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比人强虽为至理，孙中山的主观努力仍然不容忽视。

孙中山对中国固有文化的掌握，学理上不一定多，理解起来却颇显悟性。“天下为公”，是他一生中书写最多的题词之一，便是明证，表现了宏大的胸怀与宽广的眼界。早在兴中会成立之初，他就认识到中国一旦分裂，必然衰亡，宣布应当“痛绝”那种“畛域互分，彼此歧视”的劣习，“以昭大公，而杜流弊”。[17]这一信念在他始终不渝。同盟会筹组之际，孙中山对宋教仁、陈天华等人“纵谈现今大势及革命方法”，“言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之内讧。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终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争，元末朱、陈、张、明之乱，此时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故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18]所强调的仍是当合不当分。这不仅是政治时势的需要，也是中国的文化特性使然。

同盟会成立的当年，地域之争在国内学界又趋剧烈，于右任发表《致主持分省诸君子书》，指出：“吾曹虽不同省而皆同国土，虽不同省而皆同宗教，虽不同省而皆同种族。同种族则同伦，同宗教则同门，同国土则当同患难，举目四万万皆骨肉也，牵枝连叶有如此密切之关系，故前携后引齐上舞台则分也，而此挤彼排处处下逐客之令，则窃有不敢谓然者。”[19]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则在第1号上刊载专文《今日岂分省之日耶》，批评由立宪派控制的江苏学会“严正省界”，坚持孙中山的大合主张，并宣告于天下国人。

孙中山的天下关怀并非仅仅停留于精神世界，像有的学者所描述的那样，在实际政治运作中，较多地依赖地缘关系的纽带，成为地域群体的代言人。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已经具有全国性政治代表的身份，所作所为当然会以国家为准的。即使在此之前，他也绝不希望自己局限于珠江流域一隅，而是始终坚持不懈地努力将影响和行动扩展到长江流域乃至全国。1895年广州起义前，孙中山在香港会见日本驻港领事中川恒次郎，提出起义时将和康有为、吴汉［瀚］涛、曾纪泽之子等人共同担任统领。[20]

吴名广霈，字琴爰，安徽人，1876年，以首任驻日公使随员身份赴日，后升任神户副领事。[21]1879年王韬游历日本时与之相交，大为赞赏，称其“年少有才，蹈厉奋发，要自不凡”。又说：“瀚涛今世豪杰士也，年少而才奇，识见超卓，志量恢扩，当今殆罕其俦。”两人诗酒互酬，“谈兵论剑”，情谊甚笃。吴瀚涛赠诗道：“什年飘泊遯南翁，跋扈飞扬意态雄；白也世人皆曰杀，凤兮吾道岂终穷；难销斫地悲歌气，尽有登楼作赋风；恰恨生才才不用，由来多事是苍穹。”“傀我同为东海客，卑官抗俗走尘埃；狂奴久已撄时忌，笑口何期为子开；白璧青蝇宁足浼，美人醇酒亦堪哀；敬亭山色珠江月，落落寰中两霸才。”王韬诗曰：“平生豪气俯凡流，今日逢君让一筹。举世岂真无北海，论交当自有南洲。从兹一别七千里，此后重逢五大洲。天下事今犹可挽，出山霖雨为民谋。”“慷慨论心意气豪，忘年直欲缔深交；眼中龌龊空余子，世上模棱笑汝曹；使酒谈兵与俗忤，哀丝脆竹要才销；黄河泰岱他时事，今日先占立品高。”[22]次年，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提及这位年仅二十三四岁、“其才绝群”的使馆随员，极口称道：“此人卓荦不凡，……他日终为有用材，与仆极知好。”[23]

曾纪泽之子，当为曾广铨，他本是曾纪泽弟曾纪鸿的第三子，因纪泽子早殇而过继之。其少年时即立志自食其力，后随嗣父赴欧，留学英国，通英文。孙中山了解上述二人，很可能是上年春到上海找关系上书李鸿章时，从王韬处得知若干信息。此举表明，孙中山一开始就极力想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长江一带，力争得到政治文化中心区域的士绅的支持。

此后，孙中山虽然不能踏足故国土地，仍然争取利用各种机会广泛结交各地志士。由于甲午战后中国的亡国危机日益严重，进步人士为了实现救亡革新，也逐渐将反清的孙中山视为可能合作或利用的政治势力。1895年3月，梁启超函告汪康年：“孙某非哥中人，度略通西学，愤嫉时变之流，其徒皆粤人之商于南洋、亚美及前之出洋学生，他省甚少。”[24]1897年年底德国占领胶州湾后，汪康年与曾广铨借考察报务为名，东渡日本，决心结合中日两国民间势力，救亡图存。在日期间，与孙中山有所交往。1898年1月，孙中山专程陪同他们到大阪，与侨商孙实甫、留学生汪有龄、稽侃等会见《大阪每日新闻》记者。[25]尽管汪对孙中山印象不佳，认为“行者之无能为”[26]，两派的联系交往仍然继续。1899年秋，由梁启超介绍，孙中山会见了前来考察学务的周善培。1900年春，又与来访的文廷式会面，讨论国事。

与此同时，孙中山还积极与康有为、梁启超一派联络。1895年广州起义前，他曾主动邀请康、梁等人加入农学会，事虽未果，兴中会与康门弟子的关系却一直保持，如港澳地区的兴中会员陈少白、区风墀与何树龄、张玉涛等就始终有所联系。从欧洲返回日本后，孙中山曾经接到何树龄反映“中国群贤之公意”的来信，也打算发函去上海，“请梁启超或其亲信一人到此一游，同商大事”。[27]关于此事，维新派内部曾经讨论，不赞成梁贸然成行。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等维新派人士流亡日本，孙中山几次要求双方合作行动。以后通过毕永年的介绍，首先实现与湖南维新派的合作，又接受唐才常求同存异、联合并举的计划，甚至与梁启超一派的江岛十二郎商议联合组党。

最能反映孙中山政治抱负的，当属他对庚子勤王的态度。开始他接受唐才常的劝告，只同意联合并举，殊途同归，而坚持反满立场，极力说服梁启超赞成其主张。1900年4月，梁启超鉴于年初废立之争后，“事势一大变迁”，“全国人心怵动奋发，热力骤增数倍。望勤王之师，如大旱之望雨。今若乘此机会用此名号，真乃事半功倍”，劝孙中山审时度势，稍做变通，将“倒满洲以兴民政”的政纲暂时改作“借勤王以兴民政”，以利于成事，还约期与孙“握手共入中原”。[28]目前无法找到孙中山的复函，或其他能够表明其反应的直接材料，从相应的言行看，他显然接受了梁启超的建议。不久，他便远赴南洋，试图与康有为磋商，“为我们共同路线上的联合行动作出安排”[29]，趁此良机，“实行大同团结，共同行动”。[30]并对新当选的中国议会议长容闳表示支持。诚然，孙中山没有放弃兴中会单独行动的计划，也不打算在其中使用勤王旗号，限于实力，他计划在南中国成立一个联邦共和国。[31]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已将目光从全国收缩到华南，推翻清朝中央政府，始终是其主要的行动目标。8月中旬，他与归国参加自立军起义的梁启超协调行动，决定暂停广东军事，赶往上海，准备伺机和其他兴中会员—道，奔赴长江大举。

显然，在孙中山早期的政治活动中，他只是将自己与天下相联系而非相等同，常常处于合作、辅助和旁支的地位。1895年广州起义之际，当被问到成功后谁为总统时，他回答说尚未及考虑[32]，则4位统领均是可能人选。庚子乱局中，他先是支持唐才常的长江中枢地位，继而又肯定容闳为众望所归。这表明，一方面，在革新势力主体发生变化前，孙中山不容易得到开明士绅的普遍拥戴；另一方面，在政治实力不足的情况下，他是能够以天下而不以个人得失为准的。此后，他针对局势和力量的变化，适时调整部署，努力组建大团体，以领导革命事业。正因为孙中山坚持反清立场和全国性政治抱负，获得了一定的国际声望，才会被激进的留学生视为全国革命党人乃至四万万同胞共同的政治旗帜。而他前此长时间的偏师地位，多少会对主要讲求实力的政治角逐产生消极影响。这种政治领袖与文化英雄错综复杂的角色关系，几乎影响了孙中山一生的成败得失，也是近代中国革命进程中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历史现象。

[1]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1册，90页。

[2] 《民报》第1号，1905年11月26日。

[3] 参见章开沅：《时代·祖国·乡里——辛亥革命时期社会思潮试析之一》，《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15～23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

[4] 《离合篇》，《大陆》第1年第8号，1903年7月。

[5] 《浙江潮》第3期，1903年4月17日。

[6] 杨恺龄编：《钮惕生（永建）先生遗札选集》，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6辑之254，69～73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原书称是函写于清光绪二十六年即1900年，误。函中提及邹容归国赴沪之事，当为1903年所作。

[7] 《论中国学生同盟会之发起》，《苏报》1903年5月30日。

[8] 杨恺龄编：《钮惕生（永建）先生遗札选集》，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6辑之254，69～73页。

[9] 杨恺龄编：《钮惕生（永建）先生遗札选集》，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6辑之254，69～73页。

[10] 秦力山：《说革命》，彭国兴、刘晴波编：《秦力山集》，163～171页。

[11] 《徐勤致康有为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200页。

[12]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85～287页。

[13] 莫世样编：《马君武集》，399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14] 《满洲留学生风潮》，《选报》第51期，1903年5月10日。

[15]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318页。

[16] 《论中国学生同盟会之发起》，《苏报》1903年5月30日。

[17] 《香港兴中会章程》，《孙中山全集》第1卷，22页。

[18]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古代近代史研究室校注：《宋教仁日记》，90页。

[19] 《大公报》，1905年12月3日。

[20] 《原敬关系文书》第2卷书翰篇，392、393页。

[21] 明治三十一年10月23日兵库县大森知事致大限外相，兵发秘第486号。

[22] 王韬著，陈尚凡、任光亮校点：《扶桑日记》，182～193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

[23] 郑子瑜、实藤惠秀编：《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会出版，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0辑之94，319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吴瀚涛归国后，“通仙佛之旨”，与孙宝瑄等上海名士有交（孙宝瑄：《忘山庐日记》，186、187页）。戊戌政变，与兴亚会会员恽玉茗避走日本，见原《苏报》主人胡铁梅（明治三十一年10月23日兵库县大森知事致大隈外相，兵发秘第486号；明治三十一年N月26日神奈川县浅田知事致大隈外相，秘甲第760号）。晚年郁郁不得志，李瑞清致其书谓：“今世岂复有能用公者，瑞清以为不如且隐居以待时也。瑞清甚自恨人微言轻，数言之当事者，莫能用也。见公之困，莫能济也。”（李瑞清：《清道人遗集》卷二，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第42辑之416，65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

[24]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813页。

[25] 《清国新闻记者》，1898年1月17日《大阪每日新闻》。参见［日］藤谷浩悦：《戊戌变法と东亚会》，《史锋》第2号，1989年3月31日。

[26]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782页。

[27] 《与宫崎寅藏等笔谈》，《孙中山全集》第1卷，179～180页。

[28]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58页。

[29] 《与斯韦顿汉等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195页。

[30] 明治三十三年7月21日福冈县知事深野一三致青木外相，高秘第770号。

[31] 参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189、196页；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207页。

[32] 《原敬关系文书》第2卷书翰篇，3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