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胡适与国民党的冲突愈演愈烈，不知如何收场时，事情出现了转机。是年8月，李大钊南下上海，参加中共中央的特别会议，与孙中山会晤，加入国民党。[40]8月30日，胡适接到李大钊的来信，后者告以“中山抵沪后，态度极冷静，愿结束护法主张，收军权于中央，发展县自治，以打破分省割据之局。洛阳对此可表示一致，中山命议员即日返京。昨与溥泉、仲甫商，结合‘民主的联合战线’democratic front与反动派决战。伯兰稍迟亦当来京，为政治的奋斗。《努力》对中山的态度，似宜赞助之”。并嘱胡“将此情形告知梦麐、一涵诸同人”。[41]

李大钊致胡适函为解开纠缠不清的各方关系提示了一条线索，如果照此办理，则孙、吴矛盾，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的对立均不复存在，胡适与孙中山的冲突也将迎刃而解。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压力下，对于时局采取的谋略。此函内容及胡适的反应极为微妙，各家但取其中一二片段，圆成己说，而不及各方面的牵连关系。其实是函包含理解胡适有关言行的重要线索，值得深究。

胡适论政，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可以说，陈炯明事变前后，胡适与苏俄和中共走得相当近。尽管思想和时政方针上均存在分歧，他不仅与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等保持良好关系，而且毫不避讳地与苏俄来华的官方人士进行接触，与为共产国际提供报告的俄共党员天津大学教授柏烈伟有所交往。[42]他对于吴佩孚、陈炯明的看法，显然有中共中央及北京、广东支部意见的影子。胡适踏足政坛，虽以《努力》为根据，真正涉及时政大事，似乎更加喜欢与李大钊交换意见。他们曾是好政府主义的同道，虽然不久李大钊因中共中央的决议而退出，和吴佩孚的关系依然保持。胡适第一次做政论写《我们的主张》，半夜脱稿时首先打电话与李大钊商议邀人开会。与吴佩孚的高参接触，也由李居间介绍。胡适对吴佩孚的相当勉强的好感，多半来自李大钊的影响。后者告诉胡适：“吴佩孚甚可敬，他的品格甚高，只是政治手腕稍差一点。”而胡适觉得“其实政治手腕也很难说。究竟徐世昌的巧未必胜似吴佩孚的拙”。[43]除集体会议外，两人还多次单独长谈或用电话讨论国事。

胡适对陈炯明的看法，应当也与李大钊（甚至陈独秀）交换过意见，或受其意见的影响。在对待孙中山与陈炯明之争的态度上给予胡适影响或立场接近的谭鸣谦和陈达材，均为北京大学毕业生，他们于1920年夏季和另外两位北大毕业的陈公博、谭植棠回到广州，进行新文化运动，参与创建广东共产主义小组。谭鸣谦即谭平山，陈炯明事变前担任中共广东支部书记。陈达材后来虽然没有参加组建中共广东支部[44]，但也和其他几人一样，由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陈独秀援引进入教育行政界，与陈独秀关系密切，后者还荐其担任东莞中学校长，并责以大义。他们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关系既是师生，又是精神导师与进步青年，甚至还是上下级，因而一直来往密切。陈达材也认识李大钊，胡适还是看了陈达材给李大钊的信，才知道当时陈独秀与陈炯明的关系非同一般，从而增加了对后者的好感。[45]

1922年8月以前，共产国际和苏俄的主要倾向，是主张支持北方的吴佩孚和南方的陈炯明，对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的矛盾，看法因人而异，没有区分是非曲直，总体评价甚至有利于陈炯 明。[46]而北京和广东的中共党组织分别采取了支持吴、陈的策略。[47]广东的共产党组织与陈炯明的关系尤深。1920年10月以前，广东在桂系军阀的盘踞下，“充满嫖赌及势力发财的空气，简直与新文化绝不相容”。[48]陈炯明率军赶走桂系，实行改革，年底，陈独秀应陈炯明之请到广州担任广东革命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其间得到陈炯明的支持和保护，“因广东政治向来以中饱、纳贿、敷衍为要素，而仲甫独不然，因此各人都感不便”，很快遭到各方面的疾视，成为众矢之的。“若非陈炯明一心信任，早就离粤了。”1921年5月陈独秀一度被迫离开广州，陈炯明还将其追回。[49]

广东支部的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从事办报办学活动，都得到陈炯明的资助，双方还合办《广东群报》。这份被认为是中共广东支部机关刊物的编辑中有陈炯明的亲信，因而在孙中山与陈炯明分歧磨擦时偏袒后者，引起孙派的不满，认为陈独秀等共产党人支持陈炯明而与孙中山捣乱。[50]后来蔡和森谈及陈炯明事变前中共的政策时说，当时在北方是借吴佩孚的势力打倒交通系在京汉铁路的势力，在南方因陈炯明自五四运动后，不但赞成民主革命，并且日益赞成社会革命，学列宁，短期内与之发生联系，合办《闽星》《广东群报》，“这是对于党有利益的”。[51]

陈炯明事变后，中共中央因广东支部偏袒陈炯明反对孙中山而处分主要成员，受处分的陈公博一直不承认自己偏袒陈炯明，谭平山似乎也不服气，个中原因，很可能是适值中共中央调整策略，不能不对广东支部成员加以惩治，以表明拥孙反陈的姿态。而这并非中共中央的一贯精神，令广东支部成员产生怨气。陈炯明事变前，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策略上，中共对孙、陈均难做取舍，中央与地方支部的意见不一，中央本身的态度也不够明确。甚至可以说，支持陈炯明比较自觉，而与孙中山联合则十分勉强，因而对双方的明争暗斗一直左右为难，态度暧昧。

1922年4月26日，中共在广州召集干部会议，议题之一是讨论国共关系，因为4月4日在杭州召开的中共中央全会上，马林建议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未被接受。4月6日，陈独秀写信给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反对马林关于全体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所列举的六条理由包括：国共两党宗旨及基础不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国民党未发表党纲，在人民看来，仍是争权夺利的政党；广东实力派陈炯明反对孙中山派甚烈，加入国民党将立即受其敌视，在广东不能活动；孙中山派向来对于新加入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中共各区均已开会反对等。[52]

陈独秀的看法与中共广东支部成员的意见相当吻合，在广州干部会议上，林伯渠支持孙中山，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多数人则批评孙而支持陈炯明，认为孙、陈不和是由于陈受到孙左右的排挤，赞扬陈同情社会主义，曾以省政府名义竭力支持香港海员罢工等。主持会议的陈独秀左右为难，做结论时主张与国民党所有革命分子合作，避免卷入其内部斗争。[53]尽管其间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再次建议组织加入国民党，中共同意党外合作，结成统一战线，但反对加入国民党。5月，陈独秀在陈公博、陈秋霖、黄居素等人陪同下，前往惠州与陈炯明会晤。他看出孙、陈之间难免爆发大冲突，应知有所适从，论道理是应当联孙，论力量是应当联陈[54]，依然难以取舍。

陈炯明事变令孙、陈公开敌对，中共左右逢源的平衡政策无法维系，不得不做出非此即彼的取舍。7月，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呼吁与国民党等革新团体建立民主联合战线。而事变几乎使孙中山丧失了一切可以讨价还价的本钱，从而打消了他的顾虑，与苏俄和中共变得易于接近。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孙中山、苏俄和中共之间交涉已久的联俄容共开始付诸实施。不过，上述各方对于这一相互关联的政治行为的利益态度存在诸多分歧，陈炯明事变究竟如何打破僵局，取得协调，还须深入探讨。

陈炯明事变前，马林和达林等人均与孙中山有过接触，磋商的问题主要有三点：其一，接受苏俄的援助，与苏俄结盟；其二，改变单纯军事路线，以宣传和组织方式动员民众尤其是工人；其三，与中共合作。孙中山的态度是，表示出联俄的意向，须留待以后；对动员民众有兴趣，仍坚持以军事路线为主；中共党员个人可以加入国民党，但要照国民党的规矩并服从其领导。对于后者，中共中央坚决反对，主张党外对等联合。而苏俄方面，在俄共的统一领导下，共产国际、外交委员会、远东共和国等利害有别，侧重不一，联俄将使中国和远东的局势朝着有利于苏俄的现实需求方面发展，国共合作则可以推动东亚的民族解放运动。相比之下，俄共对于苏维埃政权的生死存亡更为关注。

陈炯明事变后，孙中山显示了高度灵活的政治智慧和策略，他立即表示以苏俄为“中国革命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使联俄由可能变为现实，又很快答应苏俄对中东铁路等利益要求，允诺和死对头吴佩孚结盟，这对一直努力运动中国南北政权却收效不大的苏俄来说，无异于看到成功的希望。[55]由于失去军事力量，孙中山可以承诺不走单纯军事路线。在与中共联合的问题上也有所松动，同意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手续可以不同，允许其在国民党外保持独立地位。

孙中山虽然在与陈炯明的冲突中严重受挫，却是唯一可能代表南方政权与北方和解，并担任全国性政治首脑的人物，为苏俄实现其对华政策的最佳选择之一。他的表态使苏俄和中共的天平最终倒向自己一边，而且加速了这一进程。马林清楚地看到：“由于孙中山在广州的失败，迫使他不得不按照发展现代群众运动的路线来考虑问题，其次，考虑从俄国取得援助。”[56]而通过事变暂时巩固了地位的陈炯明，陷入与前此孙中山相近似的顾虑，担心英国政府及港英当局的反对，不愿主动与苏俄拉关系。在苏俄与孙中山的关系日趋密切的情况下，陈炯明对苏俄的态度越来越坏，转而向港英当局乞援。[57]

受到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影响压力，4月底广州干部会议后，中共对国民党的态度已经有所变化，6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明确指出国民党在中国现存各政党中“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提议与国民党及社会主义各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建立统一战线。5月陈独秀会见陈炯明，对其印象有较大改变。6月底陈独秀致函维经斯基，谈到陈炯明事变时说：“南方孙文与陈炯明分裂，孙恐不能制陈，陈为人言行不能一致，在南方也不能有所建设，他对于社会主义，我确实知道他毫无研究与信仰。我们很希望孙文派之国民党能觉悟改造，能和我们携手，但希望也很少。”[58]在放弃陈炯明之后对选择孙中山仍然显得勉强和有所保留，则前此对国民党的态度可想而知。

陈炯明事变前后，俄共对华政策的制定与实行正经历从混沌到有序的转变，此前的种种不协调在对待陈炯明事变的态度上充分反映出来，各方面代表对待孙、陈冲突的态度不一。7月18日，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在《真理报》发表《中国南方的斗争》，依然明显偏袒陈炯明，称之为“革命的督军、本省的爱国者、外国帝国主义的仇敌”，认为孙、陈联盟的唯一条件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方军阀，孙中山与张作霖结盟，便是站到日本帝国主义一方，双方的同盟自然破裂。[59]而同月11日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则指出俄国革命本身的发展使陈炯明“渐渐向右转”，他大权独揽，“并没有任何种类的社会主义改革付诸实施。在广州也没有任何表明即将采取社会主义政策的措施”。[60]苏俄外交代表越飞致函孙中山，坦言不清楚其与陈炯明的意见分歧究竟何在，仅仅由北京或广州统一全国这一点，不足以导致流血战争。孙中山答称作为政治追随者，基本政策上出现意见分歧可以理解，“但是，当这种分裂采取谋杀领袖的形式时，整个政治生命就彻底葬送了”。越飞故意提出这类问题，别有用心[61]，孙中山的答词对他恐怕很难有说服力，只是从中可以反映，苏俄对孙、陈取舍，很可能以利益为主，政见还在其次。

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影响，正经历从维经斯基主导转向马林主导的过渡，双方在促使中共与国民革命、群众运动相结合以及保持中共的独立性与政治方向等问题上各有所长，具体策略也多有分歧，争执一直持续到1923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乃至以后。[62]至少到1922年12月，共产国际仍然批评孙中山与张作霖合作，而将孙中山的南方民主政府视为和其他军阀政权一样的中国资产阶级建立的中心，主张不屈从于这些中心，独立地开展活动。[63]马林虽是促使中共与国民党合作的主要人物，却又是与中共领导关系最紧张、并对中共力量估计较低的一位。而且即使马林这时也对年初在广州与陈炯明的会晤印象不坏，建议在广州设共产国际的分支机构，将中共中央南迁，因为只有广州可以进行公开活动。直到8月维经斯基才通知中共，工作中心南移之事应推迟到南方各种力量对比更加明朗之时。[64]可见在共产国际领导层的心目中，虽然孙、陈天平已经倾斜，仍有现实的权衡。而类似于孙、陈二人的政见分歧，即使在共产国际和中共内部也普遍存在，不能构成政治判断标准。只是由于孙、陈二人你死我活，苏俄与中共不得不权衡取舍。

孙中山以联俄换容共，对于苏俄和国民党可谓双赢。至于中共方面，如果没有后来国民党的改组，得失全然不成比例。中共党员个人加入国民党，孙中山早就同意，张国焘等人甚至猜测此议出自孙中山的主动，而曾为中共断然拒绝。陈炯明事变虽然使孙中山实力锐减，中共仍然显得过于弱小，不足以对等合作，苏俄的压力则主要从自身利益出发，没有乘机为中共向孙中山讨价还价，因此这方面让步的幅度最小。某种程度上说，中共只不过是这次谈判的筹码而不是一方。中共同意以党员个人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行党内合作，实际上是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被迫就范，所以觉得牺牲太大，与其说是与国民党合作，不如说是被国民党同化。这种突如其来的大幅度转变，难免在中共内部造成震动甚至冲突。从“二大”到西湖会议，关于是否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中共中央乃至全党分歧极大，反对的声音仍占上风，主导甚至一致的意见还是党外合作，只是马林以共产国际的决议为言，中共中央才表示服从纪律。[65]

被迫放弃陈炯明的中共不得不为前此的平衡甚至偏袒政策付出一定的代价。据张国焘回忆，陈炯明叛变事件发生后，陈独秀立即向在上海的国民党要人张继表示，曾一度与自己合作的陈炯明既已背叛革命，中共即与之断绝关系并一致声讨，同时致函广州支部的负责人谭平山等，要求他们立即脱离与陈炯明的一切关系，转而支持孙中山。广州支部未能执行中央指示，继续发表支持陈炯明的文章。中央为摆脱尴尬局面，进一步向国民党表示，请孙中山出面召集各派革命势力的联席会议，声明中共将不因其受到暂时挫折而改变与之合作的原有立场，将更积极地反对一切支持陈炯明的反动言论和行动，而且已在设法纠正广东方面个别共产党人的错误态度。

7月23日中共“二大”闭幕后，中央再次致函广州支部，严厉指责其对陈炯明的态度不当，并严重警告陈公博、谭植棠，如不立即改变态度，将被开除；谭平山如仍优容放纵，将受严重处分。后来陈独秀在很不情愿的情况下，对广东支部成员实施处分。[66]对此陈公博的记载不尽相同，他说：由于中共中央对动**的广东政局“非常之消沉”，使之无所适从，派谭平山去上海探听消息，亦无回音。8月西湖会议后，决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张太雷才代表中央传达指令，批评广东支部支持陈炯明。[67]

两相比较，陈公博的记载更加近真。到6月底，失望于陈炯明的陈独秀，对孙中山同样缺乏信心，中共中央对广东局势的态度及处理，不可能那么迅速果断而明确。1926年，蔡和森撰写《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时，专门谈了广东党部的问题。他说：

第一，反对陈炯明——广东同志很奇怪；第二，认不清对陈的关系，所以有偏袒陈炯明的倾向，一时不容易转变态度——《群报》。陈公博他不赞成陈炯明，虽然反对陈炯明，但实际上帮助了陈炯明，因此中央去信严格责备公博、平山等，这时与陈有关系的等等同志并调回上海，公博反责独秀，不久独秀来俄后，公博等又在广州办《珠江评论》，主张联省自治，胡适之在北京主张作联省自治，独秀在上海反对联省自治，……因此中央看见广东党部已变成陈的工具了，所以派人去调查，所得的结果：第一，《珠江评论》是陈炯明出钱办的；第二，陈炯明办劳动局要公博当局长；第三，反对中央对陈炯明的政策，并拟离党而组织广东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根据这报告即将陈公博、谭植棠开除，马林亦赞成，并在《向导》上公开反对《珠江评论》。但广东团体仍非常混杂，直到陈炯明失败，始知道中央意见是对的，其原因是由广东同志相信公博太深，其次相信陈炯明反对中山是对的，再其次不相信国焘，以为中央此举为国焘所为。此时广东情形非常不好，他们以为应开除国焘，后来公博去英国，植棠被开除。……广东党部问题，起初他们是不自觉的，后来完全是自觉的作陈炯明的工具。中央解决这问题，广东党部同志不明了，因这问题完全是根本政策问题，故宁肯失掉广东党部，也必须严格向广东党部的叛逆行为争斗。[68]

从蔡和森事后的总结和当时的资料看，中共中央对陈炯明事变的态度一开始并不清晰，对广州支部的处分更在10月以后。6月30日，担任广东青年团书记的张太雷致函团中央书记施存统，询问“对于此次孙陈冲突是否应该有一个宣言，但是此地地方团绝不敢有所宣言，须得中央之允准”。[69]7月中下旬，谭平山参加了中共“二大”，又在《努力》发表文章评论孙、陈之争，虽然自称要站在第三者的地位，将真相尽量写下，对双方各有批评，但是对陈炯明的批评主要是说他于中山返粤、加入国民党和选举大总统之时未能公开与之决裂，实行联省自治计划，事变后又不肯发表主张，对时局负责，致使粤军抢掠，实际上仍然坚持原来支持陈炯明的立场。[70]8月底，在共产国际的撮合促进下，国共两党结成联合战线，中共中央必须对陈炯明事变旗帜鲜明，李大钊给胡适的信，正是要其适时改变态度。

广州支部与陈炯明接近，本来与陈独秀关系甚大，由于形势变化和中央政策骤然改变，广东支部未能及时调整，不理解中央的精神，依然固执己见，其9月创办的《珠江评论》继续发表有利于陈炯明的言论，甚至要与中共中央分裂，成立独立的广东共产党。为此，中央不得不给予处分，以取信于孙中山及国民党。处分广东支部发生于《珠江评论》发刊和陈独秀前往莫斯科之后，两事分别于1922年9月和10月，则中共中央处分广东支部当在10月以后。而且处分的矛头显然主要针对谭植棠等人的分裂独立倾向，而不是偏袒陈炯明的错误。在《珠江评论》发表言论的杨匏安、罗绮园等人，后来继续在中共党内担任职务。[71]至于中共中央和全党内部对于和孙中山及国民党合作的异议，直到1923年1月仍然非常强烈。[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