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40年，正是中国社会急剧动**的时代，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接踵而至的内忧外患，令人难以承受和应付。孙中山不愧为民主革命的先驱，他似乎早已成竹在胸，描绘了中国社会未来前景的美妙蓝图——民主共和。令人赞叹的是，无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幻莫测，他竟然将这理想贯彻始终，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几乎从未停止过为达到理想目标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奋斗。面对险象环生的恶劣境遇，经历从举国拥戴的风云人物到一文不名的流亡生活，这样的大起大落令不少有为之士、热血青年或望而却步，或中途落荒，孙中山却始终一往无前，毫不动摇。这种超凡精神使得许多同时代人难于理解，陈炯明说他是不切实际的理想家[2]，更多的人呼之为“孙大炮”。实际上，孙中山把他的宗旨演化为中国未来社会的理想蓝图，反过来这种尽善尽美的景象又激发了他对自己政治信仰的几分宗教式的虔诚与**，把理想当成治疗一切社会弊病的灵丹妙药。有感于孙中山40年的执着追求，可以说他的确无愧于一位政治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构成了孙中山政治性格的一个方面。

然而，如果仅仅把孙中山归结为理想主义，可能导致曲解其政治性格特征，甚至循着陈炯明的逻辑，把他所怀抱的崇高理想误认为虚幻缥缈的空想。支持孙中山理想化信仰的，恰恰是灵活务实的机动策略。不少有识之士对他的坚毅精神和务实风格十分钦佩，早在1904年就有人感慨地说：“今青年之士，自承为革命党者虽多，实则皆随风潮转移，不过欲得革命名称以为夸耀侪辈，未必真有革命思想。其真有革命思想而又实行革命之规画者，舍孙文之外，殆不多见也。”[3]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的灵活策略，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其极端表现，策略与宗旨往往看似相歧甚至相悖，即使政治斗争以胜负输赢为目的实为通则，在此前提下实施高度灵活的策略并非例外，仍令人觉得其似乎有些不择手段，目的至上。信仰的理想主义与策略的实用主义的矛盾统一，构成了孙中山政治性格的重要特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主要特征。

政治性格由政治姿态所反映的个性因素来表现，将政治姿态与政治性格相比较，前者活跃多变，后者持续稳定。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孙中山一生的政治姿态始终处于变化、调节的过程之中，而他的政治性格却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易，从踏上革命道路一直到晚年的转变，均可以找到信仰的理想主义与策略的实用主义对立统一的种种表现。而对立的两极又各自包含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势。从理想主义方面考察，既可以成为信仰的支柱和政治实践的精神动力，又可能脱离现实在自我精神世界追求中走向空幻。从实用主义方面考察，既意味着根据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采取灵活多样的对策，又可能导致无原则的投机妥协，甚至流于手段无足轻重，目的就是一切的极端功利化。分别寓于政治性格不同方面的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两重性，产生了这一对矛盾的向心力和离心力，使之在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同时，潜伏着分裂离异的危机。信仰坚定和灵活务实奠定了孙中山政治个性的凝聚力，而空幻和投机则显示了性格分裂的可能性。如果仅仅是理想主义，他将在信仰和空幻之间摇摆；如果仅仅是实用主义，则只会在灵活务实和投机取巧之间波动。

由此可见，孙中山的政治性格存在着顺向与异向甚至逆向发展的可能，后者又表现为理想与实用两个极端。有时某一倾向可能会膨胀到破坏其政治性格完整性的危险程度。但孙中山毕竟既非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也不是单一的实用主义者，这两种貌似格格不入的机制在他身上保持着相对的和谐，成为支撑其政治性格缺一不可的对立两极。政治革命家或多或少带有理想主义或实用主义倾向本无足怪，孙中山的政治性格中则具有两种要素对立统一的不可分性。理想主义引导着实用主义的方向，制约着实用主义的范围和程度；实用主义探索着通往理想境界的千途万径，形成跨越理想与现实之间鸿沟的桥梁。任何一方的过度发展破坏统一，都会导致对孙中山政治性格的否定。

孙中山一生中宗旨与行为的种种矛盾，突出反映了政治性格的相对稳定性及其表现的多样性。作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其最基本的政治态度体现在如何对待专制势力、列强和人民大众，也正是在这三个方面，孙中山的政治性格特征鲜明地凸显出来。

对待专制主义的态度，在辛亥革命前，集中体现在对待清朝皇权帝制，辛亥革命后，则主要是对待军阀的统治。概括地说，就是民主共和与专制集权的对立。这是贯穿孙中山一生政治思想和行为的一条主线。从辛亥革命前的排满革命、争取共和到辛亥革命后的反对军阀、维护共和，“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以及实现真共和反对假共和等，清楚地反映出这一思想轨迹的前后连贯性。然而，在这一主线周围，可以找到许多异向甚至逆向的枝杈。如1895年三四月间，孙中山访晤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时即已表明起义后要成立共和国，选举总统。[4]1897年与宫崎寅藏谈话中，又明确地阐述了对共和制的坚定信念，认为“共和政治不仅为政体之极则，而适合于支那国民之故，而又有革命之便利者也”。[5]惠州起义前后，孙中山更多次向日本和英、法等国的有关方面声明其目的是建立共和国。

然而，在1900年致刘学询函中，孙中山却表示了对帝制的容忍，所谓“主政一人，或称总统，或称帝王”一句，使得一些学人怀疑他是否已由治病救人的济世医生转变为匡世救国的革命斗士。同时，孙中山为了集中力量冲击满族皇权，还试图与李鸿章联络，实行割据独立。民元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更使他陷入了欲巩固民国实则断送共和的矛盾境地。此后，反对军阀成为首要任务，尽管他认识到南与北如一丘之貉，为了达到实现真共和的目的，不仅多次依赖南方军阀反对北洋军阀，还与北洋军阀中的某些派系结成同盟关系，去反对另一更具直接威胁的派系，例如1920年以后的“孙段张三角反直同盟”。

置身于政坛旋涡中的革命家，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目标，必须考虑在关系错综复杂的各种势力之间争取最大限度的支持和同情。这样，作为政治理想的鼓动者和政治实践的执行者，孙中山的姿态往往不一致，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对象，仿佛川剧表演的变脸谱，一会儿一副模样。尤其是1900年的翻云覆雨，时而坚主共和，时而允许帝制，时而与李鸿章合谋独立，时而推容闳为众望所归的领袖，时而声明“打算推翻北京政府”，时而又宣称“不抱任何危险激烈的企图，而是考虑始终采取温和的手段和方法”，加上对英、日、法等国政府所做的种种允诺，令人大惑不解。其实这是幻想、不得已和策略措置兼而有之。如孙中山深知独立之议“必为李（鸿章）所不容”，仍认为“是亦大旱之片云也，唯作万一之预想”。[6]若把孙中山说过的每一句话、做出的每一项允诺都看成他政治主张的直接表述，就很难解释它们之间的相互抵触了。

在一定前提下，投异己之所好，以争取实现自身最终目的的必要条件，正是实用主义的重要体现。如对刘学询，孙中山早已知其“夙抱帝王思想”，因而便以一顶皇冠为诱饵，希望能够惑动其心，使之筹资百万，“以便即行设法挽回大局，而再造中华也”。[7]冯自由说孙中山“用意无非欲得其资助巨款，以达革命之目的而已”[8]，确系公允之见，而非曲意袒护之词。孙中山诸如此类的举动，没有离开（或像有人认为的那样，尚未踏上）共和革命的轨道，恰恰是为了在特定的情况下坚持行此道路。

当然，孙中山的民主共和理想，的确带有空想色彩，他在绘制理想蓝图时，虽然考虑到中国的现实，有针对性地做了改动或调整，但基本还是套用欧美的模式。况且，他长期赖以实现其理想的政治力量严重不足，他与民众的关系比较间接，偏重于军事路线，所依靠的各色群体不仅本身力量弱小，而且与旧势力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孙中山常常不得不在旧势力的圈子里寻找暂时的同路人。他先后寄希望于李鸿章的割据独立，袁世凯的信守约法以及南北军阀的拥兵响应，在利用矛盾、联合各种力量的同时，坚信民主共和是拯救中国的唯一良策，只要实现共和，任何问题都将迎刃而解。为达此目的，他不惜使用一切手段。然而，难以真正实现的共和蓝图不能始终如一地在实践中制约策略的幅度和方向，权宜之计有时成了不受驾驭的脱缰之马，反而使空想和实用的离心倾向急剧膨胀。没有在策略运用时坚持政治宗旨的雄厚力量，正是造成孙中山策略指导思想流于实用主义、有别于灵活性的重要原因之一。

孙中山对待列强的态度，以更大跨度表现出其政治性格的两重性特征及其相互关系。他发动革命的目的，是要使中国摆脱列强的奴役，争取民族独立，把贫穷落后的中国改造成先进发达的近代化国家，说他根本没有反帝思想甚至动机，逻辑上很难成立。何况对于帝国主义一定程度的认识，已为晚清以来一般进步知识分子所共有。不过，孙中山在解决这一问题时采取了迂回战略，他设计了一条绕过甚至通过列强实现民主共和，使国家富强，进而摆脱帝国主义控制的曲折道路。早在1897年至1898年与宫崎寅藏笔谈时，他就基本确立了这一方针。他主张首先应避免欧洲联盟对付中国，万一不幸如此，则先分立各省为自主之国，“各请欧洲一国为保护，以散其盟；彼盟一散，我从而复合之”。“其法以广东请英保护，广西请法保护，福建请德保护，两湖、四川、中原为独立之国”，等到外部压力减轻，“我可以优游图治。内治一定，则以一中华亦足以衡天下矣”。[9]孙中山将根本解决问题的基点放在民主共和的理想之上，只有设法避免列强干涉，才有实现的可能。而一旦实现，则列强皆无足惧。为此，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应当在所不惜。而无论手段怎样与信仰相抵触，毕竟只是手段。

孙中山对其政治理想愈是笃信，其实用倾向的幅度也就愈大。1900年，为了取得日本政府的支持，他曾允诺代为平息台湾闽粤人士的抗日活动。[10]在《致港督卜力书》中，又提出以各国总领事为顾问局员，关税增改须先与列强妥议，路矿船政及工商各业均宜分沾利权等条件，以争取英国的援助。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革命党人非但长期没有正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反而希望以承认不平等条约来换取列强对中国革命的默许。武昌起义后，南京临时政府为了摆脱财政拮据的困境，千方百计寻求外国贷款，先后试图以轮船招商局、江苏省铁路、汉冶萍公司以及长江和近海航行权为抵押，向日本借款，并与日本谈判委托日方建立中央银行，给予发行纸币、免税、办理国库收支、内外国债、改造货币、管理印花税等项特权。[11]在此之前，孙中山还企图以割让或租借满洲为条件，换取日方1500万元的紧急贷款。特别是1915年孙中山同意以出让重大权利与日本政府秘密签约，以求得日方对革命党反袁运动的支持，使其实用主义的离心倾向发展到极致[12]，政治性格的完整统一出现破裂的危险。

如果说孙中山在甲午战争炮声方息，全国反日情绪猛涨之际敢于向日本政府求援的行动还能为国人所接受，那么，1912年的抵押借款和1915年的中日密约就令人难以容忍。武昌起义的潜因之一，正是反对清政府抵押借款的卖国行径，而1915年举国上下都在强烈声讨窃国大盗袁世凯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这使得孙中山与之所代表的社会群体以至于政治派别之间出现了严重分歧，就连汉冶萍公司合办借款也激起国人的强烈反对，中日密约的披露于世，更引起中华革命党内部的不安和混乱。立宪派的一些人未尝没有搅浑水的企图，但他们不正是通过收回利权、反对铁路国有等一系列反帝爱国运动逐渐汇入革命洪流的吗？何况他们本来就对共和制度将信将疑，不像孙中山那样对尚未显示现实优越性的未来社会美景无限欢欣，而更着重于眼前的既得利益。

还有许多人尽管同情和谅解革命党的处境，认为一定限度的灵活是可以允许而且必要的，但同样不满于革命党采取的因袭手段，认为“借款可也，抵当借债可也，而袭满清时代所谓中外合办不可也”。他们沉痛地指出：“恢满清已丧之国权，享世界平和之幸福，得与欧美列邦共立同等地位，此所以起义诸君唱之于前，而吾侪小民不惜捐项糜踵破产亡家和之于后者也。……满清政府卖路矿权失民心矣，而我新政府何又蹈其故辙也。”[13]孙中山自己也知道其举动将会引起怎样的社会反响，他向章太炎诉苦说：“非弟不知权利之外溢，其不敢爱惜声名，冒不韪为之者，犹之寒天解衣付质，疗饥为患。”[14]

作为三民主义的创始人，孙中山对于政治信仰的理想化程度远甚于一般人，因而其策略跨度更大。特别是在没有外援其斗争事业必然功亏一篑的情况下，孙中山往往将策略的实用主义倾向发挥到极限，以图绝境求生。可是，在政治斗争中，策略的抉择与运用的成败，取决于力量的对比。限制孙中山实用主义倾向的理想化信仰，作为一种意志，只是对他本人的政治性格起制约作用，而在现实斗争中，不能转化为客观力量，决定实行策略所产生的后果。得不到民众的支持，政治理想必然流于空幻，策略变成了依赖，被利用的反而是孙中山自己。这样一来，所运用的策略势必违背民族的利益意愿，导致孙中山与民众的疏远，甚至连他所代表的群体和政治集团也与之离异，结果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受骗失败的悲剧。

孙中山长期以先知先觉自居，在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上，又存在着“皇帝”与“太甲”的矛盾概念。他晚年受五四运动和十月革命的影响，加上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作用，政治上有较大的变动。他实行联俄以及容共的政策，乃是因为向列强寻求赞助的一切努力均遭失败，只有苏俄仍然表示支持其反对军阀和列强的斗争，促使其放弃对列强的寄望。他看到了唤起民众的重要，宣布扶助农工，取得了工农大众的拥护和支持，其政治地位大为巩固，实力陡增，可以正面向帝国主义和军阀发起攻击。孙中山不像国民党内的某些人，仅仅是利用苏俄和中共。过分夸大孙中山在这方面的权谋，多少已经超越学术的范围。

不过，政治性格对于政治姿态有重要的影响力，政治性格的两重性导致了政治姿态的多变性。在政治性格矛盾的作用下，孙中山所采取的每一项政治决策往往都包含着多种发展趋势。从佯允帝制、主权相诱到联俄容共的策略变化，无疑反映了孙中山政治态度的进步，但促成这一变化的性格因素又有着前后一贯的共性。即使联俄容共，其性格离心倾向也存在向相反方面转化的可能。这种同因异果的现象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比比皆是，不能依据结果的正确与否来判断原因的异同。孙中山的政治主张试图解决近代各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而这些主张本身就体现了各种矛盾的错综复杂性。

孙中山对待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待民众的态度。作为国民党的政治领袖，他对中共当然不会无所顾忌。而民众的每一步觉醒，都可能加强中共的政治影响力，使之成为国民党政治上的强劲竞争对手。孙中山和国民党可以依靠民众的力量打击列强和专制势力，但又担心民众的崛起与中共的壮大水涨船高。同时，作为拥有号称30万党员的国民党领袖的孙中山，不会以完全平等的态度来处理与尚属幼小的中共之间的党际关系。他接受中共党员个人加入国民党，而始终不同意与中共对等合作，本身就具有内在的规定性，不仅显示了他在这一问题上所达到的高度，也反映了他对此所保留的限度。因此，他在接纳苏俄的意见、接受中共党员的同时，也考虑了如何协调和维持国民党内部各派力量的平衡，并从组织上、政治上确保国民党的优势地位。他曾向反对派声明宁肯解散国民党，个人加入共产党，以表示自己坚定的决心，同时又自居于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的调和地位，只是客观情势迫使其在一段时期里将主要精力集中在排除党内反对接纳中共党员的阻力方面。而当中共对国民党的批评及其在国民党内的组织发展超越其限度时，孙中山就会及时地明确表态，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

不仅如此，孙中山在与苏俄和中共接触洽谈的过程中，还试图与德国、港英当局以及直奉军阀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和援助。这些国共合作以外的种种尝试，并不否定国共合作的必然性。孙中山一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进步，包括晚年的变化，都是在探索中实现的。他的民族独立和民主共和理想与列强、军阀的利益尖锐对立，双方不可能若即若离地长期共存下去。况且这些尝试属于依赖、合作还是利用，虽然很难分辨清楚，却有着原则区别。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主要之敌，不仅为策略原则所允许，而且恰好体现了灵活性的精髓，更何况实用主义还具有讲究权术的特质。孙中山联俄容共不等于从此断绝了与列强的一切联系，以后双方矛盾激化，主要是因为列强对孙中山采取了坚决敌视的态度，失去了回旋的余地。包括国共合作在内的一切寻求外援的努力，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孙中山为实现其政治理想而运用的策略原则，因而也含有变化反复的潜因。

正因为孙中山坚持民主共和理想和务实策略，才会选择联俄容共的方针，使其策略与中国社会变化发展的规律相一致，得到与时俱进的赞誉。信仰的理想主义与策略的实用主义相辅相成，是促使孙中山选择联俄容共的主观动因，也使其有别于国民党内的其他人物。没有理想化信仰的推动，他不会迈出这一步，没有实用性策略的左右，则有可能根本转变或根本不变。因此，孙中山实行容共，既是政治的进步，又是策略的选择。在指出国共合作的历史必然性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到孙中山政治性格的复杂性和内在矛盾，不应夸大其个人的主动性，尤其不应拔高其动机的纯正，只看政治进步的意义，忽略策略选择的影响。

孙中山晚年接受苏俄与中共的部分主张，对三民主义体系进行加工改造，作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的确难能可贵。不过，国共合作的思想基础是孙中山纲领的最高点和中共纲领的最低点的重合，孙中山在三民主义的基础上吸收中共的部分主张形成其纲领的最高点，而中共最低纲领的理论基础则坚持马克思主义。孙中山只是政治态度的变化，思想理论体系并未改变。他宣布“扶助农工”的政策，又主张“唤起民众”，无疑是政治进步，但所谓“扶助”或“唤起”，仍是以救世主的姿态凌驾于民众之上，没有抛弃伊尹训太甲的观念。国民党一大以后，孙中山向国民党干部全面系统地阐述三民主义，重新颁布“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目的即在于坚持和宣传长期以来的理想和宗旨。在孙中山看来，俄国革命的成功，正是三民主义实现的范例，而革命党改组的最大意义，就是以苏俄为楷模，从组织上使国民党真正走向健全和稳固，成为三民主义贯彻实施的有力依托。

可见，与孙中山的性格相吻合，其政治思想和政治决策都是相当复杂的矛盾集合体，弹性相当大。他吸收一些新的思想因素，使奄奄一息的旧机体恢复生机，这距离改变和更新旧体系相差甚远。晚年的变化没有改变孙中山的政治属性，他仍然是一位民主革命家，实行容共政策所要达到的目的，仍是建立由巩固的国民党领导的民主共和的国家政权，以此为解决其他问题的支柱，对此孙中山至死不渝。他既不会因为意识形态和信仰的分歧而影响其寻求援助的政治决策，也不因政治决策的变化而彻底改变自己的信仰。

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使孙中山很少顾及策略与原则、政治决策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是否合乎逻辑，而是更加注重实效。因时过境迁而产生的道德价值观和心理上的差异与隔膜，令后人难以按照现行的观念来理解孙中山的一言一行。孙中山历尽千辛万苦、千回百折之后最终走向联俄容共，并在有生之年坚定地主张和维持合作关系，使其政治性格的轴心与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同步运动，没有他的积极作用，联俄容共难以顺利实现。同样，坚持自我主体，是孙中山接纳中共的前提，很难设想他能够容忍改变这一前提条件。而孙中山在世之日，具有超越各方势力之上的地位、理念和策略，其他势力也不大可能改变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