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论”的另一个重要论点，即“孙中山并不是以兴中会负责人的身份联络，而是公开以全国革命领袖的身份进行活动，……孙无论走到哪里，对当地的其他革命团体很少问津，他所着重的是搜罗革命人才。他组织成立东京青山军事学校和中华革命军是这样，组织成立欧洲革命团体也是如此。而在东京筹组同盟会时，他这种指导思想表现的更加明显”。“无论是黄兴、宋教仁还是邓家彦，孙中山都没有把他们当成一个革命团体的领导人看待，仅仅把他们看成是杰出的人物和革命人才。”这一结论过于武断，因而不免失之偏颇。
“新论”以孙中山20年后所讲的关于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的一段话作为他自认为全国革命领导人的依据，缺乏逻辑和历史的联系。在孙中山看来，兴中会负责人与全国革命领袖这两种身份并不矛盾。请看1895年制定的《香港兴中会章程》：“本会名曰兴中会，总会设在中国，分会散设各地”，“四方有志之士，皆可依照章程，随处自行立会”。兴中会者，兴中国会之谓也，兴中会的首领不是同样可以做全国革命的领袖吗？岂止兴中会而已，其他如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带有革命色彩的中国教育会和军国民教育会的组织者们，无一不以全国政治领导者自居。革命领袖不是真命天子，群雄并起更符合客观规律。他们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主人翁责任感，早已觉醒的近代民族意识，甚至知识分子的自负心理，都使之把个人的命运与整个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紧紧地连接在一起。况且，在当时，孙中山的名字是与兴中会相联系，而兴中会与革命党又是不可分割的。人们不会因为孙中山是兴中会的负责人而否认其全国革命领袖的地位，同样，把孙中山看成是区域性革命领袖的人，并非仅仅因为他是兴中会的首领。
中国革命的积极支持者，孙中山的日本同志宫崎寅藏在他那本著名的《三十三年之梦》中，赫然以《兴中会领袖孙逸仙》为标题，介绍这位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和领导人的生平活动及其政治宗旨。而章士钊以此为底本，译著参半出来的更为流行的《孙逸仙》，同样标明孙中山为兴中会领袖，仍然称之为中国革命的“初祖”、“北辰”，得到章太炎、秦力山等人的齐声附和。另一位日本人士田野桔次所著《最近支那革命运动》（上海新智社，1903），也以《兴中会长孙逸仙》为题，开列专章，说：“自明治三十年（即光绪二十三年）之顷，渐至动世人之耳目者，即革命党兴中国会在支那大陆所潜伏者是也。世人多言该党中有非常之英雄孙逸仙者，……实文明流革命家之集合体，而为支那有志之士所当欹耳。”这些看法，可以反映爱国人士和革命志士的一般态度。总之，兴中会负责人与全国革命领袖是两个不相对立的概念，不应当人为地把它们组合成一对矛盾，又要求孙中山做非此即彼的选择。
或谓兴中会的革命宗旨不够明确，此疑问可由近来发现的1895年3月4日、4月17日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致原敬的两封信所澄清。早在乙未广州起义前，孙中山已经有了明确的共和革命主张，准备起义后实现两广独立，建立共和国，选举总统。[19]冯自由、陈少白说孙中山起义失败逃到日本，见神户报纸报道以《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为题或其内容有“中国革命党孙逸仙”字样，才恍然大悟自己的造反行动是革命，显非属实。那一天《神户又新日报》报道的标题为《广东暴徒巨魁之履历及计画》，文中也未出现“革命”字样，只是将广州起义做了极不准确的介绍。另据谢缵泰记，广州起义前夕，“孙念念不忘‘革命’”。[20]谢氏有日记为凭，当更加可信。
如果孙中山庚子以后确实试图新建革命团体，从兴中会的状况看，其动因一方面是因为其组织活动事实上陷于停滞状态；另一方面则因为兴中会内部的某些不团结因素和缺陷，使之难以号召声势日盛的激进知识分子。孙中山提出中华革命军不等于抛开兴中会，同样，孙中山试图恢复整顿兴中会也不等于排斥成立新的革命团体，其实这正是他为组成新的革命大团体所实行的一个具体步骤。况且他扫**保皇派、整顿兴中会的努力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洪门注册筹饷却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这种情况只会加强他成立新的革命大团体的决心。
“新论”关于“孙中山无论走到哪里，对当地的其他革命团体很少问津”的断言，同样不够客观，缺少具体分析。1903年孙中山到日本时，军国民教育会刚好因为秦毓鎏等人要求把该会的宗旨由爱国拒俄改为革命，遭到王璟芳等人的反对，引起冲突，大批会员退会，组织瓦解。这时青年会已无形解散，暗杀团又尚未成立[21]，孙中山无从联络根本不存在的革命团体。而且当时许多具有革命思想的留学生已相继归国，孙中山“鉴于己亥秋与梁启超联合组党计划之功败垂成”，担心重蹈覆辙，组党活动因而“迟迟未敢着手”。[22]在美洲和欧洲的活动，同样因为当地没有革命团体，只能进行一般性的民众动员或是利用洪门致公堂。而檀香山唯一的革命组织就是兴中会自身。“新论”既然不能提供在这些地方存在其他革命团体的例证，又以此否认孙中山对其他革命团体的注重，孰因孰果，实在无从判断。由于孙中山对于上述各地的情况事先均已有所了解，所以他每到一地，对根本不存在的其他革命团体不是很少问津，而是无津可问！
1905年孙中山到东京后，“新论”称其上述指导思想更加明显，还引述宫崎寅藏的回忆和宋教仁7月28日的日记作为证据。然而，“新论”另一处征引的宋教仁7月29日的日记明确记到：“先是，孙逸仙已晤庆午，欲联络湖南团体中人；庆午已应之，而同人中有不欲者，故约于今日集议。既至，庆午先提议，星台则主以吾团体与之联合之说；庆午则主形式上入孙逸仙会，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之说。”可见，孙中山对湖南的革命团体不仅“问津”了，而且试图与之联合。由此再回头看“新论”所引宫崎寅藏的回忆，可以想见孙、黄会晤的内容之一，当是“联络湖南团体中人”。只是因为宫崎寅藏听不懂汉语，无法了解具体内容，不能详细记述而已。这样，对“新论”引为论据的7月28日宋教仁日记自然产生怀疑和异议。其引文省去了前面的几句，经查对原文为：
余既见面，逸仙问此间同志多少如何？时陈君星台亦在坐，余未及答，星台乃将去岁湖南风潮事稍谈一二及办事之方法，讫；逸仙乃纵谈现今大势及革命方法，大概不外联络人才一义，……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终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争，元末朱、陈、张、明之乱。此时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故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
这里孙中山谈的恰恰是与湖南及其他各省的团体联合起来统一行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且孙中山这次来到《二十世纪之支那》社，就是为了通过宋教仁、陈天华这样的领袖人物，来争取这个团体中为数不少的骨干分子的支持。“新论”取这一史料中间的一段以证明孙中山没有团体联络的意向，如此行文论证，似不够严肃。拙文过去认为：“孙中山曾设想过各个团体的联合，但在实行过程中，这一愿望未能实现。”至今仍坚持这一看法。
孙中山之所以通过黄兴来联络湖南团体中人，通过宋教仁等联络《二十世纪之支那》社的两湖人士，正是因为把他们看成这些团体的领导人，而绝非抛开组织进行单纯的个人联系。既然这时在东京保留了组织的其他革命小团体只有华兴会，而华兴会又没有通过团体联合的动议，同盟会当然就不能在小团体联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即使如此，孙中山对留日学界的一些略具组织雏形的小集团也未曾忽视，他不仅通过程家柽、胡毅生、马君武等人奔走串联，而且亲自登门，宣传动员，把这些小集团的骨干大都吸收到同盟会的组织中来，如邓家彦等人的“革命团体”。对此已有人做过具体探讨，事实是清楚准确的。过去讲同盟会是几个小团体联合，应理解为由这些团体的力量组成新的全国性组织，而不一定指组织的相互联盟，这一点章开沅教授早已撰文阐明。“新论”把这些概念混淆在一起，以同盟会不是各团体的组织联合或联盟而否定孙中山联络其他革命团体的意向，甚至把团体与个人机械地硬性割裂开来，把孙中山争取其他革命团体的一系列活动曲解为对其他革命团体不闻不问，把孙中山通过其他革命团体的代表人物来发动其成员说成是不把他们当成某一个革命团体的领导人看待，则显然与史实不相吻合。
值得注意的是，1903年7月至9月孙中山在日本期间，与前中国教育会会长黄宗仰过从甚密，由此与上海革命党人建立联系。到檀香山后，他函告黄宗仰：“务望在沪同志，亦遥作声援，如有新书新报，务要设法多寄往美洲及檀香山分售，使人人知所适从，并当竭力大击保皇毒焰于各地也。”[23]后来中国教育会的机关报《警钟日报》以及由该会会员主办的《大陆报》，果然陆续刊载关于孙中山扫**保皇派的报道、传单、信函等，并不断发表批判保皇论调的文章，与兴中会的《中国日报》遥相呼应。
1903年10月，中国教育会内部发生分裂，多方调解无效，陈少白还以同党内讧，专程赶到上海进行斡旋。这说明孙中山对其他革命团体并非视而不见。李自重甚至明确地说：“同盟会酝酿成立早于1903年，余等在东京青山军校学习时，中山先生常与我等谈及计划把国外各革命组织联合起来，统一目标，统一行动之问题。”[24]“新论”的作者可以对这些史料的可靠性提出异议，但不能置若罔闻，片面追求立论的新颖。退一步讲，即使孙中山不想与其他小团体进行组织联合，他也不至于愚蠢到抛开这些团体现成的组织而将其成员故意当成孤立的个人进行发动和联络。就连对洪门会党这样的旧式组织，孙中山尚且不会漠然置之，而是充分加以利用。通过具体的组织来扩大和发展力量，可以事半功倍，孙中山正是这样做的，他取得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