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59岁逝世于北京。半个多世纪里，他经历了动**不宁、颠沛流离的斗争生活。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除了生与死，他只有1878年以前的少儿时代、1911—1913年和1916—1925年相对稳定地生活于中国大陆。即使不计历次旅途漂洋过海耗费的漫漫时光，他也有31年，即一半以上的生命在异国他乡度过，包括至关重要的青少年教育期、革命思想形成期和三民主义理论成熟期。以地域分，亚洲21年零10个月（其中香港8年零9个月，澳门5个月，日本7年零10个月，南洋3年零10个月），美洲9年零1个月（其中檀香山7年，美国大陆近2年，加拿大3个月），欧洲1年零8个月（到过英、法、德、比等国），先后在14个国家和地区旅行、活动和生活过。这一经历，对孙中山的思想、情感和行为产生了深刻影响。尽管其思想、性格的形成发展直接或间接地与他对中国国情的感受了解以及传统文化的浸染熏陶有着密切关系，毕竟只有晚年的变化才发生于本土大陆。

在世界局势和时代变化的作用下，独特的阅历和教育背景，加上革命斗争的需要，使孙中山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超越国界的世界性眼光，主动把他所从事与领导的中国革命与整个亚洲乃至世界形势的变动发展联系在一起，不仅从世界各国吸取精神和物质的养料，而且力图使中国革命对亚洲和世界发展大势发生积极影响。这种与亚洲及世界的相互作用关系表现在许多方面。

1923年孙中山论及其思想来源时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1]所谓“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主要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中各种思想的影响。孙中山后来有复归传统的趋向，但绝非简单还原，而是用新的价值观进行重估和借鉴，附会多于因袭。“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是一项专门课题，本文不能详论。简单说来，除少年发蒙外，孙中山所受的教育主要是欧式科学教育，他本人又喜欢博览西书，涉猎极广，如自然科学中的理工农医、地质地理、天文水利、社会人文科学中的政治、经济、历史、哲学、军事、文化，每一学科又包含不同时期、不同流派、不同人物的多种著作。从1918年7月26日致孙科函中，即可窥见孙中山对于西书广求博览的巨大热情。

在孙中山的时代，欧美处于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寻求先进思想的中国人自然会把目光投向西方。对孙中山的思想产生不同程度影响的西方学说在他的言论著述中随处可见，较重要的就有启蒙思想家的民权自由观，达尔文的进化论，亨利·乔治的单税论，各种社会主义流派，无政府主义思想等。同时他还利用每次亲历欧美的机会，在紧张的革命活动之余，对西方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实地考察，举凡政治制度、司法审判、税收财政、交通邮政、工矿企业、社会组织、福利卫生、出版教育、风俗民情、劳资关系等，无一不在关注之列。即以民主制度而言，就论及过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美国的双重分权制和瑞士的直接民权制等三种主要形式。除中国文化外，孙中山似乎只对居于世界前列的西方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至于落后或是接近本位文化的其他文化系统，如印度和阿拉伯文化，对中国的许多思想家有着相当深广的影响，而在孙中山的身上，却很少留下冲击的痕迹。

所谓“吾所独见而创获者”，则是在西方近代意识主导下，通过对西方、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社会现实的具体考察比较，特别是针对中国国情提出的某些构想，企图在引进西方先进制度的同时消除其弊端。孙中山绝不盲目崇拜西方文明，他一方面深切体察到西方社会的严重痼疾；另一方面懂得国情不同，制度有异，不可简单模仿照搬。这是他与全盘西化论乃至世界主义者的重要区别。然而，孙中山依据国情所做的调整改造，显然只是一种增补损益的工作，很少带根本性的变更（如五权宪法）。可以说，孙中山的思想来源虽然有三，价值取向仍然以欧美近代观念为主导。

作为政治家，如何在中国实现民主革命与变革，是孙中山毕生为之奋斗的头等大事。为达此目的，不仅要创造出必要的内部条件，而且需要适宜的国际环境，广泛争取外部同情与支持。孙中山从开始革命生涯之日起，就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处于“强邻环列”、“瓜分豆剖”的危局之中，是列强共同争夺的对象，反对君主专制的革命只有在有效地防止列强干涉的情况下才能顺利进行。因此，他利用一切可能之机，积极争取世界各国对中国革命的支持援助，千方百计避免列强直接插手中国事务或扶植中国的恶势力。在他看来，寻求支持与防止干涉是相互联系的。

由于孙中山长期活动于海外，革命党人又采取速战速决的城市起义战略，因而相对于一般政治上、道义上的同情声援，强国的政治承诺和物质援助有着更大的吸引力。孙中山最早设想的策略有二：其一，利用列强之间的利害冲突使之相互交叉牵制，防止各国联合对中国进行侵略瓜分；其二，重点争取一两个实力强劲的大国给予支持援助，以便有效地影响其他国家的态度和决策。后一方略实际上成为主导性选择。按照孙中山自己的说法：“以言破坏之际，得世界一强国为助，则战祸不致延长，内免巨大之牺牲，对外亦无种种之困难。”[2]

日本是东方唯一跻身于列强的国家，又是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英国则是老牌头号强国，在世界和远东的地位举足轻重，两国的态度、政策，对于中国局势的变化至关重要，孙中山本人与之关系密切。在晚年联俄反帝之前，孙中山十分注重争取英、日的支持援助，早在1897年与宫崎寅藏笔谈时，就表示过“暗结日、英两国为后劲”，以对抗瓜分，乘机发动革命的愿望。此后，日本一直是孙中山争取外援的重点对象。辛亥革命前后，特别是临时政府期间，孙中山始终密切关注着日本的立场和态度。后来他多次表示，革命爆发时列强未直接插手干涉，“实因有日本为后援，其助力甚多”。[3]“东亚和平之局，实为日本帝国所支持。”甚至于他本人之所以“断然从事革命者，实依赖日本之强兵于信义也。”[4]

当然，这些后来在特定场合对日本人士所讲的话多少有些示好的故作姿态，不能直接反映辛亥之际的实际情形和孙中山的主观态度。由于日本当局有支持清政府的意向，孙中山归国前还一再与英、法等国人士频繁接触，试图向日本施加压力。只是对象的变更没有改变孙中山行动策略上的强国中心取向。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之所以不急于归国，正是因为考虑到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的列强态度不一，“吾之外交关键，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厥为英国。倘英国右我，则日本不能为患矣”。[5]从伦敦被难直到1923年，孙中山争取英国支持的努力屡试屡败，却始终不肯放弃。

除英、日外，孙中山还力争得到法、美、德的支持。1900年至1908年，孙中山通过各种渠道与法国当局进行过多次接触，未能取得实效。直到1911年，他仍然希望法国、美国能够率先承认中国新生的共和政权，打破外交僵局，以便向民众证明革命的正义性。早在1895年，孙中山就设法结识了德国驻香港领事克纳普。1917—1918年间和1921年，孙中山两度派遣密使与德国接洽，试图建立俄—德—中三角同盟。[6]

随着美国国力的增长和势力扩张，孙中山十分注重与美国朝野各种政治势力建立和保持形式多样的广泛联系。他把列强的承认和援助视为斗争成败的关键，自然也将成功的希望寄托于这方面。孙中山晚年转向联俄，思想上长期存在的社会主义倾向和内外形势的逼迫当然是重要的促成因素，而强国中心取向仍然起着一定的作用。1922年孙中山与香港《电信报》记者谈话时表示：在当前“中国近代化的当中，中国很需要能对他平等待遇和承认他有完全统治权的强国的帮助”。[7]1924年在与菲律宾劳动界代表谈话时再度表示：“弱国未有不遭强国侵陵之险者，苟无一强国拥卫君等，则君等必恒在他强国之侵略中。”[8]

诚然，孙中山的国际观在策略上的强国取向，并非一味以列强政府的好恶为转移，相反，他对于统治阶级的在朝在野各派、政府与民众，以及各种反对力量有着明确的区分，认识到他们之间态度的差异甚至对立。他不仅广为结交列强各国的民间志士、在野政治家和各界人士，不断向欧美各国人民发出呼吁，而且主动与第二国际联络，要求加入组织。这既是为了争取直接支持和声援，影响国际舆论动向，也以此间接向列强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在中国革命进程中保持有利于局势发展的姿态。

孙中山对欧美人民的呼吁与期望，没有改变其国际观的强国中心趋向，他几乎从未有过积极主动地向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国家发出类似呼吁的举动，也没有把争取弱小民族的声援支持作为实现中国革命的战略方针。将这种情形与他对欧美列强的活动做一质和量的全面对比，反差更加强烈鲜明。孙中山不仅每次亲临欧美各国时主动与朝野各方广泛接触，在日本和南洋期间，也始终不放过任何能够与列强牵线搭桥的机会。与法国的联系便是典型例证。甚至当他在中国大陆紧张地从事各种活动时，这仍是他的要务之一，通过在华外交机构、各种来华人员、通信或派遣密使，多方寻求联系。

孙中山晚年受苏俄革命的影响，公开提出反帝口号，不断谈到被压迫民族的问题，但其重心在于：1.“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这着重是指苏俄这样改变了侵略殖民政策的强国。他不断呼吁欧美列强向俄、德两国学习，放弃敌视中国的态度，认为只有列强平等对待被压迫民族，才能实现世界和平。从单纯策略性选择到增强政治性选择，是不改变强国中心导向的政治进步。这使孙中山在争取强国援助时从单纯策略考虑转向以政治选择为主导。2.“济弱扶倾”，即以能够平等对待被压迫民族的强国为核心，首先帮助被压迫民族中具有重大影响的若干大国实现民族解放，进而扶助多数弱小民族争取独立，摆脱殖民统治。应当承认，这与主张一切被压迫民族平等联合进行反帝斗争，还存在显而易见的差距。[9]

策略性的强国中心取向，绝不意味着孙中山不具备反帝思想。争取本民族和支持其他一切被压迫民族的独立与解放，是孙中山革命思想与活动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即使早期没有公开提出反帝口号，这一宗旨也是确定无疑的，问题在于怎样实现这一目标。要把理想变为现实，孙中山不能不受国内外环境和自身条件的制约。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从19世纪中叶以来一直持续不断，20世纪初再度掀起**，由孤立分散的反抗向着相互呼应的独立解放运动发展，出现联合趋势。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第三世界力量的增长，弱小民族才逐渐结合成举足轻重的国际政治势力。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加快了这一发展进程，把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引入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由于客观上苏俄的轴心作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从属地位，列宁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在共产国际的实践中逐渐演变成苏联中心主义，弱小民族未能充分显示和享有独立性。

孙中山无法超越历史，而且国际政治虽应以民族平等为原则，不等于一切国家在世界政局中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任何政治家都不会无视其间的差异并加以利用，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此外，尽管孙中山不否认民心向背对革命成败的决定性影响，重视民众的作用，提倡全民政治，晚年更十分强调唤醒民众的重要意义，他在政治上还是始终坚持精英主义路线，即依靠精英分子去影响和引导民众。他讲“扶助农工”，是要以一个由先知先觉者组成的政党自上而下地实施领导。在他看来，工农群众的力量是潜在和被动的，而“扶助”其实是强者对弱者的责任和义务。其对外政策中的“济弱扶倾”，显然是这种态度的继续和延伸。

综上所述，孙中山国际观的强国中心取向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1.思想上以发达国家的先进理论观念和实践经验为导向。2.策略上以争取列强政府不干涉乃至承认和支持中国革命为重心。3.行动上以寻求列强朝野各方的物质援助为重点。这种强国中心取向包含两个根本目的：其一，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最大限度的便利；其二，有助于世界上一切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因此，孙中山始终坚持两条原则：第一，利用强权来打破强权，一切行动的最终目的，必须是促使所有民族摆脱奴役与压迫，建立各民族平等自治的大同世界。他争取大国的援助，而反对大国对弱小民族的侵略政策和殖民统治。第二，支持被压迫民族的反帝斗争，即使这些斗争的对象是他正在争取援助的大国也在所不惜。

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族解放运动日渐高涨，被压迫民族的地位与作用不断加强，苏俄与共产国际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与策略逐渐调整，对孙中山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他的思想发生变化。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大势已为之一变”，“发生一种新世界势力也”，“即受屈部分之人类咸得大觉悟，群起而抵抗强权”。被压迫民族“以亚洲为最多，故亚洲民族亦感此世界潮流，将必起而抵抗欧洲强权也”。[10]受此激励和感召，孙中山不仅提出“外以谋世界民族之平等”[11]的一般性原则，而且表示出联合各被压迫民族以对抗列强的意向。他在1924年的三民主义演讲中说：“我们要能够抵抗强权，就要我们四万万人和十二万万五千万人联合起来，……把各弱小民族都联合起来，共同去打破二万万五千万人，共同用公理去打破强权。”[12]除了对占被压迫民族人口大多数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斗争予以特别关注外，孙中山还注意到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兴起的趋势，在其言论著述中先后提到摩洛哥的反法斗争，埃及的抗英运动以及拉美一些国家的独立运动。不过，在策略抉择上，孙中山始终没有放弃强国中心取向。分析和比较一下他的亚洲观，这种倾斜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