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6月中旬，陈炯明发动兵变，与孙中山公开分裂。很少插手政治的胡适一反常态地迅速表态，开始他只是批评孙中山的策略，没有明确支持陈炯明，不过回护后者的倾向已然十分明显。他说：

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这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达他的目的。于是有八年联安福部的政策，于是有十一年联张作霖的政策。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靠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民，遂不能免这一次的失败。[2]

接着胡适又连续在《努力》周报发表评论，严厉批评国民党的文化观念和政治哲学，维护陈炯明的立场和行为。[3]

这时的胡适，虽然才打破“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誓愿[4]，公开介入政治一年，但他对中国波谲云诡的政局却一直没有停止观察。这一番话，反映了胡适回国以来的政治思考、政治联系和时政见解，与孙中山关系密切、分歧明显并对其表态起重要作用的，至少有三点：其一，对直、皖、奉系军阀的态度；其二，对陈炯明其人的认识；其三，对联省自治和武力统一的看法。

从1919年起，在直、皖、奉几大派系的军阀之间，孙中山视直系为头号死敌，而试图与皖、奉联系结成“三角反直同盟”。[5]胡适从一开始对此事就极不以为然。1919年年底，他曾就有关传闻询问沈定一，沈告以9月徐树铮、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到上海与孙中山会谈的情形，据说此事由焦易堂、谢良牧、田桐、光云锦等人牵线，戴季陶、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很反对，“其中以朱执信反对最烈”。戴季陶也“根本的反对”，只是他和孙中山口头契约：“背后不反对他；不用文字反对他。”所以暂时不下什么批评，将来或许用很尊敬的态度对孙中山进行批评。孙中山则认为此事是“一种政策”，北方政府和谈总代表王揖唐到上海后，孙中山撇开做投机生意的焦、谢等人，另找居正、许某某，“代表他往来做电话机”。

胡适的询问函今不见，从沈定一的复函中可以揣测其意思。沈开头说了一段表态的话：“你所要知道的事，早想写信给你。吴稚晖先生曾对孙先生说：‘你要做政治家，就得做藏垢纳污的政治家。’我很不愿意报告这种消息，所以没有给你信。现在你来问这里的情形，我可以举我所知道的告诉你。”这很明显是自我开脱，而与胡适靠近。他称办此事为“做这票投机生意”，显然也是属于藏污纳垢的政治行为，并且明确告诉胡适：

总之，孙+段=‘孑殳’，‘系’和‘段（去殳）’是万万合不拢的。就形势上看，如果‘孑殳’成功了，‘系’一派必定与手无寸铁的新思想界融洽；此外南北各派的变动，也可推想而知。[6]

这等于说一旦孙、段同盟实现，孙系的戴、胡、廖、朱等人将倒向新文化派一边。

沈定一是否能够代表孙“系”发言，另当别论，当时戴、胡、廖、朱等人，与新文化派的关系的确比孙中山走得更近。他们办的《星期评论》和《建设》杂志，得到胡适的高度评价，不仅引为同调，而且另眼看待。从体裁到格式与《每周评论》十分相像的《星期评论》出版后，胡适看过第1期以为不过是《每周评论》第二，第2期则发觉不同凡响，其特色有三：其一，有一贯的团体主张；其二，这种主张是几年研究的结果；其三，所主张的都是脚踏实地的具体政策，而不是抽象的空谈。这种一贯的团体主张与新文化派的忙里偷闲杂凑起来的个人主张相比，不仅较为成熟、具体、实际，更重要的是“使思想革新的运动能收实地的功效”。难怪胡适在“欢天喜地的欢迎我们的兄弟出世，更祝他长大，祝他长寿”之余，还要高呼“万岁”了。两个月后，胡适在介绍新出版物时，对《建设》的主张趋向以及所发表的文章，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如果说新文化派影响国民党人的主要在宣传，国民党人影响新文化派的则首在组织。因为思想革新要落在实处，便不得不依赖组织的功能。所以胡适希望中国舆论界仿效《星期评论》的榜样，“渐渐的废去从前那种‘人自为战’的习惯，采用‘有组织的宣传方法’，使将来的中国真成一个名实相副的新共和国”！[7]而且宣传的影响重在形式（包括举办报刊和使用白话文），至于内容的主义方面，则作用较小。相比之下，集中精力完善其思想理论的孙中山受影响的程度较从事宣传的戴、胡、廖、朱等人为轻。

胡适在《每周评论》第28号出版之日，特致函《星期评论》，将《每周评论》寄上。戴季陶收到信和刊，一日之内两次致函胡适，分别代表《星期评论》和即将创刊的《建设》杂志，表示感激之外，希望胡适和大学的各位同志来稿，批评指教，并帮助寻找代派所。[8]胡适不负所望，先后在《星期评论》发表《女子解放从哪里做起》《谈新诗》，并与廖仲恺、胡汉民、朱执信等人反复辩论井田问题刊载于《建设》杂志。《星期评论》和《建设》杂志一直寄赠胡适，直到1920年6月，胡汉民还为《建设》可能停刊而感谢胡适“向我们一番的同情”，并且表示：“我们对于社会的贡献，文字的努力，断不敢因这定期出版品停止，就抛弃不顾。先生有心指导我们种种底话，也切不可因此就不和我们说，这是我们最盼望的事。”[9]

戴、胡、廖、朱等人也常常参与新文化派的讨论，对胡适的言论著述有所回应、支持、补充或批评，以示声气相通，扩大影响。如戴季陶认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思想界上的势力和影响，可算大得极了”，并天天盼望其“赶快把中古史、近代史竣工，让全国那些读死书的人觉悟转来”。同时指出经济发展史的著作更重要，一时代的思想，受一时代经济组织的影响很大。而胡适也注意及此，希望有专门学者下这一功夫。[10]朱执信则对胡适在《李超传》中提出的家长族长专制、女子教育、女子承袭财产、有女不为有后等问题进一步指出更根本、更明了的几个问题，如财产承袭、财产私有、家族制度的存续等。[11]

与对文学隔膜的孙中山有异，戴、胡、廖、朱等人的旧文学功底不错，对新文学也不无兴趣，戴季陶和朱执信还分别写过白话小说。朱执信本来对“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有所保留，因为自己未学足白话，所以赞成白话体而不写白话文。[12]但后来也改用白话文，并在胡怀琛与胡适就《尝试集》关于新诗音节的讨论中，结合胡适的《谈新诗》表述己见，反驳胡怀琛，而深化胡适的论点。[13]胡适为此在《尝试集》再版自序里略加引申有关论点，又在发表答胡怀琛函时专门附言对朱执信等人替自己辩护的话表示谢意。[14]

更为重要的是，孙“系”主动将国民革命与新文化运动直接联系起来。戴季陶认为1919年是其“十年来最满意的一年”[15]，“大凡一国的政治革新和社会进化，文学的感化力最大。文学里面，诗歌和小说的力量更是普遍的。‘三民主义’这个名词，靠着散文的鼓吹，造成了一个空招牌的民国。今后如果要把组织新国家新社会的真理，印到多数国民的脑髓里去，韵文的陶融一定是少不了的”。[16]1919年8月5日，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评议部举行闭会式，孙中山到会演说及会后谈话中，主张革命为革命党毕生唯一的事业，引起康白情的不解和不满，致函戴季陶加以申论。戴季陶的复函表述其积极的意见道：

一全人类的普遍平等的幸福，是革命究竟的目的。二中国国家和社会的改造，是革命现在进行的目的。三中国人民全体经济的生活改善和经济的机会平等，是现在进行目的的理想形式。四普遍的新文化运动，是革命进行的方法。五智识上思想上的机会均等和各人理智的自由发展，是新文化运动的真意义。六文字及语言之自由的普遍的交通和交通器具的绝对普及（如注音字母），是造成理智上机会均等的手段。七平和的组织的方法及手段，是革命运动的新形式。

他还提出要“排除以兵代兵，以官代官那样的以暴易暴的伪革命”。[17]

后来在与朋友谈话时，回答后者关于革命的效果不行，离开政治能否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的疑问，他更加直截了当地声明：“你以为一定要炸弹、手枪、军队，才能够革命，才算是革命，那就错了。平和的新文化运动，这就是真正的革命！这就是大创造的先驱运动！”以当时情势论，倘若不愿意亡国，便“只有猛力做新文化运动的工夫”。[18]

孙“系”以国民革命向新文化运动靠拢，思想上不免显露出游离于国民革命原来的精神支柱——孙中山及其主义的倾向，反对与军阀交易是其一；主张正大光明地从事新文化运动是其二；戴、胡、廖、朱等人不约而同地受唯物史观的影响，不仅仅宣传孙中山的学说和主张是其三。孙“系”的社会主义倾向使得其中一些人不仅同情苏俄和共产主义者，而且参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组党活动，令孙中山大为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