“次殖民地”地位，论述亚洲各小国与中国的历史文化联系，并以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持续高涨的事实来鼓舞中国民众的斗志。

但是，这些可以确定的影响，基本是起着例证的作用，以加强宣传的效果，与孙中山对欧美和日本的重视了解程度相比，显然是零星辅助而非全面和导向性的。即使就他反复引述的暹罗以开放政策引进外资外法，实行维新，从而不仅保持住独立地位，而且逐步发展繁荣的事例看，其开放观念主要来自欧美近代意识，日本的成功是这一观念适用于亚洲后进国家的第一例证，而暹罗的事例则加强了这一认识。

孙中山在南洋一带有将近四年的活动经历，这些实地见闻对他的印象和影响，很少反映在他的言论著述中。除了对华侨有关的事务表示关注外，孙中山对南洋各国情况的认识，似乎很少是实地考察的结果，或者说这些实地生活的影响对孙中山的思想未起重要作用。如越南是孙中山居住时间较长、活动范围较广的国家，其民族解放运动又与孙中山有长期的直接联系，可是孙中山屡次到越南各地活动，主动与当地爱国志士接触却为数不多。迄今所见孙中山的言论文字中，较详尽谈及他在越南见闻印象的有四次，即1917年《中国存亡问题》讲述法国殖民当局在北圻以重税掠夺安南人土地，1921年10月在南宁演说提到法国人在安南经营之善，同年年底在桂林对粤军演说论及法国殖民当局的愚民政策，1924年3月在广州对滇军演说谈到红河水灾后法国当局实行赔偿的情况。他批评法国的殖民政策，却称赞西方文明制度的先进性和高效率，很有些像他对香港的观感。香港是孙中山在殖民地中生活最久的地区，他后来多次提到香港对自己的影响，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实行欧式近代文明制度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变化。

孙中山活动的年代，恰是亚洲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主张把远东和亚洲问题综合起来解决的孙中山，对各民族的解放斗争均给予一定的关注，其言论著述先后提到菲律宾的反美战争，土耳其的两次革命，印度国大党的斗争和甘地的不合作运动，以及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重大影响，从中得出如下启示和证明：1.“革命须有精神”[37]，弱小民族只要坚持不屈，必将获得独立，进入强国之林。2.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结成团体，才能有效地反抗列强，实现民族自决。[38]3.革命必须以军队为主动力[39]，次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非但不会引起列强的干涉，相反，只有革命才能防止干涉。[40]4.弱小民族的独立解放运动应当努力争取外援，避免因为孤立无援而导致分裂。[41]

不过，孙中山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关注仍带有大国中心倾向。他首先重视日本的明治维新，这方面的言论著述最多；其次是关于土耳其革命和印度独立运动，限于表面了解，缺少深入认识的意向；对于朝鲜、越南、伊朗、阿富汗等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只是一般性提及；对印尼的斗争则几乎没有提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孙中山加强了与广大弱小民族联合的愿望，策略上开始改变大国中心取向，更多地关注弱小国家的发展变化。然而，依据现有材料，很难确定孙中山思想中的哪些成分主要来自亚洲弱小民族解放斗争的影响。

孙中山的亚洲观虽然存在大国中心取向，对日本寄予厚望，而对其他弱小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缺少积极主动的联系和实际支援，但这并不表明他对待强权和被压迫民族的政治立场。一方面，他始终批评日本政府奉行西方列强的强权政治，推行霸道政策，呼吁日本人民及其政府改变视日本为列强之一的错误观念，坚持同情和支持弱小民族。尤其在朝鲜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朝鲜是日本侵略亚洲的首要目标，尽管孙中山长期急于取得日方援助，对朝鲜问题却从不含糊妥协，多次公开表态支持朝鲜独立，严厉谴责日本侵略奴役朝鲜人民的罪行，并一再指出：日俄战后日本侵略朝鲜，“致失亚洲全境之人心”[42]，“日本人为欧人使用而侵略我亚细亚人者，焉得为亚细亚乎”！[43]只有幡然悔悟，改变侵略政策，援助亚洲弱小民族，才能重新回归亚洲集体的怀抱。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首次访问日本时，曾发表过日本“绝无侵略东亚之野心”，其近年的侵略举动，“亦出于万不得已，非其本心”[44]的违心言论，又多次表示希望日本成为亚洲的“救主”，实际上对于日本的侵略野心早有察觉，后来更一针见血地指出：“近代日本对于东亚之政策，以武力的资本的侵略为骨干。”[45]他的大亚洲主义演说，正是呼吁日本不要“做西方霸道的鹰犬”，而应成为“东方王道的干城”[46]，还特别提出以承认俄国作为日本回归亚细亚主义的第一步。[47]

全面系统地综合分析孙中山的国际观与亚洲观，避免孤立地突出某一方面，可以发现，在思想和政治层面，孙中山的国际观和亚洲观具有明显的强（大）国中心取向，而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不止一端。强国中心取向，中国主体意识，反对强权霸道的王道观以及同情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反对列强的斗争，是相互联系、制约孙中山国际观与亚洲观的四大支架。为了尽快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孙中山优先考虑争取强国，特别是能够实行平等待我政策的强国支持援助的可能性，革命的目的则是争取实现独立，仿效西方文明，进入强国之林。同时，孙中山坚决反对列强的侵略扩张，主张取得独立地位的强国应当实行王道和济弱扶倾政策。即使在中国革命成功前，他也没有因为寻求强国的支持而放弃对正与列强进行斗争的被压迫民族的道义声援与支持，不仅一般性地表示了反帝的意向，而且当弱小民族求助于他时，尽力予以援助。他在政治上坚定不移地站在被压迫民族一边，还主动承担了革命胜利后援助亚洲弱小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义务。

指出孙中山国际观与亚洲观中的强国及本位中心取向，旨在更加完整地理解这位革命先行者的活动背景及其努力的复杂和艰辛。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开始将中国本身的革新救亡事业与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直接联系起来，顺应并推动了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由孤立分散的斗争向着协调统一的方向发展的趋势。正因为整个国际形势和孙中山本人的思想决策都处于划时代的过渡转换过程之中，不可能一下子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民族平等自决的认识高度和策略水准。利用强国为支点，争取民族解放，最终达到民族平等，正是孙中山那个时代弱小民族的革命家实现理想的一种正常和现实的策略选择。

[1] 《中国革命史》，《孙中山全集》第7卷，60页。

[2] 《致大隈重信函》，《孙中山全集》第3卷，84页。

[3] 《在日本东亚同文会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14页。

[4] 《在大阪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42页。

[5] 《孙中山选集》上，1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6] ［美］韦慕廷著，杨慎之译：《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103～104、117～119页。

[7]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合编：《孙中山年谱》，30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8] 《与菲律宾劳动界代表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0卷，324页。

[9] 何香凝在《对中山先生的片段回忆》（尚明轩、王学庄、陈崧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47～48页）中说：孙中山遗嘱原为“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后在汪精卫等人的劝说下改为“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此事未得到其他证据。

[10] 《致犬养毅书》，《孙中山全集》第8卷，402页。

[11] 《中国国民党宣言》，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1月1日。

[12] 《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220页。

[13] 《与宫崎寅藏等笔谈》，《孙中山全集》第1卷，183页。

[14] 《在日本东亚同文会欢迎会的演说·附二：同题异文》，《孙中山全集》第3卷，16页。

[15] 《在日本东亚同文会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14页。

[16] 《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402页。

[17] 《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216～226页。

[18] 《致犬养毅书》，《孙中山全集》第8卷，404页。

[19] 《孙中山全集》第9卷，130页。

[20] 《与日本某访员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1卷，466页。

[21] 《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228页。

[22] 《孙中山年谱》，115页。

[23] 《致犬养毅书》，《孙中山全集》第8卷，403页。

[24] 《与〈告知报〉记者代表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1卷，428页。

[25] 《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408页。

[26] 参见段云章：《放眼世界的孙中山》，234～304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

[27]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186页。

[28] 陆澄清：《我难忘的中山先生革命事迹》，《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104页。

[29] 参见王赓武：《东南亚与华人》中的有关论文，北京，友谊出版公司，1987。

[30] 黄季陆：《国父援助菲律宾独立运动与惠州起义》，《传记文学》，第7卷第5期，1965年11月。

[31] 1900年6月10日、1902年1月21日、1902年7月9日兵库县报。

[32] 关于此事，兴中会的《中国旬报》连续三期有所报导。

[33] 《孙中山年谱》，75页。

[34] ［日］宫崎滔天著，佚名初译，林启彦改译、注释：《三十三年之梦》，156、175页。

[35] 《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253页。

[36] 《与克拉克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9卷，149页。

[37] 《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6卷，16页。

[38] 《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240页。

[39] 《通告陆海军将士文》，《孙中山全集》第2卷，3页。

[40] 《在日本东亚同文会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14页。

[41] 《在日本东亚同文会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14页。

[42] 《致犬养毅书》，《孙中山全集》第8卷，402页。

[43] 《孙中山年谱》，240页。

[44] 《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26～27页。

[45] 《致田中义一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276页。

[46] 《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409页。

[47] 《与日本某访员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1卷，4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