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大文化而言，对于传统文化的学习继承，最重要的途径是教育。中国有大量以文字形式流传的典籍，表述和记载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符号是中文，而未受教育者即使置身同一文化环境中，与大文化的关系也相当疏离。了解孙中山与传统大文化的关系，首先应当考察其作为母语的汉语程度。这一问题早期并非没有疑问，例如吴稚晖就曾怀疑孙中山是否识字。[2]即使到今天，海内外研究者对其汉语水平持怀疑态度者也不乏其人。当然，一般说来，人们主要是以阅读和写作文言文等书面语的能力作为评判标准。

孙中山自称：“幼读儒书，十二岁毕经业。”以后辗转于夏威夷、香港和檀香山，“复治中国经史之学”。然后改习西医，“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3]他9岁入村塾，先后随王姓塾师、赖桂山、程步瀛学习《三字经》《千字文》《幼学故事琼林》《古文评注》以及四书五经选读等。这是中国农民子弟一般所能受到的启蒙教育。据Rawski在《清代教育与民众识字率》一书中的描述，其具体过程大致是头一年学习“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学生可掌握两千左右的汉字，然后学习四书五经。由于完全采用死记硬背的方式，学生并不明白所读书籍的意思，更不用说四书五经所含的微言大义。而且，头一年习字时一般不讲解词义，加上四书五经文字难懂，学生往往认不出已学之字，更无法将这些字联组为有意思的词。《幼学琼林》之类的读物，正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而增设，以便帮助学生运用已学过的字来读书作文。经过两三年的学习，学生可以读写简单的文章。[4]在传统教育体制中，这只是为正式进入儒学教育做准备。而孙中山的启蒙仅仅达到这一程度。他曾向塾师要求讲解所读书籍的内容，遭到拒绝，于是发誓今后要自己读出书中的道理来。[5]

旧式启蒙教育的弊端之一，是学生如果不能继续学习以达到读懂的程度，便容易忘记。孙中山虽然记忆力较强，也难逃此厄运。他说：“我亦尝效村学生，随口唱过四书五经者，数年以后，已忘其大半。”[6]

1879年至1883年，孙中山远赴檀香山，回国后又到香港就学，所进均为英文学校。此后来往于檀香山、香港之间，直到1886年20岁时进入广州博济医院学医，才在课余请陈仲尧教授国文，每日坚持不断。一年后他转到香港西医书院，“陈亦同行，遂仍日就陈读”。[7]这是他第二个集中学习中文的时期。尽管在檀香山和1883年在香港拔萃书室读书期间，曾分别请杜南、区凤墀帮助补习国文，但时间很短，收效不大。所以，1895年11月6日《镜海丛报》所刊《是日邱言》称：孙“壮而还息乡邦，而不通汉人文，苦学年余，遂能读马、班书，撰述所学”。在此前后，孙中山还在檀香山“从乡中宿儒陆星甫、杨汉川潜修国学”。[8]

经过一段刻苦用功，孙中山的中文有了长足进步。到1892年毕业之际，汉文“所学亦已大进，人咸讶其进步之速。”[9]其早期撰写的几篇文字，如1890年的《上郑藻如书》、1891年的《教友少年会纪事》《农功》、1894年的《上李鸿章书》，虽然曾经陈少白等人修改润色，基本由孙中山独力完成，可见其汉语程度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差。此后的《拟创立农学会书》《致区凤墀函》《复翟理斯函》、所译《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等，也应是其本人手笔。

一定程度的中文和中学素养，是孙中山与中国士绅交往联系的重要依托。在早期香港的学友中，陈少白、尤列国学素养较好。组织农学会时，又与刘学询等官绅往来。特别是1898年后，孙中山与许多正途出身的维新士绅接触，如汪康年、文廷式、梁启超、章炳麟、汪有龄、周善培以及众多康门弟子，其中文廷式、章炳麟和梁启超在近代学术史上占有显著位置，章、梁还是大师级人物，没有一点儿国学根基，真是毋庸置喙。而孙中山与之交谈切磋之际，不仅能够大谈西学，而且间或可以列举经史以为佐证。

不过，孙中山所受国学教育毕竟有限，未经名师指教，极无系统，主要靠自己勤奋好读，应付一般场合尚可，打通作为国学大道的经史则力有不逮。其所好三代两汉之文，恐怕只能包括四书五经及《史记》《汉书》，而且限于精神大意及文辞文采。所谓盲左马班，时尚而已，与所说一些儒学语录不过是当时的流行语一样。现代学者博大精深如陈寅恪尚且自称“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10]，可见学术研究与一般了解差距之大。

对于所称好三代两汉之文及学习方法，20年后孙中山本人有一段极好的说明：“乃取西译之四书五经历史读之，居然通矣。”[11]关于此事，邵元冲所记更为详尽：

总理自言，幼时旅港肄业，所习多专于英文，嗣而治汉文，不得合用之本，见校中藏有华英文合璧四书，读而大爱好之，遂反复精读，即假以汉文之教本，且得因此而窥治中国儒教之哲理。又英译本释义显豁，无汉学注疏之繁琐晦涩，领解较易。总理既目识心通，由是而对中国文化，备致钦崇，极深研几，以造成毕生学术之基础。[12]

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孙中山以英汉对照本读四书五经，主以英文，辅以中文，则理解上中文反不及英文；其二，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不习惯于汉学注疏的繁琐晦涩，英译本反而易于理解。就方法而论，读三代两汉之文，不依赖注疏鲜有能通晓者；而英译本释义，等于按照译者的语言文化诠释重构。语言的互译受抽象概念与经验知识的双重影响，往往发生错解或变形。世界上没有能够完全对应的两种语言，更不用说还有文化背景的差异（包括社会与个人），往往所指相同，各自的意思和理解却大相径庭。儒学对于欧洲走出中世纪的神学垄断，步入理性世界起了重要作用，为启蒙大师们交口赞誉。他们对儒学的理解，与中国人显然不尽相同。

将四书五经全文英译的是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14—1897），1843—1873年他担任英华书院院长期间，在王韬的帮助下完成译事，于1861年至1886年陆续出版。孙中山读的很可能就是这一译本。尽管这迄今仍被认为是范本，但孙中山以此为捷径，所理解之儒，既非先秦旧儒，亦非中古新儒，更非近代的孔家店，而是洋装欧化的舶来品。这使他对儒学的看法与一般新学者迥异。孙中山的国文后来虽有进步，汉籍英读的方法始终未曾舍弃，据说读十三经时仍用英译本，以便撰写理论著述，或准备三民主义演讲。可见此法影响孙中山的一生。

孙中山的英文又如何？据目前所见资料，其阅读、听说能力较强。他受过12年的英语教育，在同时代的中国人中，外语算是出类拔萃。其阅读书籍以英文为主，中英文著述的内容差异而外，书面语的理解力英文优于中文，当是重要原因。讲的方面，流亡海外时，除非与华侨交往或有翻译在场，一般以英语为交际手段，据说水平之好常使一些欧美人士感到惊讶。如他能进入博济医院，即因与该院主持人美国嘉医生（Dr.John L.Kerr）在街上偶遇，用英语交谈，后者“深讶此青年所说英语之流利”，“以英文通达可为院用”。[13]不过，若以高标准衡量，并非没有瑕疵。1912年1月11日金陵关税务司卢力飞（R.De.Luca）与英国领事卫金生拜会过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后说：“他讲的英文还不差，但不是完美无疵。”[14]

语言学习中，写往往最难掌握，孙中山在这方面也是力不从心。使其海外扬名的英文著作《伦敦被难记》，据康德黎夫人日记，是由康德黎帮助他写成。[15]稍后计划撰写的另一著作，则由孙中山口述，由柯林斯记录整理。在《伦敦被难记》中，孙中山坦承：“顾予于英文著述非所长，……而遣词达意尤得吾友匡助之力为多，使非然者，予万不敢贸然以著作自鸣也。”[16]此言绝非谦词。在答复《自由俄国》杂志编辑的索文函时，他再度表示：

我必须承认，即没有一位朋友的帮助，我将不能用纯熟的英文写出任何东西。在文字工作上帮助我的人，近几天恰好不在首都。因此，对于论述法国和俄国在中国的文章，我无法向你提供一篇自己写的关于这个题目的评论。[17]

当时孙中山迫切需要扩大其国际影响，坐失良机，实在是出于无奈。这种情况后来并无改善，1904年他在美国与王宠惠合作撰写《支那问题真解》，要求出版者不仅仔细订正全文，而且特别对他自己写的最后5页要“以更正确的英文来改写一下”。[18]1914年，当担任英文秘书的宋氏两姊妹因故离开时，用英文回信也成了孙中山的一大负担。[19]可见，孙中山还不能像以英语为母语的人那样使用这门工具。那么，从英译本理解汉籍，不能不打些折扣。

日语对孙中山认识传统文化也有一定关系。“二次革命”失败流亡东京时，他系统读过日本人编的《汉文大系》，犬养毅等人又一再叮嘱他要坚持传统文化。不过，孙中山虽然在日本生活了七年多，日语水平却不高。到日本之初，他曾计划学习日语，并请宫崎寅藏代为寻找通汉文的仆人，自己也设法寻觅晓日语的华童，“皆不得也”。[20]此后，“虽居日本，雅不喜学日语。陈白尝谓孙曰：‘君宜学日语。’孙大声曰：‘吾为学日语来耶？’”[21]1914年日本警察当局在监视报告中称：“孙文只知极简单单词外不通日语，而头山满英语、汉语均不通，即使见面仍不能直接交谈，且未发现头山与孙文间通过第三者联络谋划之事。”[22]孙中山与日本人的交往，或假手笔谈，如对宫崎寅藏等，或借助英语，如对平山周，或通过翻译，如陈少白、戴季陶等。当时的留学生和亡命客，多喜欢在书信文章中夹日语假名，而孙中山只使用过“さん”这个最常用的接尾词。[23]据久保田文次教授示教，孙中山能够简单地用日语会话，只是正式场合从不使用。揆诸情理，倒也可信。因为与之共处的日本人当中，确有不识字又不能靠翻译传通之人，除非孙会简单的日语，否则无法沟通。

综上所述，孙中山掌握语言工具的方式的确比较奇特，阅读方面英文强于中文，写作方面却中文长于英文。接受与表述使用两套文字，又从英译本读经，这样，虽然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契合处不少，但时装洋化的现象在所难免。弄懂弄通已不易，遑论继承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