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爆发后，全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组成了以革命党为主体的临时政府，这为其提供了实现《革命方略》的可能性。然而，在有利的形势下，孙中山并未将三时期的主张付诸实施，个中原因，值得探讨。

正如孙中山所说，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对于民族主义的宣传是卓有成效、影响巨大的，它易于为不同政治态度的人所接受。相比之下，对于民权、民生主义的宣传就显得十分薄弱。由于汪精卫等人认为约法的条理“非可宣之报章”，1906年以后，革命党人很少公开发表文章论及革命程序论问题，与保皇党的论战也不了了之。同盟会虽然接受《革命方略》，真正能够领会其苦心孤诣的人并不普遍，包括当时在这些问题上与孙中山的观点比较一致的胡汉民等人在内，都不能完全认识革命程序论对于保障政权由专制转向共和的重要性。因此，当实现这一主张的客观条件具备之时，孙中山反而陷入孤立的境地。“民国建元之初，予则极力主张施行革命方略，以达革命建设之目的，实行三民主义，而吾党之士，多期期以为不可。经予晓喻再三，辩论再四，卒无成效，莫不以为予之理想太高”[35]，令孙中山感到心灰意冷。由于革命党内部的反对，《革命方略》终于不能实行，孙中山后来屡屡谈及此事，均深以为憾。

另一方面，在革命的凯歌式进行之下，一批汉族官僚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见风使舵，表面赞成共和，一时间全国上下一片拥护共和之声。这使得革命党人产生了某种错觉，似乎从此共和政体可以永固无虞。对于袁世凯这样狡诈的军阀官僚，孙中山虽持戒心，但是，袁氏永远“赞成共和”的保证，又使之抱有几分幻想，希望用一纸约法束缚住袁世凯的野心，革命程序论的军政府与地方自治相约的约法反而不必要。因此，尽管他迫不得已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仍然对民国的前途满怀信心。

1912年4月16日，孙中山在上海南京路同盟会机关发表演说，声称：“今满政府已去，共和政体已成，民族、民权之二大纲已达目的。今后吾人之所急宜进行者，即民生主义。”并且论证成功的原因道：“是夫民族、民权之二主义，在稍有人心者，举莫不赞同之。即有坚持君主国体之说者，然理由薄弱，稍一辩论，即归消灭。”认为排斥少数人垄断政治之弊害的民权主义大功告成，共和制度已经实现，因此，为逐步过渡到完全民权而设置的革命程序论，自然成了多余之物。当务之急，是实行党内外阻力甚大的民生主义。所以，在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时期内，孙中山只注意民生主义的推进，没有提起过革命程序论。

无可否认，“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36]颁布约法，约束袁世凯之外，孙中山的积极愿望当是实现民主共和制。这里实际上跳过了约法时期直接进入到宪法时期。后人指责革命程序论没有立即给人民以直接的民主权力，可是它从未真正实行过，而辛亥革命后颁布的临时约法，不但没有给人民带来真正的民权，后来连同自身也遭到军阀政客的肆意践踏。民众得不到真正民权的症结不在于革命程序论的某些环节的设置。

不仅如此，孙中山后来多次检查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认为重要原因恰好是没有实行《革命方略》即革命程序论。他说：

十二年来，所以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者，……此不行革命方略之过也。[37]

又说：

辛亥之役，数月以内即推倒四千余年之君主专制政体，暨二百六十余年之满洲征服阶级，其破坏之力不可谓不巨。然至于今日，三民主义之实行犹茫乎未有端续者，则以破坏之后，初未尝依预定之程序以为建设也。

他特别指出，当时汲汲于制定临时约法，“以为可以奠民国之基础，而不知乃适得其反”[38]，致使流弊横生，其为害包括：其一，由军政直接至宪政，不给革命政府训练人民和人民养成自治能力的时间，结果“第一为民治不能实现，第二为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第三则并民治之名而去之也”。其二，没有造成以县为自治单位的民权基础，主权在民失去依托，结果中央与省依然官治，不能转向民治，人民没有得到基本训练，各县未经人口清查和户籍厘定，选举变成劣绅土豪的求官捷径，舞弊丛生，人民不得参与国事的凭借，则国事操纵于武人官僚之手。其三，国家机关不在县自治基础上成立，惟袭取欧美三权分立制，付重权于国会，结果“国会分子，稂莠不齐，熏莸同器；政府患国会权重，非劫以暴力，视为鱼肉，即济以诈术，弄为傀儡。政治无清明之望，国家无巩固之时，且大乱易作，不可收拾”。这实在是“合九州之铁铸成大错者也”。[39]从革命失败的教训中看到实行革命程序论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认为只有按照革命程序论所规定的步骤循序推进，才有可能实现真正民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