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及这一问题的两则代表性史料，—般研究者均耳熟能详。

史料之一，是1903年黄中黄（章士钊）译述的《孙逸仙·自序》：

孙逸仙者，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此有耳目者所同认。……孙逸仙者，非一氏之私号，乃新中国新发现之名词也。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则孙逸仙者，实中国过渡虚悬无薄之隐针。天相中国，则孙逸仙之一怪物，不可以不出世。即无今之孙逸仙，吾知今之孙逸仙之景与罔两，亦必照此幽幽之鬼域也。世有疑吾言者乎，则请验孙逸仙之原质为何物。以孙逸仙之原质而制造之，又为何物。此二物者，非孙逸仙之所独有，不过吾取孙逸仙而名吾物，则适成为孙逸仙而已。既知此议，则谈兴中国者，不可脱离孙逸仙三字。非孙逸仙而能兴中国也，所以为孙逸仙者而能兴中国也。则孙逸仙与中国之关系，当视为克虏伯炮弹之成一联属名词，而后不悖此书之宗旨。且影响之及于中国前途者，当无涯量通纪黄帝之子孙也。有能循吾黄帝之业者，则视为性命之所在。[1]

史料之二，是过庭（陈天华）1905年所写《纪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

孙君逸仙者，非成功之英雄，而失败之英雄也；非异国之英雄，而本民族之英雄也。虽屡失败，而于将来有大望；虽为本民族之英雄，而其为英雄也，决不可以本族限之，实为世界之大人物。彼之理想，彼之抱负，非徒注眼于本族止也，欲于全球之政界上社会上开一新纪元，放一大异彩。后世吾不知也，以现在之中国论，则吾敢下一断辞曰：是吾四万万人之代表也，是中国英雄中之英雄也！斯言也，微独吾信之，国民所公认也。……或有谓余者曰：“人不可失自尊心也。孙君英雄，吾独非英雄乎？若之何其崇拜之也！”答之曰：唯唯，否否，不然。人固不可失自尊心，然吾崇拜民族主义者也，以崇拜民族主义之故，因而祟拜实行民主主义之孙君，吾岂崇拜孙君哉，仍崇拜民族主义也。敬重军队者，因而敬重军旗，夫军旗有何知识，而亦须敬重之耶？亦以军队泛而无著，寄其敬重之心于军旗耳。[2]

这两段话传达的信息有三：其一，孙中山是中国四万万人的代表；其二，中国人需要统一的代表，而孙中山适逢其会；其三，孙中山成为中国人的代表，有其主观能动的作用。易言之，孙中山作为全国性政治代表，得到当时一般激进知识分子的认同，而这种认同的文化涵义显然大于组织涵义。也就是说，尽管激进知识分子并不认为孙中山是已经掌握着具有全国性实力的社团党派的政治领袖，甚至可能将兴中会看作地方性团体，但仍然愿意拥戴他为全中国人象征性的政治旗帜。要理解这一点，必须深入了解中国固有政治文化的某些关键概念。

许多中外学者指出，中国实为一文化集合体，中华民族子孙由不同血缘构成，以文化认同分文野之判。因而对于中国而言，文化较政治有着更加重要的支撑作用。春秋战国以降，诸侯称霸，群雄割据，豪强纷争，异族入侵，分、乱的时间远远多于合、治。即使就常态而言，大小传统长期并存互渗，地域色彩千姿百态，使得不少外国学者认为“中国”的观念仅仅存在于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一般百姓则只有地方观念而无国家意识。然而，中国不仅维持了广大的疆域，众多的人口，而且社会文化一脉相承，在世界文明史中十分突出。其中作为文化命脉担负者的知识人的地位的确极为重要。凸显其作用的要素之—，则是传统的天下意识。

清末民初的知识人中，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辨被经常提及。顾氏《日知录·正始》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悉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国与天下，本是先秦士人对于诸侯割据政治的文化超越，使人们在残酷的乱世中得以跳出一家一姓兴亡更替的狭隘和绝望，同时表明以文化立国的中华民族，文化存亡乃是民族兴衰的关键所在。与此相应，至少在知识人的自觉中，文化担负者的社会责任，较权力执掌者更为重大。因为后者的“国”不过一己之私，前者的“天下”才是大公无私。此后，天下观主要在三方面与“国”相对：其一，在割据纷争、民族危亡、朝代兴替之际，以文化为内涵的“天下”可以统合、承续民族的命脉；其二，在政治黑暗时期，以民意为内核的“天下”扼制权力的恶性膨胀；其三，“天下”超越狭隘的地域性，将千姿百态的小传统凝聚一体。参加同盟会的激进分子，虽然接受了近代西方的新式教育和革新派的政治宣传，毕竟是新旧兼半的过渡人，在他们身上，传统的天下观烙印甚深。

“天下”并不仅仅存在于知识人的心中，在这一重要的社会载体之外，还有文化英雄作为象征，有一整套社会机制形成保障。因此，“天下”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文化中，不仅是理念，更重要的是已经被物化为现实生活。黄中黄所提到的黄帝，便是中华民族最早的文化英雄。如果真的相信炎黄是中国人的不二先祖，不免要上周人的当。但对于现世的中华儿女，黄帝又是不可或缺的精神象征。没有这种始祖型的民族偶像，并非血缘关系的文化纽带便容易断裂。章士钊、陈天华对于孙中山的推崇，思维方式与此极为近似，前者更直接以黄帝比附，反映了中国必需统一的民族文化英雄的现实追求。只是在排满革命的背景下，孙中山的政治色彩更为突出。

令天下观物化的更重要因素，在于它得到一整套社会机制的有力支撑。受方法和观念的影响，对晚清士绅的研究往往过于强调其地域的代表身份和角色作用，多少忽视了他们超越地方的天下关怀。士的主要出路在于做官教学，有清一代，实行回避、寄籍等项制度，促使士绅在为官、入幕、执教、治学等方面，通过血缘、地缘、业缘关系，如血亲、姻亲、同乡、同年、同窗、同僚、师生、同行等，相互援引，结成地理分布广阔的社会网络。这样，许多人一生的活动范围不仅远远超出乡里，而且跨越原籍的省府州县，其纵横交错的社会关系与交流更是覆盖全国广大区域，这就使得他们从儒家思想中继承下来的天下意识获得制度化的现实支撑。诚然，他们并不总是用天下观来看待一切事物，地域意识有时十分强烈，但这往往是在不涉及天下与化外的关系时才是如此。也就是说，地域考虑往往在“天下”内部，而天下观的凸显，则涉及与外部的关系。西方的近代国家民族观念传入中国之后，与传统的天下意识相融合，又受时局的影响刺激，使知识人的全国意向更加自觉。这使得人们在从事政治性社会活动时，需要整个民族的共同旗帜与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