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的政略大转折，在积极的成果背后，牵涉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因而在不少具体政策上，前后缺乏政见的连贯性。如对吴佩孚的认识，就几乎来了个乾坤颠倒，事变前夕还反对孙吴联盟的蔡和森，不得不接受共产国际“政治上孤立的吴佩孚，尽管有独裁者的本能，但也许会与同样孤立的孙中山携起手来，双双步入中国革命的先锋地位”的看法，赞扬孙吴联合是进步势力的结合。[73]陈独秀也将吴佩孚的讨伐段祺瑞、张作霖视为“革命的行动”，因为段、张这班卖国的反动派失去政权，“是给资产阶级的民主派能够得着政治上发展的机会”。[74]对陈炯明的态度更是前后迥异。因此这一转折为广东支部成员难以理解和接受，也不足为怪。何况在此之前，中共党员对时局持有不同见解，甚至发表不同的看法，是相当普遍的情况，很少要求组织上的一律。本来认识不同导致政策不一致，也很正常，蔡和森后来总结时给予一定程度的理解。但这次突变所引起的分歧对于中共的生存发展造成极大威胁，由于对中央的方针政策转变不理解，多数党员对党采取消极态度，使中共中央必须加强纪律和集中制，否则无法贯彻既定路线。结果中共在经历政治策略转折的同时，必须进行组织建设的调整。[75]

中共党内可以通过纪律和集中制达到对于政策转变的强制性认识统一，对党外则不能强求，也不必强求。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没有因为胡适一度偏袒陈炯明而与之关系恶化。这一时期胡适与苏俄驻华代表越飞以及伊凤阁等人关系不错，又与原海参崴报纸《遥远的边疆》编辑、远东电讯社驻沪记者、“俄国鼓吹机关代表”霍都洛夫久谈中国政局，认为后者的观察“颇不坏”。[76]霍氏是老社会民主党人，也是很早为俄共在华进行工作的侨民之一[77]，1920年7月，曾向孙中山介绍过远东共和国的情况[78]，以至越飞称胡适是“我们的朋友”。[79]

中共的主要领导陈独秀，尽管在联省自治问题上与胡适完全对立，直到1923年7月，仍然认为只有胡适是真正了解近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人，“在扫**封建宗法思想的革命战线上，实有联合之必要”。[80]在此期间，他常常与胡适交换意见，1922年12月11日，陈独秀还函告胡适和蒋梦麟：“中山近日颇有觉悟，已切言专力军事之错误，方努力谋党之改造，此事亦请二公注意。”[81]则在与国民党的关系上，中共继续视胡适为同路人。“二大”后中共着手在北京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有教职员参加，胡适很可能是争取的对象之一。

收到李大钊来函的当天，代表陈炯明的陈达材和中共党员谭鸣谦再度来访，似乎都在争取胡适。胡适如何看待李大钊的意见，日记和其他资料中没有直接的说明。他继续坚持主张联省自治，反对武力统一，与陈独秀有所辩论，但公开指责孙中山、袒护陈炯明的言论逐渐减少。8月31日，胡适为《努力》撰写《这一周》的短评，依据东方通信社的消息，评论孙中山最近的政见及其与北方武人接近的行动，除了反对省自治一条外，基本同意孙的主张，又称孙中山和吴佩孚“都还是为主义而不为私利私图的人”，这与中共刚刚转变的政见有同步之势。只是最后又忠告孙中山不要对陈炯明复仇，不应该为了旧怨而再图广东的糜烂，“只应该以在野的地位督促广东的善后，监督陈炯明的设施”。但这与马林等人反对用军事行动方式收复广州的意见亦无二致。9月4日，陈达材代表陈炯明邀胡适去广东办大学，胡适虽然赴宴，却明确表示：“我不能去，大学中也无人肯去。”还劝陈达材转告陈炯明：“此时先努力把广东的治安办好，不妨做一个阎锡山，但却不可做杨森。借文化事业来做招牌，是靠不住的。”

9月18日，胡适与北归的李大钊谈话后作长函给陈独秀，除继续争论统一与联治外，还声称《民国日报》不值一驳，指责该报增改别人的文章，厌恶于“政党的罪恶”。到了11月中旬，胡适虽仍然坚持自己对广东孙、陈之争讲的是“几句公道话”，所宣泄的实际上是被《民国日报》骂了几个月的不平之气，因为“许多人说胡适之被《民国》骂倒了。《努力》销路也因此稍减（在南方尤其是上海），你不睬他，他却要睬你”。[82]是月上海《密勒氏评论报》（The Week by Review）两次公布征求读者选举“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的投票结果，陈炯明均榜上有名。胡适认为根本不能反映中国的情形，另外拟了一份名单，多选思想学术文化界人士，政治人物仅孙中山、段祺瑞、吴佩孚三人，而排除陈炯明，求公允之外，亦可视为一种姿态。

另一方面，胡适对李大钊来函所说的具体办法似不以为然。9月李大钊到洛阳与白坚武“谈申江寓公近情（指孙中山）”及“南北政情”，10月又与孙中山的代表张溥泉等再赴洛阳与吴佩孚会谈。这段时间胡适与李大钊来往不密，但李自上海来函称“余容面谈”，则胡适应当知道内幕。撮合孙吴联盟，苏俄的本意是反对张作霖以保障其在中东路的利益。[83]胡适虽然未必深悉这一背景，而且不反对合作，希望和平解决统一与分治问题，对有关交易仍然大为不满。10月1日、11月12日、12月31日，他在《努力》第22期、28期、35期上一再郑重地公开宣言：“私人的接洽，代表的往来，信使的疏通，都是不负责任的，都是鬼鬼祟祟的行为，道理上这种办法是不正当的，事实上这种办法是很困难的。分赃可用此法，卖国可用此法，谋统一不可用此法。”[84]所指即使不是专门针对上述情况，至少包括在其中。

1923年10月，胡适写了《一年半的回顾》，刊登在《努力》最后一期即75期上，既是对《努力》的总结，也是对这一时期时局的概括。谈到孙中山、吴佩孚、陈炯明之间的联系与冲突时，有如下的论述：

去年五六两个月真是政局的一大关键。吴佩孚召集旧国会，本是想取消南方“护法”的旗帜。5月里孙文发表宣言，对北方将领要求裁军队为工兵；他的态度已很明显，很有和平解决的表示了。不幸6月中广州发生孙、陈之争，陈炯明推翻了孙文的势力，孙氏仓皇出走。这件事在当日确然是孙、陈两人主张不同性情不同久不相能的结果。当日大家的评论虽不一致，然而在当时就是最恨陈炯明的人也不信陈氏的行为是服从北方的指使。但事后看来，当日孙、陈的决裂确是一大不幸的事。一来因为孙文失去势力，更引起北方武人的武力统一的野心。二来因为孙、陈两人决裂后，陈氏怕孙派的报复，竟公然与直系军人联络。三来因为孙氏要报仇，竟至糜烂了广东，至于今日。

虽然没有根本改变立场，仍然坚持一些基本的观点，或者说不愿示弱，但是对陈炯明事变的全面衡量与评估，已经随着时势而大幅度调整了。

治史的大忌之一，是用今日的眼光看待前人前事，认识历史，还应循着历史发展的本来顺序，以免苛责之弊。陈炯明事变前后胡适对待孙中山和陈炯明的态度，非但不表明他的反动，恰恰是那一时期胡适“左倾”的一个例证，显示其在倾向社会主义和国民革命的过程中，一度和苏俄及中共走得相当近。而要认清此事的原委真相，不能仅就孙、陈的是非立论。梳理前后左右相关各方的表面和背面关系，方可坐实而近真。

[1] 参见白吉庵：《胡适传》；欧阳哲生：《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胡明：《胡适传论》。

[2] 胡适：《这一周》，《努力》第8期，1922年6月25日。《胡适的日记》1922年6月22日记：“为《努力》作短评几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384页，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5）

[3] 详参胡明：《胡适传论》下卷，630～631页。

[4] 关于胡适谈政治的前因，详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七《议政：有计划的政治》，248～256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5] 详参邱捷：《孙中山晚年与皖奉军阀的联合和斗争》，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论丛》第1集，1983。

[6] 1919年12月16日《沈定一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77～78页。许世英、王揖唐与孙中山会见时间，参见王光远编：《陈独秀年谱》，73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1205～1206页。

[7] 《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每周评论》第28号，1919年6月29日。

[8]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61～62页。

[9] 1920年6月23日《胡汉民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100页。

[10] 戴季陶：《随便谈》，《星期评论》第11号，1919年8月17日。

[11] 朱执信：《女学生应该承袭的财产》，《建设》第2卷第2号，1920年3月。

[12] 朱执信：《复黄世平函》，《建设》第1卷第1号，1919年8月。

[13] 朱执信：《诗的音节》，《星期评论》第51号，1920年5月23日。

[14] 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24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5] 戴季陶：《民国九年的工作》，《民国日报》（上海），1920年1月1日。

[16] 戴季陶：《白乐天的社会文学》，《星期评论》第4号，1919年6月29日。

[17] 戴季陶：《革命！何故？为何？》，《建设》第1卷第3号，1919年9月。

[18] 戴季陶：《短评》，《星期评论》第17号，1919年9月28日。

[19] 戴季陶：《政治问题应该研究不应该研究》，《星期评论》第24号，1919年11月16日。

[20] 朱执信：《新文化的危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朱执信集》下集，88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21] 1920年12月16日《致胡适之、高一涵》，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223页。函中的“南方”，应指上海的国民党人。

[22] 朱执信：《新文化的危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朱执信集》下集，881页。

[23] 1921年2月15日《致胡适之》，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275页。

[24] 参见许纪霖：《中国自由主义的乌托邦——胡适与“好政府主义”讨论》，《近代史研究》，1994（5）。

[25]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383页。

[26] 胡适：《旧道德的死尸的复活》，《努力》第12期，1922年7月23日。

[27] 《民国日报》（上海），1922年7月27日。

[28]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0卷，48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29] 《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14号，1920年5月1日。

[30]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430页。胡适的看法，均来自谭鸣谦的文章，其中一段分析孙、陈二人的资性道：“中山的资性。近于高明，竞存的资性，近于沉毅，两人都有各个的长处。至中山富于革命的精神，而缺乏革命的政策，竞存坚忍有余，而果断不足，这又是两人瑕瑜互见的。若刚愎自用四个字，则两人同具有这种毛病，而竞存为尤甚。竞存为人，绝对不能容纳他人意见，凡意见出自自己，都是好的，出自别人，都是不好的。故竞存左右，可谓之绝无人才，都是一副传声器，或是一副被动机械，只供他传达号令，或被驾驶，稍足称人才的，都不乐为他用，故这回举动，太过不光明磊落，都是缺乏人才，为一个最大的原因。”

[31] 《这一周》，《努力》第16期，1922年8月20日。

[32] 段云章、陈敏、倪俊明：《陈炯明的一生》，199～203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林志钧、毕侣、钟凛之：《陈炯明倡行联省自治及民选县长见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广东省委员会、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171～172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陈伯衡《对广东党组织成立情况的回忆》称：“联省自治是陈炯明提出的，由陈达材（是陈炯明的机要科秘书）去计划宣传。”（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4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3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425、436～437页。

[34] 林生：《再述孙陈之争》，《努力》第17期，1922年8月27日。

[35] 《革命与反革命》，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404页。

[36] 《这一周》，《努力》第22期，1922年10月1日。

[37] 《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答陈独秀》，《努力》第19期，1922年9月10日。

[3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367、428～429页。

[39] 谭鸣谦：《三论联省政府——辟联省自治的反对论》，《广东群报》1921年6月6日。

[40] 张静如、马模贞、廖英、钱自强编：《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18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4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442页。有关此函的解说，参见陶季邑：《关于李大钊致胡适一封信的日期及其意义》，《近代史研究》，1998（3）。

[4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125页。在俄共成立专门负责中国事务的机构之前，有关工作由个别侨民进行，柏烈伟是其中重要一员。他曾向维经斯基提供情况报告，并和后者一起前往广州活动（见1920年6月《维经斯基给某人的信》《关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机构和工作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30、50、60页）。后来柏氏改任北京大学教授。

[4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377页。

[44]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梁复然《广东党的组织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称陈达材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梁文并称其后来退出该小组，未参加共产党。袁振英则说陈达材未参加共产党小组（均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8、447、474页）。

[45]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65页。

[46] 参见段云章：《共产国际、苏俄对孙中山陈炯明分裂的观察和评论》，《中山大学学报论丛·近代中国研究丛刊》，2000（3）。

[47] 详参吴应銧：《“孙吴联合”与1920—1923年苏俄的对华政策》，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主编：《孙中山研究》第2辑，90～111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美］韦慕廷著，杨慎之译：《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131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

[48] 1920年8月2日《陈公博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107页。

[49]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65页。

[50]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上），香港，明报月刊版，127～129页。

[51] 《吾党产生的背景及其历史使命》，中共广东省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档案史料丛刊·“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织》，1981年版（内部刊物），65页。关于《广东群报》的归属，意见颇为分歧。1922年6月30日张太雷致蔡和森等人函称：“《群报》仍为陈之机关报，要改组非我一人之力能办到。”（孙道昌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2年—1924年（群团文件）》，10页，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1983）则至少此时该刊并非中共广东支部的机关报。

[52] 《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1921—1925），15页。

[53]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上），224～225页。达林称广州党组织的代表对于加入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之事不发表意见，实际上支持陈炯明，反对孙中山；张国焘反对统一战线；张太雷、瞿秋白支持达林，陈独秀则动摇不定（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54] 陈公博：《我与共产党》，转引自石源华：《陈公博这个人》，5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此行目的，各说不一，陈秋霖说是“劝竞存加入共产党，领导华南发展。竞存则兜着大圈子，本其平日口吻，纵谈‘各取所需’与‘各取所值’这二大原则，暗示他正怀疑马克斯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法则。独秀又说要干不能徒恃军队，广大工人群足负很大的任务。竞存更是反对，他说现阶段中国劳动运动只宜作‘劳工教育运动’，最不好是拿劳工做政治本钱，这恶风气一开了头，往后将不可收拾。独秀抹了一鼻子灰，怏怏而退”。（梁冰弦：《解放别录》，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9辑之188，39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张国焘则推测陈独秀的用意“似乎是企图从旁劝说孙、陈之间避免火并。但这种活动为时已晚了。他觉得事不可为”（《我的回忆》第1册（下），231页）。

[55] 关于苏俄极力促成孙吴合作的动机目的，参见邱捷：《越飞与所谓“孙吴合作”》，《近代史研究》，1998（3）。

[56] 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关于1920—1923年的中国问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运动（1917—1925）》，256～257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57] 《关于杭州会议后活动的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84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58] 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运动（1917—1925）》，303～304页。

[59]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8～1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60]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61] 《越飞给孙逸仙的信》《孙逸仙给越飞的信》《越飞给加拉罕的电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04、111、112页。

[62] 参见段云章：《共产国际、苏俄对孙中山陈炯明分裂的观察和评论》，《中山大学学报论丛·近代中国研究丛刊》，2000（3）。

[63]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61页。

[6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117～118页。

[65] 参见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等人的回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340～349页。中共二大虽然呼吁国民党结成联合战线，却未决定加入国民党，而是要在北京建立民权运动大同盟，原因之一是国民党未改变态度及孙中山态度不定（蔡和森：《吾党产生的背景及其历史使命》，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档案史料丛刊·“一大”前后广东的党组织》，62页）。

[66] 《我的回忆》第1册（下），239～240页。

[67] 陈公博：《寒风集》，石源华：《陈公博这个人》，56～59页。

[68] 《吾党产生的背景及其历史使命》，中共广东省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档案史料丛刊·“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织》，69页。

[69] 中共广东省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档案史料丛刊·“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织》，10页。

[70] 涤襟：《记孙陈之争》，《努力》第16期，1922年8月20日。该文末署“1922、8、10日。涤襟寄自沪旅”。胡适日记则记为8月13日与胡谈论后，胡请其撰写。

[71] 目前所见《珠江评论》最后一期为1922年10月25日出版的第4期，据中共广东省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档案史料丛刊·“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织》所录“致秀松兄函”，当时《珠江评论》已被查禁。是函署期“廿三日”，编者判断为1922年10月23日。如不误，则该刊第4期标明的日期较实行发行期晚。

[7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77页。

[73] 详参李玉贞：《斯内夫利特小传》，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427～429、442～445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74] 《革命与反革命》，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404页。

[75] 《吾党产生的背景及其历史使命》，中共广东省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档案史料丛刊·“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织》，70页。

[7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425页。

[77] 《关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机构和工作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50页。

[78] 王功安、毛磊主编：《国共两党关系通史》，20页，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

[79] 1922年11月17日《越飞致马林的信》，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102页。

[80] 《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517～518页。

[81]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176页。

[8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449、462、469页。

[83] 详参李玉贞：《斯内夫利特小传》，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444页。据说孙中山还授权王宠惠与吴佩孚谈判（1922年11月7日《越飞致马林的信》，《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88页）。

[84] 参见《努力》各期《这一周》《我们还主张召集各省会议》《新年的旧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