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孙中山代表身份认同的政治与文化差异，受两方面因素制约，一是革新势力的状况，二是孙中山的主观态度和努力。如果说，庚子以前中国革新势力的主流是开明士绅，此后则转变为国内外新式学堂学生，而留日学生的动向尤为重要。在此期间，留日学界组织上处于结小群以成大群和爱国必自爱乡始的过渡阶段，分治与统一的趋向既矛盾冲突又相反相成；政治上则经历着由维新而革命的角色偶像的更替转移，不少人尚未完成最终调适。

关于这一时期留日学界组织上两种倾向互竞的情况，前人已有深入研究和精辟分析。[3]1902年后，留日学界各省同乡会纷纷成立，显示了自立自治意识的觉醒。但由此而生的弊端也日益显现，本来为沟通留学生声气的“神田之留学生会馆，不和之气，扑人眉宇，同乡桑梓之谓，塞于耳鼓”。[4]于是很快有人出来呼吁破除省界观念，强化国界意识。因严分省界而遭受批评的浙江同乡会在其机关刊物《浙江潮》上发表专论《非省界》，在接受破除省界的意见之外，进而提出“拔各省精华而建为统一会”，由全体留学生共组“各省协会”。[5]这种组建统一组织的意愿不仅为浙省留学生所独有，其他省份的学生也不谋而合。1903年4月16日，江苏籍留日学生钮永建在写给吴稚晖的信中详细谈到有关情形：

江苏会粗有头绪，有屠宽者拟联一中央协会，曾约弟同开会一次，提议赞成者有三分之二，拟再商榷数次，草定章程，约于华历三月间期其必成。其约法略如左：

一、本会为各省同乡会之中央机关，以谋留学生事务之统一。

二、本会以中华本部学生组织之，满人在外。

三、本会会员分三种：一评议员由各省会公举，每省例举二人，其法以二十人举一人为第（约可得评议员六十人）；一会员由同志者组成之（约可得三百人）；一职员由会员公举。

四、本会之法团有三：一教育研究团（谋编纂教科书，改良新文新字等）；一政法研究团（谋自治制度，立施政方针，详议宪法等）；各省杂志记者团（以谋宗旨之改良及统一）。

以上云云，不过一时拟议，其所造亦不过形式上之普通机关，此机关既立，然后另谋精神之作用及组织经济机关。[6]

该计划因抗法拒俄运动接踵而至，遂告搁置，但影响尤存。拒俄运动中，东京留学生组成军国民教育会，聚议中央协会诸人成为其中骨干。因姚文甫剪辫事而归国回到上海的四川留学生邹容，倡设中国学生同盟会，要求各省各设总部，各府县各设分部，使“学界成一绝大法团体”[7]，也是此事的发展扩大。邹容参与了中央协会的筹划，钮永建对他评价极高，称其“聪明强悍，在东京未见其匹”[8]，特意介绍吴稚晖与之相晤。

在由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期间，立大团体的要素之一，便是出现文化英雄式的领袖人物。钮永建叹息：“海外商人志士欲图改革者不少，惟无人能统一之。”他以为吴稚晖之“大名震于北美及东洋，如能为大运动，必可统一之”。希望后者腾出数月工夫，“往美洲一行，建立各种基础”。其实吴的声望地位远不足以胜此重任。20世纪初叶，中国革新势力的主体由开明士绅转向学堂学生，人们认识到，“各国之改革，必学生先发动力，然后由学生运动资本家及劳动者。今中国独学生未发动力，故事不成。试观数年以来资本家及下等社会已早发动，彼无学生为之中心点，故不能成事”。[9]而学生极容易“误解自由、平等、独立诸理论，而遽欲行之于事实也”，结果“人人欲为首领”，群豪并起，互争雄长，整体反而陷于群龙无首的局面。同盟会成立前，秦力山鉴于“昔有所谓党而惜其无人，今有所谓人而忧其不党。吾恐革新之运动，不能二致而群策群力，则效力恐终难望也”，号召立大党，设总机关，而以“虚首领之位”[10]的方法，避免脑筋中沾滞着平等观念的同志互生疑忌，试图以此解决相互争雄的问题。这种以欧美民主政治为样板的模式，尚与国情不合，很难在制约权力竞争的同时保证效率和力量。

在青年学生中影响较大的，本来是启蒙思想宣传大家梁启超。庚子勤王失败后，保皇会的政治主张面临强烈冲击，“各埠之稍聪明者，无一人不言革命，即现在同门同志、同办事之人，亦无一人不如是。即使强制之，口虽不言，而心亦终不以为然也。至于东中、米中游学诸生，更无论矣。盖民智渐开，止之无可止。”[11]原本就主张借勤王以兴民政的梁启超、欧榘甲等人，排满革命情绪逐渐高涨，在所办刊物上纷纷“言革”，引起青年学子的强烈共鸣。这种异动虽然遭到康有为的严词斥责和极力压制，甚至欲将欧榘甲逐出师门，梁启超等人仍不屈从，公开表示“弟子今日若面从先生之诫，他日亦必不能实行也”[12]，还提出以民主表决方式抉择宗旨。政治上何去何从，成为这一派迫待解决的头等大事。

关于此事，王学庄先生有一极具真知灼见的推测，他认为，1903年元旦留日学生团拜大会上，马君武和樊锥两人在演说中分别鼓吹排满和同种主张，很可能是梁启超布置导演的一出双簧，目的在于测试民心向背，以便向康有为进言，促其适时变换宗旨。根据之一，樊锥前此已经倾向反满；根据之二，马君武的四首《壬寅春送梁任父之美洲》诗，当写于癸卯而倒填日期，因为梁启超赴美在1903年年初，1902年春他并无美洲之行。其中二首道：

千古两箴言，四海几同道？神州风云恶，祝君归来早。

抚剑借青锋，饮冰疗内热。志士多苦心，临歧不能说。[13]

明显有希望早定宗旨之意。此说虽然很难找到直接证据，却不无可信。梁启超赴美行程中对元旦大会的影响颇为关注，当时以良弼为首的满族亲贵学生，对于马君武公开演说排满反应极为强烈，“倡立一会，其宗旨有三，第一，禀求政府禁汉人学兵。第二，削夺汉官之权。第三，杀灭汉族。会中人若得势之日，不杀汉人，群斥为猪狗，决不认为满人”。[14]4月，梁启超从温哥华致函徐勤，说：“东京学生有大闹事。因满洲鬼良弼（满人派来学兵者）干涉监督，不许送学生学军故也。须开一十八省汉族统一学生会云。中国实舍革命外无别法，惟今勿言耳。”[15]值得注意的是，前引钮永建致吴稚晖函所说中央协会，也规定只包括中华本部学生而排斥满人，至少精神上与梁启超相通，二者之间很可能还有某种因缘关系。

拒外与反满，是激生国家民族整体意识的两大时势。前者尤其作用于留学生。“以留居东京，多生无穷之感情，多受外界之刺激，故苟非凉血类之动物，殆无不有国家二字浮于脑海者。”[16]后者则是清政府实行歧视政策，使汉族学生认识到彼此利益的一致。与此相应，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英雄必需具有一定的国际声望，而又坚持以自由民权为理想的反清革命宗旨和行动。对此，梁启超至少是候选人之一。遗憾的是，在反清已成气候的形势下，梁自美洲归来后宣布告别共和革命，非但不讲，甚至不信。受其影响倾向反满革命的青年学生随即与之分道扬镳，另找政治代表，坚持革命立场的孙中山自然成为理想人选。而梁启超前此所造之势，不仅为留学生提供了批判的口实，也增加了孙中山的政治资本。只是这样一来，本不享有精神导师声誉的孙中山，在作为政治领袖实力又不足够的情况下，文化英雄的形象容易受到削弱和挑战，反过来使实力不足的缺陷更显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