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时期戴季陶对日观的变化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清末任《中外日报》《天铎报》编辑时期、民初主持《民权报》笔政时期和1913年随同孙中山访日后。
戴季陶与日本的关系由来已久。1902年，他进入成都东游预备学校学习日语，两年后便在川北中学堂担任日籍理科教习小西三七的翻译。1905年赴日留学，直到1909年归国，前后滞日五年。他自称：“天仇之游日本也，六历寒暑，于其国之内容虽不敢谓为详悉，然大概亦有心得处。”[2]戴长于学习语言，口语尤佳，这使他在留学期间得以和日本人士广泛交往，受到优待。他入居的东京松滨馆，一般不接纳中国留学生，对他算是破例。[3]
当时正值革命、立宪两派在留学界大张旗鼓地活动，戴季陶虽然担任过留学生同学会会长，却并不热衷于派系政治，甚至认为那些积极从事政治活动者多属见识肤浅，品性轻薄，不屑与之为伍，因而专心学业。除学好法学专业外，对明治维新后的政治法律制度建设以及日本的历史、文学、社会、时政也十分关注，阅读了大量有关著作。归国后，在发表于《江苏自治公报》的第一篇文章《宪法纲要》中便指出：清廷的宪法纲要“取法日本者颇多。重言之，即谓为翻译之日本宪法亦无不可”。[4]这时日本文学鲜为国人注意，戴季陶却先后发表过《日本文学之鳞爪》（1910年8月13日《中外日报》）、《片片的日本文学观》（1910年11月7日、8日《天铎报》）等文章，对日本的小说、和歌，如《源氏物语》《平家物语》《三镜古事记》《万叶集》《古今和歌集》《枕草子》《徒然草》等以及日本文学的基本特征加以评介。由此可见其对日认识的全面与深入。
由于日语好，社会接触面广，对日本国情的了解体会也较为深刻。这种深刻性体现于两个相反相成的方面：其一，赞叹日本近代文明发达及其禀性美的一面。戴季陶对日本印刷出版业的兴盛印象极深，认为“国家之兴衰，视乎出版业之盛否。日本以区区小新进国，既入其都，则大印刷厂也，大书店也，连轩毗户。每年所出书籍，不知几千万种，故文明进步为东洋冠”。[5]推而广之，“即以社会事业而论，日本之改革迟于吾国，而今则工商业已足加入欧美市场，其学术如医科等，且为欧人所不及，发达如德国亦既派学生留学于其医科大学矣，战斗力则足以胜强俄矣，国力则已并韩侵满矣”。[6]在他看来，“东洋之国，以中国为最大，以日本为最文明”。[7]不仅如此，尽管他明知“若非深知日本历史者，必痛诋此论之非也”，还是公开肯定“日人为最有美的性质之民族”。[8]
其二，憎恶日本的专制与蛮横。他指责日本和清朝“政府之专横无道则一也”[9]，“尝痛斥日本风俗坏乱为世界之最”[10]，甚至称日本为“卖**国”[11]。他认为：“日人所以成为一等国者，以所乘之势与所遇之时甚优故耳”，并非“其民族之英锐聪明而至于此”。“至其民族在世界中以程度而论，亦不过与马来、朝鲜之种族等耳。”[12]尤其令他厌恶的是日本人的岛国习气，所谓：“岛国之民日受海潮之冲击，其人必狡而易迁。且日人赋数种民族之历史性，故人民之争斗性及融合性皆走极端。盖其历史上本无独立之价值，侵略而胜则肆其凶**之野图，争斗而败则又曲尽其谄媚之态。日本之强也以此，日本永无大国民气度也亦以此。”[13]归国后，他在公共场所常常目睹来华日本人“自命为东洋文明国”，言行中一股“横暴”、“嚣张”的可憎可厌之气，感到怒不可遏，有时竟至“以日语詈之”。[14]
1909年戴季陶辍学归国，在苏州江苏地方自治公所任教职，次年，因评论政事，得罪当道，被迫赴沪，先后任笔政于《中外日报》和《天铎报》，同时为《民立报》撰稿。这时列强彼此协调利益，加紧争夺在华权益，英、德、日、俄等国在滇藏、山东、满蒙不断制造事端。作为有法政学功底的国际问题专家和目光敏锐的新闻记者，戴季陶对列强的侵华言行十分留意。从1910年8月到1911年4月，他发表于上述报刊的400余篇专论、时评、短评中，这方面内容占了很大篇幅，对日本朝野的动向尤为关注，举凡其内政、外交、军事、国民性格、人事变动，无不加以评论。
总括来看，戴季陶这一时期的对日观主要是围绕中日关系展开，重心在于日本的对华态度与政策。他始终强调日本推行侵华大陆政策的必然性，认为：“日本国小民贫，非扩张殖民殖产之范围，不足以图存。而其扩张之范围，又舍中国而外无他策。”[15]这是日本的国情及中日两国所处地位使然，“世界无两胜之国家，利害关系愈深者，其相忌之心亦愈甚，侵夺之事实亦愈多。此自然之趋势也”。所以，日本朝野上下，“对于吾国，其学者则造论主张并吞，政府则以强硬手段夺我主权，个人之来游吾国者，则每肆意逞横，蔑视我国法”。[16]就连德富苏峰这样著名的民权运动家和社会民主党人片山潜，也或开始转向国家主义，或“变为政府之鹰鹯”。[17]日本政府的若干人事变动不可能改变这种趋势。
然而，戴季陶并不因此而感到悲观。他一再指出：“吾国今日诚弱，然日人欲以一国之力而亡吾国，则未见能达其目的也。”[18]这一方面因为日本虽强却小；另一方面则由于“日本以一黄色种族立足于世界白皙人种之势力圈中”，凭一国之力，不能争自存及雄飞世界。不仅如此，他还断言日本如果“只以侵略为心，恐将来之国仇愈多，国难日急，亡国之祸亦将不免矣”。[19]
至于中国方面如何才能遏制日本的侵略势头，戴季陶有根本解决与权宜对策两种打算。所谓根本解决，即“力图自强之道，谋发展之策，以养成我之实力，则天理循环，今日之彼，即明日之我也”。[20]而要实现自强，首先必须改革内政。他在比较了中日两国的改革进程后指出：“夫以其四千万之民族，三千余里之土地，而其进步如是之速。吾人民至多，地土至广，物产至富，而于国民事业则不及其什一，且受其欺侮侵凌而不敢一应，是尤无能之至者矣。”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国民的无能。因此，“吾国欲改良政治，非先破坏此现今恶劣腐败之政府不可，欲使社会进化，则非除去此软弱无能之国民气习不可。前者不可不变换旧政府之人物，后者不可不注意于民力之增进。非然者，则除亡国外无他策”。[21]视革命变革为御侮图强的先机。
所谓权宜对策，即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牵制日本。戴季陶分析国际局势，认为东洋已成欧美各国争夺的重心。日本以东亚后起强国，欲参与争夺，“此于各国之东洋政策实为一大妨碍，欧美之人所以不能不排斥日本者也”。英、美、俄等国的排日情绪因而日见强烈。日本国力不敌欧美列强，“欲求扩张其国力于世界，于是以联合者为侵略之手段，以维持实业者为发展国力之手段方针”，对英、美、俄妥协退让，协调利益，借机侵吞中国权益，增强国力，最终实现全面侵华野心。
1911年年初，日英、日美间订立新条约，戴季陶敏锐地感到：此“为东洋问题之一大关键，即为中国存亡之一大关键也”。[22]前此日俄、日德协约同盟成立之际，他同样忧心忡忡。他支持筹议已久的中美同盟主张，认为：“吾国果与美同盟，则对外交涉可以多一形式上之援助，而尤足以牵制日本之势力。”[23]对中美同盟不成，外交无所凭借，处处失着，则感到痛心疾首，斥责外交官无能，破坏中美同盟者是“卖国奴”、“丧心昧良之民贼”。[24]
戴季陶其实对美国并无幻想，纯粹从国际关系的实际出发。他曾明确指出，“夫同盟本为国际间进行手段之一，并非真相亲善而然也”。担心清政府无力收罗美国以为我用，徒然多移植一势力于国内，“于吾国前途，未见其有好结果也”。[25]当有人问及日美间如爆发战争，何方胜利于中国有利时，他答道：“无论何国皆为侵略主义，则无论何国皆于我无利益。不过美国胜，我国可以趁机整顿内治而已。”[26]
此外，戴季陶还寄希望于日本民众的反抗。他认为，中日两国虽文明程度有别，政府专横无道却如出一辙，人民均未进入文明先进行列，对于日本政府迫害幸德秋水，日本报界助纣为虐，日本朝野无视劳动者利益要求等，均予严斥，并且呼吁：“吾甚愿吾国民学日人之向上精神，而毋效日人之服从根性。”[27]明治后期，日本国权主义盛行，自由民权运动遭受压制。戴季陶尖锐地指出，“社会不平，而后平民愤，政府专横，而后革命起”，“残忍专横者，是暴君恶吏自杀之道而已。吾观日政府杀幸德秋水事，吾深为日政府危”。[28]“区区之野蛮手段，实转足速专制政府之覆灭耳。”[29]希望日本国民起而革命，改变对内专制对外扩张的国策。这可以说是戴季陶的一贯主张。在对俄问题上，他也曾明确提出利用俄国革命内乱之机与俄决战的策略，以弥补中国军队战斗力不强的缺陷。[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