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强国中心取向在亚洲观方面有着进一步的体现。

中国是亚洲的大国，而亚洲是世界上被压迫民族人数最多的地区，亚洲各民族的独立解放是孙中山进行革命的总体目标。日本是亚洲的头号强国，孙中山始终十分重视与日本朝野上下各派政治势力的关系，力争得到道义和物质的支持援助。这两个因素决定其亚洲观在策略上有着以东亚为中心的倾向。

早在1895年，当中日战争硝烟未尽时，孙中山为了发动广州起义，就曾向日本驻香港领事寻求援助。1897年与宫崎寅藏结识后，对其“第一着在中东提携”的兴亚之策产生强烈共鸣。[13]晚年实行联俄反帝政策，仍未放弃对亚细亚主义的期望。亚细亚主义的核心在于由中日两国合力组建亚洲大同盟，以对抗欧洲列强对亚洲的侵略。孙中山认为：“日本为亚细亚最强之国，中国为东方最大之国，使此两国能互为提携，则不独东洋之和平，即世界之和平，亦容易维持。”[14]与美国的门罗主义和日本的大亚洲主义不同，孙中山亚洲观的东亚中心取向，是以中、日这一大一强两个国家共同为轴心和基础，而不是由已经跻身于列强，有着强烈称霸野心的帝国主义国家单独主持。在孙中山看来，日本虽强，“但单只日本一国，亦决不能终久维持东亚之大势”。[15]

孙中山选择日本作为实现亚细亚主义的盟友，原因甚多。第一，日本是亚洲唯一走上富强之路的国家。第二，明治维新的成功，激发了亚洲各民族的独立解放运动。“日本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那一天，就是我们全亚洲民族复兴的一天”，“就是亚洲复兴的起点”。特别是日俄战后，亚洲不能抵抗欧洲，东方不能战胜西方的神话被打破，“亚洲全部的民族便惊天喜地，发生一个极大的希望”。[16]第三，日本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又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联系。第四，尽管日本政府对孙中山时冷时热，朝野各方在交往中又怀抱不同目的，承诺多兑现少，条件多实惠少，孙中山毕竟从日本得到过不少便利和支持，这对被迫流亡海外，备尝艰辛，四处碰壁的孙中山当然会留下深刻印象。他多次称日本为“第二故乡”，有意表示亲近之外，多少有些真情流露。

进一步深入体察孙中山的用意，不难看出，在中日同盟的亚细亚主义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中国中心的意向。争取日本援助的最主要目的，在于首先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孙中山始终把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视为首要任务，其国际观与亚洲观均环绕这一基点形成和变动。1897年他与宫崎寅藏论述了离间列强同盟，俾我“优游以图治”的策略后说：“内治一定，则以一中华亦足以衡天下矣。”在孙中山看来，“为支那苍生，为亚洲黄种，为世界人道”，既显示政治的原则性，又包含策略的阶段性。

孙中山论及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关系时曾经表示，被压迫民族首先应实行民族主义，取得独立后，才能谈得上世界主义。他批评五四后的新青年主张新文化，反对民族主义，提倡世界主义，认为世界主义是列强为了保持其世界霸主的特殊地位，扼制被压迫民族的自觉，故意煽惑舆论，混淆视听。世界主义虽然从理论上讲不能说不好，却“不是受屈民族所应该讲的。我们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之后，才配得来讲世界主义”。也就是说，首先自己联合，然后推己及人，再把弱小民族都联合起来，共同用公理打破强权，到了世界上没有野心家时，便可以讲世界主义。[17]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尤其如此。

孙中山一生中反复强调，一个独立富强的中国在亚洲乃至国际事务中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欲以救支那四万万苍生，雪亚东黄种之屈辱，恢复宇内人道”，“惟有成就我国之革命”。“此事成，其余之问题即迎刃而解矣。”甚至认为，中国革命一旦成功，“则安南、缅甸、尼泊尔、不丹等国，必仍愿归附为中国屏藩，而印度、阿富汗、亚剌伯、巫来由等民族，必步支那之后尘离欧而独立”。“是故支那之革命，实为欧洲帝国主义宣布死刑之先声也。”[18]所以1924年孙中山在复电苏联代表加拉罕时说：“夫以积弱而分裂之中国，而自然之富甲于天下，实为亚洲之巴尔干，十年之内，或以此故而肇启世界之纷争。故为保障亚洲及世界之平和计，其最善及唯一之方，惟有速图中国之统一及解放。”[19]

孙中山亚洲观的中国中心思想和他将中国传统的王道精神与现代国际政治观念相联系有着密切关系，他以此反对欧美列强的霸道强权政治以及日本步其后尘的恶劣行径。这可以说是孙中山强国中心取向与帝国主义的根本区别之一。他在大亚洲主义演讲中，突出强调注重功利强权的霸道文化与提倡仁义道德的王道文化的分别，主张用后者作为大亚洲主义的基础，一方面弱小民族用武力反对殖民统治，争取和捍卫独立主权；一方面强国应“由正义公理来感化人”，反对“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

孙中山对日本政府追随欧洲列强推行霸道政策，一直予以尖锐的批评，强烈反对日本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扩张。他向日本人民呼吁王道精神，旨在谴责日本政府的霸道行径。孙中山认为，日本学习西方科学功利文化，在物质文明方面取得了成功，却偏离东方精神文明的轨道，与欧洲列强一样，道德日渐失落。他主张在东方道德文化的基础上学习西方文明，认为这样就可以避免一个民族在走上独立富强之路的同时滑向强权霸道的邪途。日本文化虽与中国同源，却不能坚持王道精神，在思想、外交、经济上“莫不追随欧美”，实际上“陷于欧美祸”。[20]

因此，在孙中山的心目中，只有独立富强的中国才能坚持东方文化的主旨正道，而日本只是在中国依旧贫弱日本已经富强的情况下作为东亚轴心的伙伴，与日本结盟的意义主要在于帮助中国革命成功，富强而无道的日本不可能胜任亚洲大同盟的盟主职责，广泛履行济弱扶倾的义务，这样的角色只能由独立后的中国来扮演。孙中山多次引述中国历史上鼎盛时期与周边弱小民族国家的关系，特别是近代中国衰落后尼泊尔、暹罗和南洋一些国家依然保持对中国的向心倾向的事例。据他说，亚洲仅有的两个独立国家之一的暹罗，其外交次长在辛亥革命前还表示“情愿归回中国，做中国的一行省”。[21]由此孙中山认为，建立在王道感化基础上的上邦与藩属间的相互接受，优越于近代国际政治秩序中压迫与屈从的关系。

孙中山对古代中国与边邻关系的认识或许过于理想化，他反对国际强权政治，而不否认大国与小国间由于历史渊源形成的某些特殊关系，在提倡民族平等原则的同时，仍然把王道式的大国中心主义视为理想模式。对于孙中山，大国的独立解放本身就包含着对邻近弱小国家承担保护和扶助的义务，特别是对那些有着历史文化联系纽带的国家与民族。这种想法不无积极意义，不能因为日本帝国主义者后来加以利用就与之混同，后者的“王道”观实际上是为侵略扩张制造借口和对殖民地人民施行精神统治术。不过，这种大国中心仍是以不平等为前提，只能在双方利益相对协调时维持平和。一旦发生冲突，仍须依据实力来解决分歧，迫使弱小一方服从强大一方，这与民族平等自决的原则是不相吻合的。既要看到中国传统处理大国与小国关系的观念准则，与近代西方列强的做法确有不同，又不应将它与近代国际主义相混淆。在近代变化了的国际秩序中，孙中山以中国为重心的大亚洲主义，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不可能完全统一起来。

亚洲观以中国为重心，使孙中山的政治取向朝着被压迫民族一方倾斜，面对普遍贫弱的落后国家和民族，强国中心演变为大国中心。也就是说，在一切国家中，孙中山策略上首先考虑强国，而在被压迫民族中，则优先考虑大国。具体表现为：

其一，孙中山一直试图建立亚洲大同盟，作为这一同盟的轴心，除中国和日本外，他至少还考虑过印度和土耳其。1911年孙中山在温哥华会见日本记者时谈到建立亚洲同盟的主张，强调要“唤醒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和印度”[22]，到晚年又提出“受屈人民当联合受屈人民以排横暴者”，特别指出“在亚洲则印度、支那为受屈者之中坚”，而视日本为受屈者或敌或友的未知数[23]，宣称如果列强继续进行侵略压迫，“中国可能与俄国和印度联合以对抗西方列强”。[24]促成孙中山这一主张的显然有政治态度变化的因素，但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是人力而非机械，亚洲拥有9亿人口，其中印度与中国合计即达7亿5千万，大大超过列强的总和。

土耳其自20世纪初以来不断发生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获得独立。作为西亚的大国，土耳其的斗争始终吸引着孙中山的注意力，并多少改变了他的东亚中心偏向，开始平衡地考虑东西亚的地位。他在大亚洲主义演讲中说：“现在亚洲只有两个顶大的独立国家，东边是日本，西边是土耳其。日本和土耳其，就是亚洲东西两个大屏障。”[25]

其二，孙中山对亚洲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态度与反应。孙中山虽然关注西亚、中亚和南亚局势的变化发展，但除印度外，具体联系较少，[26]其足迹也未到过上述地区。他与这些地区的国家和民族的关系，主要是通过各自的革命活动产生的客观影响相互发生作用。与孙中山关系最紧密的是东亚和南洋各国，其中除日本外，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至少战略上只起到辅助作用。

南洋是同盟会时期孙中山活动的重要地区，除荷属殖民地拒绝其入境外，孙中山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每一个国家，前后历时将近4年。按照胡汉民的说法：“南洋是孙先生足迹所遍的最熟悉的地方。”[27]可是，综观孙中山的活动，不难看出他的目标集中在发动华侨支持中国革命，而不是联合这些国家的志士共同从事区域性的反帝反殖斗争。除1907年在河内曾与越南爱国志士所办东京义塾成员有过交往外，孙中山在南洋各国活动时几乎没有采取过主动姿态，与所在国华侨以外的民间爱国人士进行交往。相反，倒是多次试图与各地的殖民当局接触，以便与其欧洲宗主国取得联系。孙中山对这些国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1.中国革命将孙中山的思想与事迹传播给上述国家，引起震动和反响。2.华侨的觉醒一方面支援了中国革命，另一方面，大量革命组织和宣传机构在侨居地出现，也启迪了当地民众的民族意识，其中包括孙中山不能亲履其地的荷属殖民地，如印尼。所以后人回忆道：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和运动，“间接吸引了酣睡三百年的印尼民族，刺激了印尼青年心坎中的独立理想”。“至今六十岁上下的印尼人中，反殖民主义的杰出者，就是从那时候起的十年间产生起来的。”[28]华侨的双重身份使之觉醒后不仅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也成为所在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动力。尽管这方面的作用比较间接，南洋华人中民族主义情绪较强烈的部分往往不能认同所在国的政治和文化。[29]

孙中山不仅给予亚洲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以道义上的支持与同情，也采取过实际援助行动。据彭西回忆，1899—1900年孙中山在日本时，就对亚洲各国的民族解放事业极为关注。“在孙逸仙看来，远东各国所导成的许多问题，彼此牵连，必须对整个问题作一般性的研究，才能对每一特殊问题有所了解，从许多共同之点，才能把各国的问题连串起来。但是这些国家需要增进对彼此的了解，在彼此了解的国家中，易于建立友善的关系。因此，孙氏是最热烈帮助各国学生在东京组织的东亚青年协会的人士之一。这个协会包括朝鲜人、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暹罗人及菲律宾人，拥有相当人数的会员，获得日本政界重要人士的支持。”他多次对东亚各国青年说：“让我们进一步地相互了解，我们彼此当必进一步地相爱。”

不仅热情倡导，而且身体力行，“孙逸仙对于有关远东的所有问题，表示真正的关切，他加以研究，帮助有关方面谋求解决办法”。特别是对成为时局热点的菲律宾和朝鲜问题更为关注。他研究菲律宾思想先驱黎萨和戴璧莱等人的历史和品格，密切注视菲律宾各种事件的过程与发展动向，关心朝鲜的民族解放运动，多次表示支持朝鲜独立。他与彭西、潘佩珠等人的交往以及对菲、越两国独立运动的支持已为国内外学人反复论道。

此外，他在日本期间还与流亡的朝鲜开化党成员朴泳孝、安駉寿、俞吉清等人有过密切交往，“成为这些朝鲜移民的谨慎、忠诚及正直的顾问”。[30]据日本外交史料记，从1900—1902年间，孙中山多次到长崎朴泳孝的寓所拜访，了解其所办朝日新塾的教学情况。[31]1900年安駉寿因不堪忍受流亡痛苦和思念故国之情的煎熬，冒险归国，“对他影响力量很大”的孙中山极力劝阻，亦未奏效。后来安氏果然被当局施以酷刑后绞杀。[32]

孙中山直接支持援助菲、朝、越等国的斗争，表现了他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态度，不过这毕竟是东亚众多弱小国家中，孙中山有着与华侨以外的本土爱国志士联系较多的几个例外。主观上孙中山坚持大国中心取向，客观上则专注于中国革命，无力分心旁顾。而且，孙中山的援助行动也是其东亚战略思想的组成部分。首先，他对菲、越两国斗争的支持并非主动提出，而是对后者要求做出的积极回应，其中对越南的支持在辛亥革命后才有较多的实质性内容。其次，孙中山把远东问题统一考虑的结论，显然是将中国革命置于优先地位，认为只有中国革命胜利才能对亚洲局势产生重大影响，独立富强的中国可以对其他民族的解放斗争形成有力的支持和保护。

从日本外交文书反映的情况看，孙中山与朝鲜志士交往的目的之一，是试图利用朝鲜事变为导火索，以便乘机发动反清革命。与越南志士的交往也是如此。1905年孙中山与潘佩珠会见时清楚地表示：“其结果则欲越南党人加入中国革命党。中国革命成功之时，则举全力援助亚洲诸被保护国同时独立，而首先著手于越南。”[33]在支持菲律宾的反美斗争时，孙中山同样与中国革命联系起来。开始他计划率兴中会员去菲律宾参战，帮助后者迅速成功，“然后将余势转向中国大陆，在中原发动革命军”。运械受阻后，征得彭西同意，孙中山又决定首先将武器用于中国革命，声称：“如果我们的大事成功，菲律宾的独立便易如反掌。”[34]对于那些与中国革命没有或不易建立起直接联系的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孙中山只是给予一般性的道义同情和声援，很少主动联络并提供实质性援助甚至允诺。

由于孙中山毕生都在为中国革命奋斗，直到逝世，还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所以他的思想活动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客观影响远远大于主动支持的作用。爱国的民族主义实现后才能提倡世界主义，是孙中山直到晚年一贯坚持的观点。大国只有摆脱“次殖民地”的状况，达到独立富强，才能承担起“济弱扶倾”的历史重任。显然，孙中山尚未把“济弱扶倾”作为现实的行动方略，而是“今日在没有发达之先，立定扶倾济弱的志愿，将来到了强盛时候，想到今日身受过了列强政治经济压迫的痛苦，将来弱小民族如果也受这种痛苦，我们便要把那些帝国主义来消灭，那才算是治国平天下”。[35]孙中山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巨大影响和实际帮助，当然不应否认，但如果将这些影响的客观作用与主观意向、实际行动不加区分，则不免夸大孙中山的国际主义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