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人物或领袖在历史上往往发挥超常的作用，而其作用的大小，除了取决于该人物所属的群体及时代等要素外，还受其个性的影响。所以马克思说：历史“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1]阶级与个人不能等同，阶级性或许决定了个性的最本质方面，但个人并不总是以其所属的阶级为转移，因而阶级性不能代替个性；同一阶级甚至同一政治集团中的不同人物在相同的历史条件下起着不同的作用，所以也不能简单地用时代局限性来解释他们之间的种种差异。如果只是在必然性的范畴中寻找区别这些差异的根据，而把个性这一在宏观领域中的偶然因素排开，否定它对人物具体行为的决定作用，那么，栩栩如生的人的历史活动就会变成呆板的机械运动，个性差异淹没在阶级定性的公式之中，从而使千姿百态的历史群像千人一面，笼罩上一层宿命论的神秘色彩。

所谓个性，本身也包含着内在的两重性，作为一般人性的具体表现，它反映了人与自然界中其他生物的区别，其内涵是单纯的；作为特定历史阶段和特定环境中的具体人，则又是无限丰富的。相对于个性所体现的一般人性，阶级性无疑抽象得多。阶级分析打破了抽象的人性观，使得对人的研究建立在社会经济关系的客观基础之上，认识由笼统进一步细分化，但不应把个性仅仅当作抽象人性的表现而抛弃。一般人性和阶级性可以反映个性最基本或最本质的特征，可是个性绝不单纯为一般人性和阶级性的具体表现形态或演绎，它还包含大量不能为后者所涵盖的因素。通过历史人物研究阶级性，需要抽象掉这些因素，一旦回到具体历史人物的研究，却必须着重考察这些因素。因此，研究历史人物，不能简单地停留在阶级分析的层次上，而要具体地把握一般人性、阶级性和个性三个不同层次的区别与联系。

孙中山无疑是一位杰出人物，可以说，在他身上演化着一部那个时期的中国历史。然而，孙中山毕竟不只是历史的直接投影，其个性十分鲜明而复杂，这不仅使得同时代人众说纷纭，而且让中外史学界至今争论不休。特别是对他一生中各种“出格”之事，或热衷于寻找辩解之词，或善意地讳莫如深。可是，回避与开脱绝非解决问题的良策，这种情况已经严重影响到孙中山研究的学术价值，一些国外学者对此颇有物议，他们的意见很难用立场不同的概念断然排斥。而弄清孙中山的政治性格特征，或许有助于总体把握其看似自相矛盾的言行的内在联系，得出符合历史实际并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