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以“新”立论，当然是针对过去的看法提出不同见解。“新论”一开头就指出，史学界长期以来流传着一种说法，即认为中国同盟会是由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等几个革命团体联合而成的，从1931年邢鹏举的《中国近百年史》，到解放后的文章著述，几乎成了定论。在概述了前人的研究之后，作者进而提出“同盟会究竟是怎样成立起来的”问题，并由孙中山1900年后组织革命团体的具体行动及其指导思想入手，展开了三个层次的分析。其主要论点是：“同盟会绝不是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三个团体联合而成，也不是几个革命团体组成的联盟，而是孙中山继兴中会之后，‘集全国之英俊’而成立的一个革命团体。”

该文的基本论点和关键论据，我于1981年已经做过研究并得出相同、至少是相近的结论。拙文以为：

关于同盟会的成立，有一种通行的说法，即同盟会是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三个革命团体的联合，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出席同盟会筹备会议的72人中，原属华兴会的为黄兴、宋教仁、张继、陈天华、刘道一、柳扬谷等6人，属兴中会的为孙中山、冯自由、黎勇锡、胡毅生、朱少穆等5人，光复会仅蒋尊簋1人，总共不过12人。就组织而言，光复会本部没有参与其事；华兴会讨论结果，决定听凭个人自由，不加组织约束。这时华兴会内部已发生分裂，一部分人倒向保皇派，有些人虽然坚持革命立场，但由于其他原因而不愿加入同盟会，如章士钊、刘揆一。所以，这次讨论实际上等于宣布华兴会最后解散。的确，同盟会成立初期，两湖的留学生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华兴会不能代表两湖学生，入会的湖南学生也多数不是华兴会员。孙中山曾设想过各个团体的联合，但在实行过程中，这一愿望未能实现，以组织名义转入同盟会的只有兴中会一家。所以，就事情的本来面目而言，同盟会的建立，是孙中山与留日学界中来自国内各地的革命分子相结合的结果。……在孙中山的旗帜下，同盟会聚集了全国各地革命知识分子的精粹，这实际上是当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1]

这与“新论”所提供的论点论据基本是一致的。

史学研究或许没有发明专利，同一主题，可以多角度描写，同一论点也可以反复深化，但必须建立在对史料更为全面详尽的占有和认真审慎的鉴别之上。令人遗憾的是，“新论”忽略了这一点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为了力求写出新意，作者做了许多铺垫，其中之一是关于孙中山对兴中会的态度，说：1900年以后，孙中山“不再成立兴中会分会，也不再为兴中会发展会员，……而从1903年起，他就修改了兴中会的入会誓词，抛开兴中会，准备组织新的革命团体”。已故香港中文大学王德昭教授、台湾学者吴相湘教授在他们的著述中都曾提出过近似的看法，国内有学者还写过专文，具体加以探讨。

这一问题牵涉相当广泛，目前可见的材料尚不足以成说。也许正是看到这种不足，一般学者大都只是提出推测性意见，很少断然肯定。与此相反的事实是，1902年孙中山到越南，在河内发动华侨黄隆生等人建立组织，冯自由的有关著述均称之为兴中会分会，又说发展这些人为兴中会会员，是1903年秋孙中山亲口告诉他的。[2]再如1904年孙中山在美洲向华侨劝购军需债券时，也提出“凡购券者即为兴中会员”，邝华汰等人即正式宣誓入会。[3]而且1903年孙中山离开日本之前，将兴中会会务托与冯自由，后来冯和梁慕光、胡毅生等在横滨发起洪门三点会，以为联络秘密会党之枢纽。以后尽管由于各种原因，“横滨始终未设分会，仅由同志黎炳垣、林清泉、梁慕光数人设一联络处而已”[4]，也没有取消兴中会名号，孙中山一直与之保持联系，试图发挥作用。兴中会香港分会虽然困难重重，几乎陷入绝境，还是苦撑下来。1903年至1904年孙中山在美洲扫**保皇派之际，兴中会的机关报《中国日报》就是由香港分会具体负责。

至于“新论”作者以兴中会在广州的机关已不复存在作为例证之一，则显然是误解或故意。因为1895年以后，兴中会在广东一带的活动，主要由香港分会兼管，先后由郑士良、王质甫、陈少白负责。同盟会成立后，香港、河内、檀香山等地的兴中会分会陆续改组为同盟会的分支机构，在各个革命小团体中，兴中会的组织改组是仅有的例外。诚然，关于这一时期兴中会活动的史料，冯自由等人的记载有很大的弹性，自相矛盾之处不少，研究者的任务之一就是正本清源，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不能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态度，在尚无足够证据彻底推翻旧说之前，不应轻易地下结论。

有学者认为，1903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中华革命党，此后在檀香山、美洲和欧洲成立的革命组织，都应叫作“中华革命党”或“中华革命军”，并视之为兴中会以后、同盟会之前孙中山建党活动的新阶段。这种意见有孙中山1903年12月从檀香山致某友人函、所发军需债券和陆文灿的回忆为据，不过仔细斟酌，仍有难以自圆其说之处。

其一，孙中山1903年到日本时，形势已趋恶化，而且为期只有两个月，似不可能建立一个新的党。史扶邻教授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一书，根据孙中山《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中“吾党不尚空谈”一句，推测他可能成立新党，根据不足。[5]为了前往檀香山，孙中山甚至不得不向黄宗仰借款两百元，而且久久不能归还，可见其拮据的窘状。直到1903年11月孙中山复函平山周时还提到：“弟到东京时，遍觅旧同志，无一见者，心殊怅怅，故有一走九州之意，又以资不足，不果。”[6]情绪相当低沉，没有通常顺利时的那种神采飞扬。况且这样一件大事，不可能没有留下半点形迹，连冯自由等当事人也只字未提。作者仅据胡毅生自我表白的“于同盟会成立前手创之秘密组织”一句话，就断定青山军事训练班是“孙中山继兴中会之后所成立的新的革命团体”，令人难以苟同。因为这个训练班根本不具备任何革命团体的组织形式，作者也没有对此进行必要的论证。

其二，据陆文灿《孙公中山在檀事略》，1903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了中华革命军，孙中山复某友人函则提到：“弟今在檀香山，已将向时‘党’字改为‘军’字。今后同志当自称为军，所以记□□（按即邹容）之功也。”[7]而孙中山所发军需债券又注明“本军成功之日”[8]云云。冯自由也说：“会名不用兴中会原名，而用‘中华革命军’五字，……总理此时已蓄意扩大兴中会之宗旨及组织，而改订团体名称矣。”[9]是否可以理解为孙中山已经放弃兴中会而另行建立一个中华革命军的组织，或是用中华革命军（党）来取代兴中会？我曾一度倾向于赞同这种意见，经陈锡祺先生反复质疑，又示以确证，终于动摇。

孙中山将“党”改称“军”，是在到檀香山之后，见带去的邹容《革命军》一书“感动甚捷，其功效真不可胜量”，因而借以号召群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他使用中华革命党或中华革命军的名称，用意都在于此，而不是正式的组织名称。直到1906年1月印行的债券上，同盟会、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军三种名称同时并用，印在同一张券面。[10]既然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仍然如此，就不能断言在此之前他不可能同时使用兴中会和中华革命党（军）两种称谓，更不能轻易地说提出中华革命军就意味着抛开或以此取代兴中会。如果冯自由所记不误，那么孙中山在美洲就是试图以发行中华革命军军需债券来发展兴中会的。至于“党”字，陈锡祺先生认为同样可以指兴中会，不无道理，如冯自由曾说1903年孙中山“濒行以党务委之于余”[11]，而其他地方仍称为“会务”。细心研读冯自由诸书，不难发现这种党、会混称的现象相当普遍，由此涉及的史实也是十分混乱的。

其三，关于欧洲革命团体的名称，众说纷纭，比较模糊。据说因为相执不下，有人曾向元老吴稚晖询问，他答称还是叫兴中会。吴稚晖当时留学英国，孙中山旅英期间，与之频频往还，孙中山前往比利时、德国、法国后，还与之保持通信联系，他对情况至少有所耳闻，况且留英学生加入革命团体的孙鸿哲与吴稚晖过从甚密[12]，冯自由甚至把吴也列进入会名单中[13]，要否定这位当事人的话，应当提出一定的论据并做说明。

当然，不是说孙中山始终没有组建与兴中会并非一脉相承的革命大团体的想法，也毫无把同盟会说成是兴中会直接延续的意思。有学者指这种直接延续的观点为“正统论”的支柱之一，批评国民党党化史学的不正常状况。可是历史毕竟不能仅凭感觉或感情来加以认识。孙中山固然不能与兴中会画等号，而依据现有资料，还得不出孙中山放弃兴中会、另立革命大团体的结论。谢缵泰称孙中山于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流亡日本时，乘担任兴中会会长的杨衢云远走南非，和自己的追随者忙于成立同盟会，又说1900年年初孙中山在迫使杨衢云让出兴中会会长的位置后，组织在日本的革命党人成立新的革命党“同盟会”，杨衢云已经加入该组织，而他自己则予以拒绝。[14]前者谢缵泰自称所知很少，要孙中山及其追随者来弥补空白。亲历其事的冯自由、陈少白乃至孙中山本人，均未提及“同盟会”之名，这一时期在日本成立的组织还是叫兴中会。而后一所谓“新的革命党”，其实就是“国民同盟会”，该会的组织者应为东亚同文会，目的是反对“支那共同管理”的“分割论”，主张“保全论”。[15]所以1900年9月容星桥称：“前此在东京组织国民同盟会，实在非常符合保存东洋之意。”[16]孙中山与该会关系密切，曾亲撰《支那保全分割合论》鼓吹响应，但决非用它来取代兴中会。“新论”将1903年至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檀香山、美洲大陆的活动，统统说成是抛开兴中会，准备组织新的革命团体的具体步骤，恐怕有些片面和牵强。

既然不能证明“新论”，如何理解孙中山的上述活动？拙见仍如以前，“孙中山的当务之急是反击保皇党，恢复和巩固在华侨中的组织，为全国性革命政党的建立打开局面。没有兴中会对保皇派的胜利，留学生也难以看到革命党的力量”。田野桔次写于拒俄运动之后的《最近支那革命运动》，关于中国革命的现在与将来有一段值得注意的分析，即从这一角度提出孙中山与留学生的关系：

今日新党界中，稍有革命家之体面者，仅孙文一人。然彼尝有二十余万之兴中国会同志，今皆四散。彼倘能毅然自奋，虽百千万人亦可得也。呜呼！孙文宜自重。虽然，予尚别有一大希望，希望惟何？即现下留学于外国之支那学生也。夫学生既抱才能，必有怀革命的思想之大人物，忧祖国之灭亡，欲起而振作者。呜呼！吾将引领以望也。盖今日支那倘无伟大之革命家出现，则分割之祸必近在目前。予不禁向天而呼曰：起哉起哉，支那之革命家。[17]

翻译此书者均为与孙中山有关系的归国留日学生，借以表达的也正是他们自己的心声。

李自重回忆道：1902年孙中山在日本时，正是看到组建新的革命团体的迫切性，才认为“兴中会实有整顿加强之必要”。[18]冯自由也说孙中山“蓄意扩大兴中会之宗旨及组织”。所以，这些行动不但不是抛开兴中会，而且恰恰是为了整顿、巩固和发展兴中会的组织，扩大革命派的影响，这同样是为成立革命大团体做准备。历史人物的活动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为了达到同一目的，他可能或可以这样做，也可能或可以那样做。史学研究要揭示与证明历史人物实际上究竟做了什么，当史料不足以成说之际，不能不考虑各种可能性及其合理性。从某种意义看，恢复兴中会的影响，也就是重振革命派的声威。政治家从来注重实力，一个孤家寡人的领袖，哪怕自吹自擂得天花乱坠，也不会有人相信附从。如果孙中山连自己的小团体也驾驭不了，1905年到东京后就不可能那样迅速广泛地在留学生中施展影响，取得重大成效，而陈天华、黄兴等人也不会考虑与他实行团体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