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有两个显著特征。其一，一般不赞成笼统地反传统。戊戌以来，疑古反古思潮久盛不衰，到五四发展为彻底的反传统之风。与同时代的一般新派思想家不同，孙中山很少流露出根本否定传统文化的倾向。他早年在家乡打毁神像，被视为反传统的行动，动因却可能是基督教义的影响。对于俗尚鬼神，浪费大量资源，孙中山也有所批判。他不大相信中医，“平生有癖，不服中药”，却“喜聆中医妙论”。[45]这当然是学历职业使然，同时也因为中医的神秘尚未揭晓。那时激进如鲁迅，宽仁如陈寅恪，对中医都予以疑弃。

关于方块汉字，孙中山认为：“每字一义，至为简洁，亦当保存，惟于科学研究须另有一种文字以为补助，则采用英文足矣。”[46]这比汉字罗马化的倡导者要平和得多。他甚至明确表态：“虽今日新学之士，间有倡废中国文字之议，而以作者观之，则中国文字决不当废也。”[47]对于新文化运动，孙中山赞成其纳新的一面，至于吐故，至少文化层面上未表赞同。他在三民主义演讲时大谈传统文化，很大程度上也是对新文化运动疑古、反传统和西化风潮的间接批评，不赞成简单地全盘反传统。

不做一般性的反传统，与孙中山的认知方式及个人经历密切相连。首先，孙中山不像近代多数革命者或改革者那样，将政治腐败、社会落后归咎于文化。尤其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对辛亥革命和民国政治的极度失望，令许多知识人产生焦躁愤**绪。他们认为，单靠政治革命不能根本改造社会，只有从精神上割断与传统的一切联系，才能推动社会进步。孙中山则始终认为，专制政治是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他说：“几世纪以前，中国为现代世界上各文明国之冠。到了现在，中国文化停滞，西方各国驾乎我上，我反瞠乎其后。这全由于中国政治背道而驰。”[48]按照他的看法，“如果有了良政府，社会的文明便有进步，便进步得很快。若是有了不良政府，社会的文明，便进步得很慢，便没有进步”。中国的历史显示，“周朝何以有那么好的文明呢？便是因为有文、武、成、康的良政府。到了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政府便不良，文明便退化。弄到古时已经有了的文明，到后来几乎绝迹”。[49]即使在早期，他也认为中国现实中的种种社会问题，“并不是出于中国人的天性，而是由于人为的原因和人工导致的倾向引起的”。只要推翻腐败统治，建立贤良政府，就可以改进。他甚至认为，日本之所以强盛，就是因为保持了中国的旧文明。而中国丧失其固有文明，所以落后。[50]1922年他在公开演讲中指出，中国文化两千年来不进步的原因，一是政治专制；二是求进步的方法不对，即知而不行。解决的方法，正是恢复传统。

其次，孙中山长期生活于海外，亲历各国，又熟悉中西史籍，很清楚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位置，因而没有一般反传统思想家的两个通病，即对西方文化的看法理想化，缺乏切身体验和全面了解，以及对欧美以外的其他文化视而不见，一味将中国与近代西方类比。孙中山深知西方社会亦有利弊，并不认为西方的一切优于中国，整体上坚持中西互补。1905年访问第二国际时，他便表明希望中国跨越资本主义的意愿。辛亥革命成功在望之际，他在欧洲提出：“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前旧有文化而融贯之。”[51]民初又声称：“我中国是四千余年文明古国，人民受四千余年道德教育，道德文明比外国人高若干倍，不及外国人者，只是物质文明。”[52]《建国方略》中更列举大量史实证明，即使在物质方面，历史上中国也长期处于领先地位，有些优势甚至一直保持到近代。他批评那些认为外国高度文明是因为他们有一种特长的归国留学生：“说这样话的人，是自己甘居下流，没有读过中国历史，不知道中国几千年都是文物之邦，从前总是富强，现在才是贫弱。”[53]他认为中国文化不仅比澳洲、檀香山土人、印度人、菲律宾人和北美黑奴要高得多，若“不以近代文化发达的情形比”，中国文化甚至“较西方各国的文化高的多”[54]，因此“人民的程度比各国还要高些”[55]。也就是说，孙中山认识到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前近代社会的最高成就者。在此基础上，可以依托、改造、利用，易旧为新，转弱为强，不能照搬外国。如他主张取法外人，认为各国宪法，“有文宪法是美国最好，无文宪法是英国最好”。但英国“不能学”，美国“不必学”，而要以中国始创，自古独有的考选、纠察来补充改善。[56]

再次，就传统文化而言，孙中山很有些厚古薄今，视上古社会为理想楷模。他说：“中国现在底文明，一不如外国，二不如古人。中国古时底文明进步很快，外国近来底文明，进步很快。”[57]这里的古，主要指三代之世，尤其是唐尧虞舜。早年他即对“古先圣贤王教化文明之盛”心仰慕之，以“生于晚世，目不得睹尧舜之风，先王之化”为憾，决心“再造中华，以复三代之规，而步泰西之法”。[58]民初又说：“我国数千年历史之中，最善政体莫为尧舜。”[59]晚年尚儒，才说：“在我们中国，自有史四千余年以来，社会极文明的时候，莫如周朝，那时候种种哲学和科学的文物制度，外国到今日才有的，中国三千年以前便老早有了。”[60]受此影响，孙中山往往感到中西相通，甚至认为西不如中，对近代流行一时的西学中源论有所附和。如称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61]，而以管子为经济学家。他以为西方共和政体与三代之治相合，“三代之治实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者也”[62]，以后一直坚持这种看法，“盖尧舜之世，亦为今日之共和政体，公天下于民”。[63]

农业和教育，是孙中山早年关注的社会问题。他认为：“自古教养之道，莫备于中华，惜日久废弛，庠序亦仅存其名而已。泰西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遗风。”[64]中华自古养民之道，首重农桑，先秦“为宰邑者，蚕绩蟹筐，著有成效。近世鲜有留心农事者，惟泰西尚有古风。”[65]称赞三代以上农政有专官之制，批评后世为民牧者“听民自生自养”，使农政“日就废弛”。[66]

孙中山的一些理论，的确是参照古史，针砭西方社会痼疾而来，如五权宪法，他“主张五权分立制以救三权鼎立之弊”，认为弹劾、考试“二种制度，在我国并非新法，古时已有此制，良法美意，实足为近世各国模范。古时弹劾之制，不独行之官吏，即君上有过，犯颜谏诤，亦不容丝毫假借。设行诸近世，实足以救三权鼎立之弊。至于考试之法，尤为良善，稽诸古昔，泰西各国大都系贵族制度，非贵族不能作官。我国昔时，虽亦有此弊，然自世禄之制废，考试之制行，无论平民贵族，一经考试合格，即可作官，备位卿相，亦不为僭。此制最为平允，为泰西各国所无。厥后英人首倡文官考试，实取法于我，而法、德诸国继之”。[67]据此，“故中国实为世界进化最早之第一国。徒知外国有三权，而外人则固视中国为民权发达最早，尝摹仿吾国之办法矣”。“故甚望保存此良法，而勿忘记中国自己之良法也。”[68]反对“祖宗养成之特权，子孙不能用，反醉心于欧美”[69]的外化思想。当然，五权不一定能救三权之弊，但孙中山即使在民主政治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也强调传统的重要与有用，并且其信念一贯而真诚。

不过，孙中山的理论原点多数还是来自西学以及对中国社会的考察体验，与传统文化的联系，有些是后来附会上去。例如平均地权思想，宫崎寅藏曾经问他：“先生土地平均之说得自何处？学问上之讲求抑实际上之考察？”他答称：“吾受幼时境遇之刺激，颇感到实际上及学理上有讲求此问题之必要。吾若非生而为贫困之农家子，则或忽视此重大问题亦未可知。”[70]后来他提出的解决方案，主要是受欧美学说的影响。参与过有关讨论的秦力山记道：“西儒社会学家论公地者甚众，惜东洋无译本。□□□（应为孙逸仙）君通西文，尝言之，然尚无成算。”[71]以后则逐渐加入三代井田、王莽王田、王安石青苗法、洪秀全公仓等例证。据梁启超所记，孙中山开始并未引述中国史迹，只是陈述自己对于现实的看法，提出土地国有之策。梁启超聆听之后，认为其说“颇有合于古者井田之意，且与社会主义本旨不谬”。[72]则孙中山引证史实，或许由此而来。

孙中山在撰写《建国方略》及三民主义演讲时，大量引述古史，也多是向他人讨教得来。此举用意有二：一则感到自己的认识与中国的历史文化相通，所谓符合国情。因为“中国人之心性理想无非古人所模铸，欲图进步改良，亦须从远祖之心性理想，究其源流，考其利弊，始知补偏救弊之方”。[73]二则以古史为据，易于宣传推广。因为“中国人崇拜古人的心思，比哪一国人都要利害些”[74]，所以用“不过广我故规，参行新法而已”[75]相号召。

随着时间的推移，孙中山的理论体系中越来越多地加进了国学的论据。到了晚年，他更将传统儒学说成是三民主义的理论本源，而将三民主义视为儒学的继承与发展。早期的中西相通和局部的中学优化说，与对中国道德文明的一贯笃信相糅合，进一步扩大为整体上中国政治哲学优越于西方近代文化的理念，将格致诚正修齐治平视为人类社会的最高范畴与真谛，指称欧洲各种新文化新学说，“都是我们中国几千年以前的旧东西”。[76]最终不仅认为王道优于霸道，而且以亚洲为“最古文化的发祥地”，欧洲古代的希腊罗马文化都传自亚洲；亚洲早就有哲学、宗教、伦理、工业的文化，“推到近代世界上最新的种种文化，都是由于我们这种老文化发生出来的”。[77]这些被胡适视为“自大狂”的观念在学术上当然难以成立，但针对亚洲崇尚西洋文明、民族精神萎缩的时尚，确有值得反省之处。

孙中山对待传统文化态度的第二个特征是信而不泥。他并非书斋式的学问家、思想家，自称：“余所治者乃革命之学问也，凡一切学术有可以助余革命之知识及能力者，余皆用以为研究之原料，而组成余之革命学也。”[78]戴季陶曾经说：“我们读书是弯着腰去接近书，中山先生则是挺着胸膛在读书，合于他的需要的便吸取之，不合于他需要的便等闲视之。我们是役于书，而他则是役使着书。”[79]用孙中山自己的话说就是：“如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奴，则载籍皆似为我调查，而使古人为我书记，多多益善矣。”[80]

同时，从务实的角度出发，孙中山认为：“解决社会问题，要用事实做基础，不能专用学说的推理做方法。”[81]其理论不少即是实地考察得来。这使得孙中山对传统文化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很少将中西文化做笼统的类比和简单的是非判断。例如他将文明分为物质和心性两方面，“持中国近代之文明以比欧美，在物质方面不逮固甚远，其在心性方面，虽不如彼者亦多，而能与彼颉颃者正不少，即胜彼者亦间有之。彼于中国文明一概抹杀者，殆未之思耳”。这些令新文化派大不以为然的见解，恰好反映了孙中山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与之有别。

对于中国重文轻武的传统，孙中山也不完全否定，一方面他承认：“其弊也，乃至以能文为万能，多数才俊之士，废弃百艺，惟文是务。此国势所以弱，而民事所以不进也。”另一方面又认为：“然以其文论，终不能不谓为富丽殊绝。”“以文字实用久远言，则远胜于巴比伦、埃及、希腊、罗马之死语。以文字传布流用言，则虽以今日之英语号称流布最广，而用之者不过二万万人，曾未及用中国文字者之半也。”中国不为侵入之族同化，而能同化外族，“则文字之功为伟矣”。[82]另外，他对清朝的司法制度严厉抨击，却又说“中国的成文法还算好”[83]，症结主要在于官僚的贪污腐败。

在孙中山看来，中国文化因时而异而非一成不变。因此，尽管他向往三代之治，对秦以降的专制政治则深恶痛绝，对清朝统治尤为憎恨，批评那种“以为我中国的文明极盛，如斯已足，他何所求”的自大保守倾向，认为“我们中国先是误于说我中国四千年来的文明很好，不肯改革”。[84]他虽然盛赞中国创始考选，但承认“可惜那制度不好，却被外国学去，改良之后成了美制”。[85]他不以对中国文化的推崇作为反对变革的论据，而鼓吹追寻将旧物变新物的改革之幸福。与一般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不同，孙中山推崇上古治世，而对儒学内核的纲常名教，出于痛恨君主专制，早期鲜有赞词。1919年手撰三民主义时，还明确表示：“我中国数千年来圣贤明哲，授受相传，皆以为天地生人，固当如是，遂成君臣主义，立为三纲之一，以束缚人心。此中国政治之所以不能进化也。”[86]这也是孙中山思想与新文化运动共鸣最强的表现。直到晚年宣讲三民主义时，孙中山才开始提倡忠孝仁义，而加以重新解释，赋予不同的内涵。

综观孙中山一生，对待传统文化既有一以贯之的坚信，又有因时而变的权通。其既不墨守成规也不轻言割弃的态度，使之与反传统主义及文化保守主义区别开来，不仅当时独树一帜，也留给后人一种可资借鉴的思路。而用孙中山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方法来研究孙中山的传统文化观，放弃简单笼统的判断，可能更容易理解历史的复杂与真实。孙中山和同时代其他思想家的根本相异之处，或许就在于现实主义与所谓正义体系的对抗，而这正是孙中山认识方法的现代性与其他被传统制约的思想家不同的重要表现。

[1] ［日］岛田虔次：《关于孙中山宣扬儒教的动机论》，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下册，1738～1749页。

[2]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册第9卷，46～49页，台北，1969。

[3] 《复翟理斯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47～48页。

[4] Evelyn Sakakida Rawski：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9。

[5]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18页。

[6] 《在沪尚贤堂茶话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321页。

[7]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14页。

[8] 陆灿：《孙中山公事略》，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主编：《孙中山研究》第1辑，334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

[9]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14页。

[10] 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23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1] 《在沪尚贤堂茶话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321页。

[12] 邵元冲：《总理学记》，尚明轩、王学庄、陈崧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6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3] 郑照：《孙中山先生逸事》，《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517页。

[14]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1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15]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128页。

[16] 《伦敦被难记》，《孙中山全集》第1卷，49页。

[17] 《复伏尔霍斯基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107页。

[18] 《致麦克威廉斯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256页。

[19] 《致戴德律函》《致咸马里夫人函》，《孙中山全集》第3卷，145、148页。

[20] 《与宫崎寅藏等笔谈》，《孙中山全集》第1卷，178、179页。

[21] 《孙逸仙小史》，《民立报》，1911年11月23日。

[22] 俞辛焞、王振锁编译：《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610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

[23] 《致萱野长知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355、357页。

[24]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250页。

[25]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251页。

[26] 《与日人某君的谈话》，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53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27] 黄季陆：《国父的读书生活》，《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838页。

[28] 黄季陆：《国父的读书生活》，《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837页。

[29] 吴敬恒：《总理行谊》，《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713页。

[30] 吴敬恒：《我亦一讲中山先生》，《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701页。

[31] 马湘：《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121页。

[32] 吴敬恒：《总理行谊》，《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713页。

[33] 张永福：《孙先生起居注》，《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820页。

[34] 邵元冲：《总理学记》，《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697页。

[35] 《与冯自由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586页。

[36] 《在广东省教育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491页。

[37] 耿伯钊：《孙中山先生的生活片段》，《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218页。

[38]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238、239页。

[39] 《在沪尚贤堂茶话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321页。

[40] 《与罗斯基等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585页。

[41] 邵元冲：《总理学记》，《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696页。

[42] 《〈支那现势地图〉跋》，《孙中山全集》第1卷，187页。

[43] 《在香港大学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7卷，116页。

[44] 张道藩：《赴法国前晋谒国父的经过》，《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786页。

[45] 《与葛廉夫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1卷，571页。

[46] 《在欧洲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560页。

[47] 《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180页。

[48] 《与克拉克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9卷，151页。

[49] 《在广州全国青年联合会的演说》，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8卷，31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50] 《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278页。

[51] 《在欧洲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560页。

[52] 《在安徽都督府欢迎会的演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5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53] 《在广州岭南学生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8卷，539页。

[54] 《与克拉克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9卷，149～150页。

[55] 《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280页。

[56] 《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329～331页。

[57] 《在桂林学界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6卷，70页。

[58] 《复翟理斯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46～47页。

[59] 《在神户国民党交通部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43页。

[60] 《在广州青年联合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8卷，318页。

[61] 《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510页。

[62] 《与宫崎寅藏平山周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173页。

[63] 《在神户国民党交通部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43页。

[64] 《中国的现在和未来》，《孙中山全集》第1卷，97页。

[65] 《农功》，《孙中山全集》第1卷，5页。

[66] 《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10页。

[67] 《在杭州陆军同袍社公宴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346～347页。

[68] 《宴请国会及省议会议员时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4卷，332页。

[69] 《与刘成禺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444页。

[70] 《与宫崎寅藏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583～584页。

[71] 遁公：《上海之黑暗社会自序》，《国民日日报》，1903年8月19日。

[72] 饮冰：《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4年第14号，1906年9月3日。

[73] 《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180页。

[74] 《在桂林学界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6卷，68页。

[75] 《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17页。

[76] 《孙中山全集》第9卷，230～231页。

[77] 《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401页。

[78] 邵元冲：《总理学记》，《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694页。

[79] 黄季陆：《国父的读书生活》，《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839页。

[80] 《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179～180页。

[81] 《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15页。

[82] 《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179～180页。

[83] 《中国的现在和未来》，《孙中山全集》第1卷，89页。

[84] 《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279～281页。

[85] 《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330页。

[86] 《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5卷，1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