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政治性格的表现说明，任何历史人物的性格都是复杂的组合体。英雄人物的所作所为绝非都那么高大完美，可能甚至往往必然有许多并不光彩照人的言行。同样，反面人物也不会一言一行都浸满邪恶。复杂的历史环境塑造了复杂的历史人物，孙中山容忍帝制、出让权益，与维新志士的武装勤王、洋务官僚的爱国抗敌一样，均不违背各自的本质，而且刚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各自的本质。近代史上处于政治斗争旋涡中心的风云人物，往往也就是那些置身于中外文化碰撞焦点的人。尽管他们分属于不同的阶级、阶层或集团，政治倾向有别，却又有着共同的特征，与古代及现代历史人物明显区别开来。透过政治性格特征，有助于认识近代社会政治舞台上活跃着的人物群像。

有外国学人认为，为贤者讳的做法严重影响了海峡两岸孙中山研究的学术价值。不能全面客观地依据史实再现历史人物的思想言行，学术研究就难以取得既是历史的，又是永恒的成果。歌德说得好：“真理与谬误出自同一来源，这是奇怪的但又是确实的。所以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该粗暴地对待谬误，因为在这样的同时，我们就是粗暴地对待真理。”文艺理论研究者提出，偶然性、个性不仅仅是必然性与共性的具体表现形态或演绎，事物的必然性表现为无限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并不是朝着同一逻辑方向运动，而是双向逆反运动，只有这种双向的可能性才是真正的偶然性。也就是说，必然性正是通过双向可能性的矛盾运动才与偶然性构成一对辩证范畴。偶然性本身是二极的必然性，任何事物都是必然性规定下双向可能性的统一。愈是接近纯粹抽象的思想领域，其发展的偶然性愈多，曲线愈曲折。就个人而言，每个人的性格都是在性格核心规定下的两种性格可能性的统一。一个现实形态的英雄，往往可能出现一种偶然的思想和行动，似乎背离他性格的常轨，特别是当一个人处于感情冲动之时，会做出用理智难以说明的行为。这既是偶然的，同时又是必然的，是必然性规定下的偶然性。这种性格双向逆反运动的外部动力，在于环境的随机性。[15]

再现历史人物与刻画文学形象可以互鉴，如果不拘泥于双向逆反的机械，代以多向交叉的观念，或许更有助于揭示人物性格及其表现的复杂性。由此看来，英雄或反面人物的异常言行，绝非微不足道的灰尘或尚未泯灭的良知那般偶然，而恰恰展现了人物性格的深层机制。孙中山政治性格的表现显示，个性不是单向直线发展，从静态剖面看，是多种复杂因素的有机组合，从动态过程看，则是双向逆反甚至多向交叉。因此，历史人物的一贯言行，可以提供判断其某一特定言行可能与否的参数，而不能构成确证。因为他完全可能有异常之举，这种可能性同样是必然的。阶级属性与政治动向，可以决定其代表人物的总方向，不能直接规定其一言一行。前者主要决定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关系，后者还受到生理、心理、文化素质等因人而异的殊境的极大影响。在具体问题上，后一类因素往往起着直接的决定作用。揭示历史人物的阶级属性及其实质，固然是认识的深化，却不可能为个性的丰富表现提供全部证明。仅仅把个性看成是阶级性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就会使个性简单化、凝固化、模式化，成为阶级性的演绎或注解。这与以抽象人性来抹杀阶级性毫无二致，实际上否定了人物研究的意义。

个性的双向逆反或多向交叉运动，存在有离开此一性格核心向彼一核心转化，从而导致个性变异的可能性。不过，阶级性相对于个性要稳定得多，个性的跳跃会突破阶级的制约发生立场的转移，阶级性则只有随着该阶级或所有阶级的消亡才会改变或消失。由于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围绕性格轴心上下起伏的个性运动，其曲线往往与别一性格轴心运动的曲线交叉或部分重合，呈现出与本阶级特性不符而与其他阶级人物相似的状态。不能因为特定历史人物属于一定的阶级、阶层或政治集团，就推论其不可能有与该阶级、阶层或政治集团相歧甚至相悖的言行，姑不论还有宗旨与策略之分。历史人物与其所属阶级的分别，恰恰是以二者不相吻合而存在的。因此，研究历史人物，不能仅以揭示其阶级属性为皈依。反之，也不能因为该人物的某些异常举动，而将其与别一阶级、阶层或政治集团的人物相提并论，抹杀其本质区别。因为无论其举动如何一反常态，也只是这一类人的异常，只有断定其确已背离原来的性格核心，才能将其归入另一类型。

环境决定人，在于规定其性格核心的性质与趋势，而且表现为多层面的综合作用，即一般不是直接决定人物的一言一行，只能确定其双向逆反或多向交叉的运动轴线。人是有意识、能动的，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必须接受过滤，内化为思想、心理、情感等，才能发生作用。因此人物性格在具体情况下的具体表现，不能简单地直接从环境因素中寻求解释。性格是环境的随机性长期作用不断积淀的结果，无论处于顺质还是异质环境，人物性格都存在多向发展的可能性。必然性在此就表现为双向或多向运动的普遍存在。所以，不能简单地用因果关系来解释个性表现与环境的相互联系，把人物的一言一行与政治经济原因直接挂钩，是阶级性与个性相混淆的重要表现。

孙中山当然要受主宰人类普遍规律的支配，个性的双向逆反或多向交叉运动在其政治性格的两重性矛盾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同时，孙中山又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天才人物，其性格运动的幅度比一般人要大。他在创造性强迫意向的驱使下，形成一种紧迫感和使命感，使自己恒定地向着一个目标挺进。这种创造性的强迫意向开始是有意识、自觉产生的，一旦形成，就会由于心理惯性的作用，反过来控制主体，使之由强迫性意向进入强迫状态，仿佛本体是在强迫性意向的驱使下从事原来自觉从事的活动，因而常常表现出如痴如狂的神情。[16]人们往往将天才认作疯子狂人，历史上几乎每一位出类拔萃之辈甚至大奸大恶之徒都留给后人一连串不解之谜，根源恐怕均在于此。

孙中山40年如一日地向往和追求其政治目标，带有强迫性意向的人生使命感在他身上表现得十分强烈。据说流亡日本时，“日本之有志家欲慰逸仙之旅情，将导之游廓吉原。彼拒之曰：‘吾带天命，后日将运转东大陆之大政，故吾不欲践如斯地也。’然彼实为非常之好色家，尝自言其生平所好，一曰革命，二曰妇人。”[17]有时他仿佛全身心都沉浸在对自己所描绘的未来社会蓝图的憧憬中，一旦进入强迫状态，其言行易于出现失控逸轨的现象，实用主义倾向大幅度摆动。一些熟悉他的人也往往对他此时的言行举止大惑不解，谢缵泰曾经耸人听闻地记道：“孙念念不忘‘革命’，而且有时全神贯注，以致一言一行都显得奇奇怪怪！他早晚会发疯的。”[18]

在强烈的人生使命感的驱使下对政治信仰的炽热追求，以及由此产生的大跨度实用倾向，造成了孙中山与其所属的政治集团其他人物的心理距离和差别，也加深了后来人对他重新认识的难度。人们无法按照固定的道德框架或理性规则来理顺其言行中的自相矛盾，往往采取回避或任意取舍的方式来对待那些逸出常轨的言论与事实，否则即以纯客观的态度将彼此矛盾的言行毫无联系地机械排列在一起，找不到主观辩证与客观辩证的联系。

孙中山政治性格的形成与其特殊经历有关，他在政治思想方面受美国的影响较深，对实用主义的看法相当正面。同时，孙中山又属于一个喜欢把未来理想化的民族。太平洋遥遥相望的两大国度，文化心理有着重要差异，或鼓吹个性的充分发展，或以统一的标准来约束和规范个性。近代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使人们的心理天平发生剧烈震颤，受西方文化长期熏陶的孙中山，追求个性发展的欲望十分强烈，企图突破与专制宗法制度相适应的传统道德规范对人性的压抑，有时为人行事无所顾忌。而传统文化的中庸和谐，又对其个性的过度发展和人格分裂趋向起着抑制作用，这使其相当长的时期内在民主与专断之间辗转反侧。孙中山对固有文化并非只是略知皮毛，其施展政治才干的舞台，又建立在浸透了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上，从主客观两方面考虑，孙中山都不会忽视传统文化长期绵延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中西文化冲突碰撞在许多近代人物身上留下了深刻印记，将环境与人的冲突转化为性格的内在矛盾，如西化与守成论者的思想主张和为人行事往往相反相对，典型如吴宓、陈寅恪与胡适、陈序经。孙中山与新文化派之间也有类似情形。早年与孙中山交往的日本人对他有如下观感：

彼行事之手段，其施诸支那者，终觉过于高尚。彼之所有思想也，理论也，政策也，交际也，又其生活举动也，皆遥出于诸般支那人之上，故彼之举动，往往不为流俗相容。吾尝谓彼似法国青年，倘较日本人，则未免过于轻佻；较英国人，则革命之思想太过，故吾谓惟法国之青年似之。[19]

其实他是中西文化相互碰撞产生出来的那一代中国人的佼佼者，两种不同文化的特点在其性格里中西合璧，而两种文化相互冲突的因素又使其在突破与压抑的反复较量中出现失衡。后来傅斯年对胡适说：

孙中山有许多很腐败的思想，比我们陈旧的多了。但他在安身立命处却完全没有中国传统的坏习气，完全是一个新人物。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20]

这种貌似反常实则正常的现象在近代许多改革家、革命家甚至守成主义者身上不难找到，只是程度和形式有别而已。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进程被阻断，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受到外来先进模式的全面冲击，而产生冲击的方式却是血腥的暴力，这令中国人普遍产生心理失衡，驱使他们朝着不同的方向进行新的探索，以求得新的平衡。如何对待中西文化碰撞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震动，是首当其冲的问题。由冲突所导致的两种文化的融合，在被动回应的痛苦进程中逐渐带上自觉探索的色彩。近代中国人的开眼看世界早在鸦片战争时期甚至此前即已开始，但直到戊戌变法，仍试图以西方模式对传统社会进行补充修缮，虽然实际上已经进入改造的阶段。而孙中山是在对西方进行了全面深入的了解之后，再以传统文化的色彩加以协调，使之适合国情。对待中外文化态度的这种细微而重要的变化区别，在孙中山以后的一些政治人物身上更加突出。激发孙中山之前及其同时代大多数人学习西方热情的，是传统的失落感和民族存亡的危机感，孙中山则更主要是自强进取的雄心和笃信不疑的信念。此外，两种文化碰撞的时期，人们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同样变动不居，与此相应，政治斗争的策略界限更加不稳定，这种波动在不同人物的身上反应各异，使之对待同一问题的看法和行为千差万别。

孙中山信仰的理想化程度愈高，其实用主义倾向的极限愈具弹性，通过某些与局部和暂时利益相歧甚至相反的策略来谋求整体和长远的利益，往往造成他与所领导的革命党在基本方向一致的前提下的诸多分歧。在民族独立和民主共和的理想之下，其策略跨度竟大到向后允许帝制，出让权益，向前联俄容共。在极端情况下，孙中山政治性格两重性的内在平衡关系是否被打破，从而发生质变？

显然，孙中山的“失控”没有从根本上破坏其政治性格的统一，而且正是通过这些极端表现突出其性格全貌和特征。政治斗争中，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之间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或界限，更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尺度，这本来就不是一个理论问题。包括无产阶级政党在内，在政治斗争的非常时期，都曾采用过难以用原则来规定的极端手段。政坛角逐是以胜负为准的，如果将原则坚持到连存身之地都丧失殆尽，还有什么原则性可言？或以为妥协只有两个极限，即百分之百和零，在一定条件下，二者之间的任何一点都有可能为双方接受并且互利。因此，单单从策略的幅度考察，不存在灵活性和实用主义的区别，而人们用以权衡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又因时因地而异。孙中山的实用主义策略不会让原则在政治斗争中成为束缚自己手脚的绳索，而其理想主义信仰又不会因实用策略的大幅度跳跃而改变。可以说，孙中山唯一的策略原则，就是不让任何原则妨碍他为达到理想境界所做的一切努力。

孙中山的实用倾向尽管跨度很大，仍然与理想相统一，即使最为出格的中日密约，也没有导致其政治性格分裂。近代史上不少民主革命家，包括激进的维新人士都认为，出让部分权益以换取列强的支持，是行之有效的策略。他们对待列强的态度千差万别，却有一定程度的共性。的确，中日密约出让的主权太多，有人说它比“二十一条”有过之无不及，有日本学者仅根据致大隈重信函就断定孙中山的讨袁运动不过是二者之间的权力斗争。可是孙中山与袁世凯毕竟不同：

其一，他们的动机目的截然相反，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是想换取日本政府承认洪宪帝制，而孙中山则是为了得到外援进行维护民主共和的斗争。当然，动机不能代替客观效果，但要判断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动机无疑是应予考虑的重要因素。

其二，袁世凯一旦签署“二十一条”，即具有法律效力，国家主权立即易手。而孙中山仅仅是一种承诺，只有在日本援助中国革命成功的前提下，才能谈得上履行条约规定的义务。按照孙中山的观念，革命成功之日，正是中国摆脱列强奴役之始，不能把并不具备法律效力的密约作为衡量孙中山行为的绝对尺度。值得注意的是，在孙中山几次短暂掌权的时期，手中握有代表国家民族的法定权力，其行动就比较审慎，而当革命成功的其他条件尚不具备或已经失去时，其实用主义的幅度也会明显收缩。他的实用主义膨胀之时，往往是革命处于成败存亡之际，表明其策略的摆动幅度仍受理想化信仰的制约。这与那些牺牲国家民族权益以维护个人或小集团私利的卖国行径，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对客观形势的正确估计，是采取适当策略的前提条件，而主观判断是否与客观形势相吻合，又是衡量策略合理性的主要依据。在政治斗争的进行过程中，要透过错综复杂的矛盾现象，正确判断瞬息万变的形势，并采取与之完全相符的灵活策略，极为困难。其难度之大，甚至当后来的研究者掌握了事实真相和全部细节之际，仍然不能形成统一的认识。战争中没有常胜将军，社会运动中没有不犯错误的政治家，原因在此。考虑到当局者把握原则性、灵活性和客观形势之间关系的困难，某种失误便不难理解。如果说孙中山对列强抱有一定的幻想，更主要的应是利用矛盾争取各种力量以对付主要之敌的策略思想。孙中山选择了一条依靠外援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道路，就不能不寄希望于或是企图利用某一列强，为此，就不得不以权益为诱饵。既然把筹码押在列强一方，他对形势的分析估量和策略的运用与客观实际就不易吻合，难免造成重大失误。

可见，孙中山实用主义策略的主客观效果不尽相同，主观上，受理想化信仰的制约，保持着人格的统一；客观上，缺乏制约的物质力量，不能坚持主观设定的方向，甚至走向反面。因此，孙中山实用主义倾向的极端发展没有改变其政治性格，不等于其具体的策略运用没有失误；反之，具体策略的错误不论多么严重，仍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孙中山的政治性格。孙中山不会因为一些污点的存在而失去其革命家、爱国者的光彩，没有必要多此一举地善意掩饰或曲意辩解。

人们常说盖棺论定，事实上，历史人物的死，只是其思想发展过程因生理原因而导致的意外中断，而不是这一过程充分展开的终极与顶点，尤其是像孙中山这样不拘一格的政治人物，直到晚年其思想仍处于大幅度的跳跃变化之中，其双重的离心倾向预伏着性格分裂的潜在危险。孙中山在世之日，国民党内的不同派别就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他的思想和政治决策从不同侧面加以理解和解释。孙中山逝世后，这类各取所需的解释使其思想与性格的内在矛盾演化为外部冲突，对立统一的孙中山形象被人为分解。

在失去了孙中山作为政治伟人超越各派势力之上的权威地位后，戴季陶、汪精卫等人将孙中山思想的潜在消极趋向大幅度向右发展，离心力过度膨胀，从而脱离了原来相互制约的轨道。反观孙中山，其难能可贵，在于能够控制协调政治性格二重性的关系，在两种倾向的超常发展中仍然把握住彼此的适度。同时，政策的改变与策略的抉择之间同样存在着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关系，一定时期策略的倚重，也会抑制其他策略方向的离心力。如果所倚重的策略与社会发展的需求不相吻合，其抑制作用会相互抵消，加大孙中山政治性格的异向趋势。一旦与社会发展同步，就会震动其性格基础，使之由异向转为顺向，在灵活性的合理范围内，实用主义倾向逐渐淡化。坚持这种适度，其思想与性格的发展就会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相比于孙中山的坚定信仰和坚毅精神，探索中的失误无论多么重大，也显得微不足道了。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 ［苏联］维经斯基：《我与孙中山的两次会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期。

[3] 《孙文之言》，《大陆报》第2年第9号，1904年10月28日。

[4] 《原敬关系文书》第2卷书翰篇2，392～396页。

[5] 《孙中山全集》第1卷，173页。

[6] 参见《离横滨前的谈话》《与斯韦顿汉等的谈话》《与横滨某君的谈话》，均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188～198页。

[7] 《致平山周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203页。

[8]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96页。

[9] 《与宫崎寅藏等笔谈》，《孙中山全集》第1卷，181～182页。

[10] 明治三十三年9月28日福冈县报高秘第1000号。

[11] 李廷江：《孙中山委托日本人建立中央银行一事的考察》，《近代史研究》，1985（5）。

[12] 就笔者所见，关于中日密约的有争议文件共四项：1.1914年5月11日致大隈重信函；2.1915年3月14日致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函及所附盟约案（共11条，与后来争议极大的中日盟约的内容基本一致）；3.与犬养毅所订协约20条；4.签署的《日支攻守同盟约》15条（后两项见《申报》1915年4月22、24日）。各件均以出让权利来换取日本政府或民间势力对中华革命党反袁活动的支持。以程度论，协约20条最为严重，中日盟约次之，攻守同盟及致大隈重信函较为缓和。由于袁世凯借此挑动舆论，企图混淆视听，为其卖国行径开脱罪责，而日本政府又乘机要挟袁世凯全盘接受“二十一条”，当时报刊披露3、4两项文件时，即有人表示怀疑。加上文件的字迹、图章、签名、遣词等，颇多可疑之处，使得事实真相更加扑朔迷离。台湾学者对前两项文件坚决否认，大陆方面则已将致大隈函收入《孙中山全集》，在《孙中山年谱》中概略提及致小池函。而对最早公诸于世的3、4两项，中外史学界尚无明确意见。其中第3项内容荒谬绝伦，竟然规定中华革命党成功后组织中日联邦，尊日本天皇为皇帝；中华改民主为君主；尊孙文为中华国王；中国的军事、外交均受日本管辖或指导等。据有关方面透露，此件袁世凯曾印发各地方政府，显系制造口实。加之又没有其他旁证，缔约对象为在野的犬养毅而非日本政府，与其余各件不符。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认为致小池张造函不可信，可是除了引述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和黄兴的怀疑外，其最主要的论据，是说写于5月的致大隈函不应比写于3月的致小池函所提供的特权大大减少。然而此点根本不成立，因为致小池函并非写于1914年，而是10个月后的1915年3月。这些文件从提议到制作，很可能如彭泽周先生对致大隈函的分析，是出自日本某些半官方的侵华组织或个人，并非孙中山本人。但这不能排除它们曾得到孙中山默认或首肯的可能性。如1900年的致港督卜力书，也涉及出让大量民族权益，同样不是出自孙中山的手笔，而只是得到他的认可。鉴于此，技术性鉴定不足以推倒文件本身。而且，1916年5月孙中山函告日本参谋本部参谋次长田中义一，他打算在山东建立两个师团，并委托在上海的青木将军电告日本政府设法提供武器（《孙中山全集》第3卷，296页）。如果没有事先约定，这封信也难以解释。

[13] 旅东同人寄：《上孙大总统书——为汉冶萍公司华日合办丧权失利隐贻后患事》，《民立报》，1912年3月19日。

[14] 《复章太炎函》，《孙中山全集》第2卷，85页。

[15] 刘再复：《个性之迷与人物性格的双向逆反运动》，《评论选刊》，1985（3）。

[16] 参见赵鑫珊：《处在“强迫状态”中的科学家、艺术家或哲学家——精神病学和创造心理学》，《医学与哲学》（大连），1984（10）。

[17] ［日］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115页。

[18]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287～288页。

[19] 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50页。

[20] 《胡适日记》（手稿本）1929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