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孙“系”与新文化运动的接近，共鸣最多的并非胡适，至少发展趋向不以胡适的主张为皈依。而且在孙中山一贯思想的主导下，国民党人关注新文化运动的目的还是要解决政治问题。1919年11月，戴季陶撰文批评当时思想界和社会人士只“注目在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差不多没有人去研究。即使有一两篇关于政治问题的文字登载出来，也引不起人的注意。而且多数热心的人差不多都很厌弃这一种著作”。他呼吁：“我们不能厌弃政治，我们还要研究他。我们不放任官僚、武人、政客、绅士的专横，我们还是要驱除它打破它。我们不是不要全消费社会的组织，我们只是要改造他整理他。”[19]朱执信也断言：“缺了可以实行的方案，新文化终归破产。”[20]新文化派分离后，其中的共产主义者与国民党逐渐走上政治联盟的道路。

在此期间，从1921年5月起，胡适不顾他人劝阻，打破誓言，开始讲政治了。只是恰好应了吴稚晖对孙中山说的那句话：“你要做政治家，就得做藏垢纳污的政治家。”早在1920年，上海的国民党人就误信胡适与研究系接近而有恶评。[21]朱执信曾撰文论道：

从前胡适之叫人不要多谈主义，要多研究一点问题。在我看，谈主义，谈问题，是一样的。现在的人何尝不谈问题，不过谈的并不是研究，只是一个空谈罢了。真要研究问题，自然也研究到一个主义上来，没有可以逃得过的。现在谈主义的人，人还晓得他是在新文化运动之外。谈问题的就要走进新文化的内部来占一个位置了，所以危险最大。[22]

陈独秀也告诫胡适：“我总是时时提心吊胆恐怕我的好朋友书呆子为政客所利用。”[23]事实上好政府主义的美梦，确是在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控制下进行。[24]胡适为此一度与吴佩孚的“诸葛亮”孙丹林来往，轻信吴、孙两人可以“相助为善”。[25]而吴佩孚是孙中山的死敌，联吴实在犯了国民党的大忌。在为陈炯明辩护时，胡适又将其叛孙与吴佩孚推倒段祺瑞，赶走徐世昌，背叛曹锟相提并论，称为“革命“，反对用“悖主”、“犯上”、“叛逆”等“封建时代的贵族的旧道德观念来评判现代的行为”。[26]胡适交友常常是但问人品，不分政见，本来容易遭人物议，党同伐异的国民党自然不能容忍。邵力子便写了《叛逆与革命》，指责胡适替陈炯明辩护，为吴佩孚捧场，是居心难问。[27]

胡适虽然一再声称自己批评孙中山和国民党“并不是替陈炯明辩护”，字里行间还是明显表示出对陈炯明的偏袒，在后者未发一个负责任的宣言的情况下，仅凭旁观者看见一个实力派与另一个实力派决裂，就武断地将陈炯明在广东推翻孙中山的势力，认作一种革命的行动，进而指责孙中山“倒行逆施”，将孙派谴责陈炯明的言论视为“旧道德的死尸的复活”，这不能不引起国民党人的极大愤怒，上海《民国日报》的反应尤为强烈，孙中山对此也耿耿于怀。直到1924年8月，广州《民国日报》刊登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一讲时，在右上方的《响影录》专栏刊出题为《少谈主义》的短文，其中引用胡适“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话，孙中山阅后大为震怒，当即批示道：

编辑与记者之无常识一至于此，殊属可叹！汝下段明明大登特登我之“民权主义”，而上面乃有此“响影录”，其意何居？且引胡适之之言，岂不知胡即为辩护陈炯明之人耶？胡谓陈之变乱为革命。着中央执行委员会将此记者革出，以为改良本报之一事。[28]

仅此一斑，可见结怨之深。

胡适对政治不算敏感，时有幼稚举动，但他贸然发言，多少还是有些依据。陈炯明自五四运动以来，在漳州提倡新文化，刷新政治，颇得社会各界的好评，连“左倾”的北京大学学生考察后，也称之为“闽南的俄罗斯”。[29]胡适对其印象不错，当在情理之中。陈炯明事变时，胡适从一些渠道了解事件原委经过，不免有偏听则暗之嫌。其日记所载，8月13日“毕业生唐［谭］鸣谦自广州来，谈广东事甚详。我请他为《努力》作一文。广州之乱事正未有已时。陈炯明手下毫无人才；此人坚忍有余，果断不足。此时民党四面起来，孙文前日虽已退出广东，但孙党终不忘报复，乱事一时正不易收拾”。谭鸣谦的长文《述孙、陈之争》在《努力》第16期（1922年8月20日，署名“涤襟”）发表，于总共16栏中占了13栏。[30]胡适自称“对于孙、陈之争，因为不容易得确实消息，所以不曾发表什么偏袒的意见”，却相信谭鸣谦对事件的看法，还专门说明谭“是没有党派成见的人，此次自广州避乱来上海，做了这篇文章，说明孙、陈分家的历史。他自己也有时加上一点评判。我们觉得他的态度很平允”。从该文中，胡适又进一步发现，“我们的主张所以招怨的原故全在我们不曾完全了解孙派用秘密结社来办政党的历史”[31]，因而对国民党的组织观念再进行一番抨击，又自以为是地称对孙党的批评引起大反对，说明“其实我的话正中他们的要害”。

8月20日，陈达材从广州来访，谈广州近况甚悉，胡适亦请其为《努力》作一文。其实陈达材是陈炯明的策士（一说机要科秘书），主张联省自治，曾秉承陈炯明的意旨，参与制定《广东暂行县自治条例》《广东暂行县长选举条例》，又在陈炯明的操纵下，与汪精卫、金章、廖仲恺、陈公博等20人组成宪法讨论会，以浙江、湖南两省省宪为参照，草拟《广东省宪法草案》《广东自治条例草案》。[32]他不仅偏袒陈炯明，后来还代表陈炯明向胡适说项。胡适日记载，8月24日“陈达材来，带来《再述孙陈之争》文一首。达材谈广州近事，很不满意于中山一派。……现在吴佩孚一派大概是想拥孙文来倒黎元洪。孙文在他的本省不能和陈炯明相安，而想在北方的‘三大’之中做媳妇，真是做迷梦了”。[33]

陈达材认为，谭鸣谦的《述孙、陈之争》前半大概是事实，后半评孙、陈资性，则很有不尽不实之处，在补充孙先倒陈的事实后，他总结道：两人的冲突是由主义的冲突而演变为地盘之争，陈的联邦主义尚未实现，孙的武力统一则已部分实行，造成两粤兵民相杀，兵兵互杀，使得广西糜烂，非数十年不能复原。“若革命所得的结果，仍旧是牺牲流血，是我们不能赞成的了。何况除了这种武力统一主义还有别的方法”[34]，明显站在陈炯明一边。所以后来陈独秀批评道：“陈炯明在辛亥革命时代，在漳州时代，在讨伐陆荣廷、莫荣新时代，都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党，后来阻挠北伐军、驱逐孙中山，便是反革命的行为了。胡适之先生说陈对孙是革命行动，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陈炯明举兵逐孙，不但未曾宣告孙中山反叛民主主义之罪恶及他自己有较孙更合乎民主主义之主张，而且逐孙后，做出许多残民媚外的行为，完全证明他是一个反革命的军阀。”[35]

武力统一还是联省自治，在当时中国成为一大政治中心问题。对此胡适的主张刚好与陈炯明一致，而与孙中山截然相反，这可以说是胡适支持陈炯明反对孙中山的重要原因。胡适根本反对武力统一，认为“武力统一是绝对不可能的，做这种迷梦的是中国的公贼”！而民主主义的大革命，一时也不会实现，“希望用大革命来统一，也是画饼不能充饥”。[36]按照胡适的看法，“军阀的割据是武力统一的迷梦的恶果”，“裁制军阀与打倒军阀的一个重要武器在于增加地方权限，在于根据于省自治的联邦制”。[37]基于这一认识，他积极响应李石曾、蔡元培等人的提议，于1922年6月上旬联名致电孙中山，劝其结束护法，以国民资格出来为国事尽力。同时反对吴佩孚继续做武力统一的迷梦，认为即使以武力实现统一，也不过仍是一个军阀。[38]

影响胡适对陈炯明态度的谭鸣谦和陈达材，恰好也是坚决主张联省自治之人。1920年军政府移粤后，谭鸣谦在《广东群报》上数论联省政府，驳斥联省自治的各种反对论，他认为反对论可分四说，即历史关系说、武力统一说、有力政府说、无形瓜分说，除“武力统一说绝对没存在的理由，且已经驳论外，其余三说，亦属于逻辑所谓似是而非的推论”，呼吁在联省自治“差不多迫近瓜熟蒂落的时期”，加以“呵护保育”。[39]陈达材不仅协助陈炯明策划宣传联省自治，还在《努力》第18期（1922年9月3日）上发表《我国的联邦问题》，认为中国不适宜单一制，应立刻采用联邦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