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一词，至少目前使用起来有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内涵外延因人而异，界定含混，并无公认准则。由于儒学的影响巨大久远，几乎成为传统文化的代名词，中外学者谈到孙中山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时，不少人就直指儒教或儒学。然而，儒教与传统文化二者并不对应，因为儒虽显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却不能涵盖后者。对此，陈寅恪早有高论。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说：“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儒者在古代本为典章学术所寄托之专家。……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悉采入法典。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凡新儒家之学说，几无不有道教，或与道教有关之佛教为之先导。”[24]
对此庞大课题，本文难以展开，所要强调的是，至少春秋战国以来，思想层面的所谓传统文化经历了百家、儒墨、法家、黄老、玄学、三教的兴替，孙中山本人在言论著述中，先秦诸子就提及过管子、商鞅、老子、墨子、鬼谷子等。各家内部派别林立，墨析为三，儒分为八，往往相反相对，而各家之间有时反而互相沟通。如“秦之法制实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中庸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为儒家理想之制度，而于秦始皇之身，而得以实现之也”。[25]即使同一派别，也有阶段之异。孔子之儒与子思、孟子之儒已有所不同，宋明理学变化更大。孙中山说：“我辈之三民主义首渊源于孟子，更基于程伊川之说。”其实二者分别不小，而他只管取其所需。他后来常常讲的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又有所不同。从学术渊源考察，不知异同则不专精，不究脉络则难通博，称之为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颇为牵强。孙中山自称三民主义“不过演绎中华三千年来所保有之治国平天下之理想而成之者也”[26]，即使排除矫情，也应从政治角度来理解。
孙中山好读书买书，与之相识的中外人士有口皆碑。他不但平常手不释卷，就连流亡颠沛、戎马倥偬、日理万机、身陷危境、重病卧榻之际也坚持不懈。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每当革命事业遭受挫折失败时，他便“取专门巨著而细读之，从容一如平时，一点无沮丧悲观的形象”。[27]仅此一事，即令追随者钦佩得五体投地，自觉形秽。好读者爱买书，孙中山从在檀岛读书时起，就养成买书的习惯。尽管他经常颠沛流离，还是不断地大批买书，特别是各种新书，有时即使借钱也要买。在广州大本营时期，每月买书需毫洋三百元（约合美金150元）。他一生东奔西走，随身行李主要是书籍。读书是孙中山吸收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
要想弄清楚孙中山如何从阅读中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则须进一步分析所读内容。首先，孙中山读书买书以英文为主。这一方面由于其阅读理解英文强于中文，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读书要多读新出版的名著，这样才能渊博，才能吸收新知”。[28]而在孙中山的有生之年，有创意的中文新书尚不多见。像梁启超那种辗转贩卖的二手货，只能吸引国内的青年学子和蒙昧官绅，留学生已经啧有烦言，不时揭露其抄袭外人著述，在孙中山看来恐怕更少魅力。至于戊戌后新文化之风鼓**引进的种种西学新学，孙中山比较容易看出其中的浅薄错误，兴趣也不会太大。他最喜欢买的书有两类，一是“各国说到中国的书”，二是“最新讲到各种主义的书”[29]，因而“把最新欧美的社会学说，无不浏览”。[30]他对欧美国家，至少是英文世界的社会人文、自然科学的名著、专著、新著相当熟悉，又善于使用年鉴等各种工具书，并与书店关系密切，可向外国直接订购，十分了解最新思想学术动态。与人交谈讨论时，正是这一点令对方吃惊和敬佩。黄季陆几次讲到关于《战后欧洲新宪法》《近代政治问题》两书的事，足以证明。黄在美洲新获，在归途中刚刚读完的这些新版书，孙中山不仅已经购得，而且看完上架。
从有关孙中山购买和携带书籍的记载看，所购绝大多数是欧美英文书，如广州大本营时期每月美金150元，即用于购买外国书报。明确提到其买中文书籍的记载，只有一次在上海棋盘街的一间旧书店选购了一批线装书。[31]流亡之际，随身所带也多为英文书。而中文书除用作宣传品外，自己备用者据说有一部局刻《资治通鉴》。[32]在讨论和撰述过程中须引用古籍时，孙中山求教于人多，指点与人少，和他对英文著作的熟悉适成鲜明对比。从邵元冲《总理学记》可见，在国学范围内，孙中山不仅具体征引中文典籍时要咨询他人，就连看什么书，以及研究某一问题时需要参考什么书，也须他人提供意见。如中国制造舟车、发明火药的起源，周秦学术流别，郑和下西洋的史实及船舶构造等。而涉及西学范围时，这种现象鲜有发生。
其次，在中文书里，孙中山对史地的兴趣更大，经书诸子，用功较少，尤不嗜美术图画，丝竹音乐，中西诗歌等。[33]邵元冲说：“总理毕生可谓不读无益之书者，凡中西典籍以及报章杂志，无不博读，然从未见总理一读小说杂部，及其他无关学术之书。”[34]这从孙中山本人的言论著述中可以得到印证。据大陆出版的《孙中山全集》，他只是在三民主义演讲时提过一次《三国演义》，另外在他人转述的谈话中提及神仙说部。[35]即使西方文学，也仅提到一次人所共知的《鲁滨孙漂流记》，一次《黑奴吁天录》。他虽有过一次与胡汉民、朱执信等谈诗的记载，对诗词显然不熟，所以将苏轼《题西林壁》中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句，当作成语。[36]
对于汉文古籍，孙中山史地较熟。曾任临时大总统秘书、长期追随孙中山的耿伯钊说：孙中山“看的书种类很多，有英文书籍，也有线装的古书，主要的是学习历史、地理和政治经济。中山先生对中国历史很有研究，他特别注意两个朝代新旧交替的历史”。[37]这与孙中山的言行相符。早年补习汉文时，他便以能读马、班书为准的。所谓好三代两汉之书，后者具体即指《史记》《汉书》。据说他曾详读过廿四史，又随身携带《资治通鉴》，与人交谈讨论，常引史实为据。孙中山好史，与世风相合。清代朴学本来经史并重，但治经易而治史难，“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之一途”。清末民初，经学盛极而衰，史学则呈宋以来再度复兴之势，原因为：“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38]孙中山虽非学者，但时局学风，感同身受。他说：“欲改革政治，必先知历史；欲明历史，必通文字。”[39]他发奋学习中文，正是为了明史。
当然，作为革命者，对历史的兴趣又别具特色，孙中山尤其注重新旧朝代更替的历史，亦即“革命”的历史。谈论最多的是，殷周更替，楚汉相争，隋唐之变，宋辽金和战，元明兴亡以及太平天国起义的历史。其着眼点在于：1.“人民揭竿而起，匹夫有天下，历史视为寻常”[40]，说明民主革命的合理性；2.驱逐异族，实行民族革命的正当性；3.民族英雄的精神业绩及圣贤的成功之道；4.义军领袖的政略得失；5.揭示中国既有政治制度的独特性，以补充其建政理论，如五权宪法；6.防止纷争割据的必要与方法。显然，其主要目的在于寻找除旧布新的要诀和鉴古知今的明镜，以充实验证其革命与治世方略。如他主张开放，便引述过著名的景教碑及唐代大批外国留学生来中土求学的史实，作为中国历来并不自我封闭的证据。
史地相较，孙中山“于中国舆地研治最精”[41]，这方面可以说具有专业的水准。早年手绘《支那现势地图》，参考古今中外地图制成，准确度堪称当世第一。与同时由近代中国最精地理学的邹代钧翻译绘制的详图相比，虽然详略不一，但邹代钧各图主要是译刻，较少参校，孙中山则以邹氏用作主要底本的俄国制中国各省图与德国、法国制中国南北省地文、地质图及英国制中国海图相互比较，辑绘而成。在“撮取大要”的总图之外，还准备制作“精详”的分图。此后，他依然乐此不疲，对收集研究地图保持极大兴趣，大本营时期参军邓彦华即为其专掌地图。孙中山将研究地图作为了解国情、制定方略的依据，但凡起义发难、交通布局、港口整理、国防建设等，无不于精研地图后决定。由此可见其科学务实精神。诚如他所说：“然实学之要，首在通晓舆图，尤首在通晓本国之舆图。”[42]
传统文化不仅内容有别，层次也有异。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大小传统并存互渗，士大夫思想与民间习俗差若天渊。有时同一言行，在不同文化层面含义迥异。孙中山出身岭南农家，国学教育又不充分，加上西方科学精神的影响，以及他对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钻研，更注意从下层生活的实际体验中吸取经验，归纳提纯，以充实其理论体系。在早期，他常常引述古史和亲身经历为证，如以僻地荒村之民的自议自理自治与三代之治相比照，说明中国可以实行共和制度。后来甚至说：“乡村政治乃中国政治中之最清洁者，愈高则愈龌龊。”[43]又以景教、佛教、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民众行为相参证，论证中国人本性并不排外保守。对西方文明的学习吸收，也力主亲临考察，眼见为实。他告诫留学生：“到外国去不要以能读死书求得一点智识为满足”，“除了专门科目而外，随时随地留心考察研究各国的人情、风俗习惯、社会状况以及政治实情等等”[44]，认为“活的智识”更为有用。“二次革命”后、避居上海时及晚年准备三民主义演讲之际，孙中山曾大量阅读中外典籍，对国学也下了一番功夫，但著书演讲时，仍习惯于引述下层生活的实例。这不仅是求通俗易懂，也与早期论述风格相通。
下层社会长期受正统文化的影响，又有其独立的规范，并非儒教所能涵盖。鲁迅即认为：中国根柢全在道教。即论儒学，孔子所承为周公礼制，开始礼不下庶人，后虽下移民间，却演化为礼俗礼教。所谓神道设教，是大小传统相互调适的表现。而调适后的文化现象在大小传统间同源异形异义的情况相当普遍，如冥钱与名器即为一例。简单冠以儒教之名，泛称尚可，作为严格的学术概念，则欠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