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论”的作者以新立论，但在绝大多数史料的运用和过程的描述上，仍然是旧话重提，而且其中的一些论点近年来已经提出了修正意见。如1905年孙中山在欧洲与朱和中等人争论的焦点，“新论”沿袭朱和中《欧洲同盟会纪实》的说法，认为留学生主张“更换新军脑筋开通士子知识”，孙中山不以为然，“谓秀才不能造反，军队不能革命”，“终以借会党暴动为可靠”。双方辩论三天三夜，孙中山最后才同意双管齐下，表示“今后将发展革命势力于留学界，留学生之献身革命者，分途作领导人”，遂成立革命团体。此事颇有可疑。如果孙中山至此才决定“发展革命势力于留学界”，那么以留学生为骨干组成革命大团体就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而这与孙中山对待知识分子的一贯态度以及他试图组织新的革命大团体的设想不相吻合。朱和中早年发表的《辛亥光复成于武汉之原因及欧洲发起同盟会之经过》一文，对这件事的记载有所不同。当时孙中山询问将来成事之方略，他答以“改换新军之头脑，由营中起义。先生不肯信，谓兵士以服从为主，不能首义，首义之事，仍须同志自为之”。并指出要改革会党条规，“使学生得以加入，领袖若辈，始得有济”。[25]所以，双方争论的焦点应当是武装起义以会党还是以新军为主体，知识分子的责任，是担当领袖，绝无轻视其革命性的意思。

诚然，作者可以不同意拙见，却不能不顾及自己文章的前后呼应关系。正如“新论”所引述的，惠州起义以后，“为了发展革命力量，壮大革命队伍，于是孙中山‘变更计划，暂时中止国内各省之军事行动，而专从联络学界及海外华侨入手。盖留学界可以培植建设及军事之人才，而华侨可以募集发动之资金，二者均为革命进行必经之途径也’”。可见孙中山绝不是到了1905年与朱和中争论三昼夜后，才幡然猛醒，改变了对留学生的看法。“新论”既然未能指出孙中山在这短短几年间几经反复的变化过程，就不能不考虑如何在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记载中权衡取舍，自圆其说。

表述上的前后一致固然重要，更为重要的是文章立论的内在逻辑联系。“新论”既然主张孙中山很早就着手建立新的革命大团体，就应注意这个团体赖以成立的组织基础。以当时的情形论，孙中山所能指望的有这样几种力量，即会党、华侨和知识分子，后者主要是指海外留学生。而要建立一个新的全国性革命政党，显然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会党和华侨方面，其主要的依靠对象，只能是以留学生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因为这样一个团体所要担负的历史使命，是武装起义的领导、革命舆论的宣传和革命成功后的建设，必须具备胜任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各方面工作的领导或骨干人才，会党不必论，华侨群体也很难提供如此全面众多的适宜人才。

其实，早在兴中会时期，其核心骨干就是一批知识人，包括孙中山本人。同时正因为兴中会的基础多为会党和华侨，对留学生和其他进步知识人缺乏足够的号召力和吸引力，才需要另行组建革命大团体。从目前严重不足的史料中，也可以找到与孙中山行动相一致的思想轨迹。1900年惠州起义后，尤列亡走日本，与孙中山“议定革命进行二种计划，一联络学界，一开导华侨”。[26]不久，孙中山总结历史经验，认为“历朝成功，谋士功业在战士之上，……士大夫以为然，中国革命成矣”。鉴于“中和兴中，皆为海隅下层之雄，中国士大夫尚无组织”，他便与刘成禺、冯自由、程家柽等“开秘会于东京竹枝园饭店，分途游说各省学生及游历有志人员”。[27]1901年春，孙中山在接待来访的美国记者林奇时，特别指出“他拥有一批优秀的，被他称为新式中国青年的追随者，他们曾在英国、火奴鲁鲁和日本等地受教育”。[28]

据刘成禺记，1904年孙中山在美洲时曾说：“自《苏报》邹容《革命军》发生后，中国各省已造成士大夫豪俊革命气象，但无纲领组织，徒藉筹款，附党于三合会，不足成中国大事也。乃谋设同盟会，指挥事业。”[29]刘成禺的回忆多有不实之词，这一段话却有所依据。1904年5月15日孙中山在旧金山某戏院举行演说，会前致公堂所发公启说：

近者各省读书士子游学生徒，目击满清政府之腐败，心伤中华种族之沦亡，莫不大声疾呼，以排满革命为救汉种独一无二之大法门。无如新进志士，虽满腔热血，冲天义愤，而当此风气甫开，正如大梦初觉，团体不大，实力未宏，言论虽足激发一代之风潮，而实事尚未能举而措之施行也。只有空怀悲天悯人之心，徒有手无斧柯奈龟山何叹耳。[30]

与《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开头那段文字相比较，这份公启很可能也是出自孙中山之手。由于洪门改组并不顺利，更加坚定了孙中山依靠留学生组党的方针决策，所以他在欧洲时说：必须使留学生加入会党，“领袖若辈，始得有济”。到日本后再次强调：“必其联合留学，归国之后，于全国之秘密结社有以操纵之，义旗一举，大地皆应，旬日之间，可以唾手而摧虏廷。”[31]

由此看来，如果承认1900年以后孙中山已决定“专从联络留学界及海外华侨入手”，组建新的革命大团体，就不能不修正朱和中《欧洲同盟会纪实》的说法，而改用他前此的记述。反之，则应当放弃孙中山早有建立新的全国性革命团体计划的看法。“新论”将两种相互抵触的论据容于一文，用以证明自己的论点，而没有解释二者之间的关系，这种论证方式，与前面人为制造矛盾概念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

在具体史料的运用上，“新论”亦欠细致审慎，如所列7月30日同盟会预备会议的与会人员名单，把江西的陈荣恪、张华飞二人的籍贯误记为河南。其所依据的《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之会员名册》，对与会者的时间记载有如下几种情况：1.依公历记为乙巳7月30日；2.依夏历记为乙巳六月二十八日；3.只记为乙巳六月；4.时间空缺。前两种情况比较好办，基本可以确认是与会者，但后面两种的取舍依据何在？如湖北的但焘、王家驹、刘一清，安徽的吴春生、王善达，广东的区金钧，都无日期，“新论”计入了情况相同的程家柽、吴春阳、田桐，显然是参照了冯自由、胡毅生、邹鲁等人的记载。可是对照名册，冯、胡、邹等人关于具体人名的记载错漏实在太多，难以作为舍弃的反证。特别是其中有的人在名册上和与会诸人排列在一起，有的还夹于其间（如王家驹、刘一清、区金钧），不能断然排除。徐镜心入会署期6月7日，当然值得斟酌，湖北的陶德瑶署期6月，在名册上前后皆为与会者，很难一笔勾销。“新论”既然是专门阐述有关问题，更应当慎之又慎。台湾张玉法教授早已在所著《清季的革命团体》中对此做了详细考订，“新论”后出，理应胜出一筹。

“新论”为了证明孙中山处处以全国革命领袖自居，引述了宾敏陔的一段回忆，宾氏说他为孙中山筹划路费，以二等车船票价计算，汇款2000法郎，遭到孙中山的严厉申斥，复信说中国革命领袖坐二等车船有失脸面，于是宾只好再汇3000法郎。此则回忆值得推敲。孙中山习惯于乘坐高等舱座位，原因不在于摆革命领袖的架子，主要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以避开闲杂人等，防止清政府的绑架暗杀。关于留欧学生为孙中山筹集旅费的详情，朱和中、贺之才、宾敏陔、冯自由、刘成禺等人的记载，在次数、款额、用途方面颇多分歧，很难以某一说立论。据是年6月孙中山在巴黎复宫崎寅藏函：“早欲东归，诸事拟作面谈也。不期旅资告乏，阻滞穷途，欲行不得，遂致久留至于今也。”[32]体会其意，与宾氏所记出入不小。

关于华兴会讨论是否入“孙逸仙会”的问题，“新论”断然强调：“第一，这里所说的‘孙逸仙会’，不是指兴中会，而是指孙中山将要成立的新团体而言。”此一断言，或许不无道理，在下也曾有此感觉。但历史研究必须从史料出发，以史料证明。对于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不做任何具体考察，便以不容置疑的口气提出来作为论据，是难以服人的。陈锡祺先生就不同意轻率地否认这里有指兴中会的可能性。事实上也的确有难以条理清楚之处。

据田桐《同盟会成立记》，筹备会召开的前一日，即7月29日，孙中山等人曾开“同盟会预备会于阪田町程家柽宅，到八九人，商量各事及会名。孙公主张定名‘中国革命党’，黄公以此名一出，党员行动不便。讨论后，定名为‘中国同盟会’”。华兴会的会议也是7月29日召开的，时间是上午10点到中午1点，现在还无法证明这两个会议哪一个在前。所谓“孙逸仙会”，应有两种可能，即兴中会或中国同盟会。如果是后者，那么陈天华“以吾团体与之联合”的主张似有些荒唐，因为此时同盟会尚未成立，无从联合。而且中国同盟会是孙中山与留日学生共同组建，不能说是“孙逸仙会”，也不宜以湖南团体与这样一个全国性团体联合。况且当时连党、会名称尚未确定。

再者，宋教仁日记称：“先是，孙逸仙已晤庆午，欲联络湖南团体中人；庆午已应之，而同人中有不欲者，故约于今日集议。”则孙、黄会晤又在此前。既然如此，怎么能把此处的“孙逸仙会”断定为将要成立的新团体呢？显然还存在如下的可能性，即7月29日以前，孙、黄会晤，商议团体联合。7月29日，华兴会讨论联合事宜，结果决定听凭个人自由。然后孙、黄等人再开小型预备会议，确定组织名称和其他具体事宜。在华兴会方面对团体联合未做决定之前，孙、黄会晤的内容没有得到落实，难以讨论建立组织的实质性问题。据冯自由记，在7月30日大会上，对组织名称还进行过反复讨论，最后才确定下来。这些材料，“新论”统统不做说明，结果结论得出了，而问题依然存在。

同盟会成立前的这一段历史，由于种种原因，至今仍有不少模糊不清的疑点。正因为如此，必须全面掌握和鉴别现有史料，力求发掘新史料，不要再人为地留下更多视而不见的盲点或制造新的混乱。在现有史料不足以得出肯定或否定判断的情况下，应当采取认真谨慎的态度，充分考虑到事物发展的各种可能性，留以阙疑，以体现史学求真的严肃性。从论点出发任意取舍史料的做法是不足取的。

[1] 见拙文《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与留日学生》，提交1981年12月5日至9日长沙“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研究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后经压缩，改题为《孙中山与留日学生及同盟会的成立》，发表于《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4）。1981年，金冲及、胡绳武在《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发表《同盟会与光复会关系考实》，也对团体联合说提出质疑，认为是以讹传讹，与史实不符。

[2]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31页。

[3]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22页。

[4] 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华侨与辛亥革命》，3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5] 狭间直树教授近年发现，《支那保全分割合论》并非首刊于1903年9月21日《江苏》第6期，而是最早刊登在1901年12月20日出版的日本《东邦协会会报》第82号上。则“吾党”更有可能指兴中会，或指专为此事成立的国民同盟会。

[6] 《孙中山全集》第1卷，224页。

[7] 《孙中山全集》第1卷，228页。是函不会是写给黄宗仰的，因为其内容在同时致黄宗仰函中已经陈述。

[8] 《孙中山全集》第1卷，238页。

[9]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21页。

[10] 中山大学孙中山纪念馆藏原件照片。

[11]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134页。

[12] 吴稚晖：《留英日记》，转引自蒋永敬：《从吴稚晖的留英日记来补正国父几次旅英日程的缺误》，《传记文学》第26卷第3期，1975年3月。

[13]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122页。

[14]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专辑》，306页。

[15] 参见东亚文化研究所编：《东亚同文会史》，56～60页，东京，霞山会，1989。

[16] 明治三十三年9月18日长崎县报告高秘第361号。

[17] ［日］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116页。

[18] 李自重：《从兴中会至辛亥革命的忆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辛亥革命史料》，214～215页，广州，广东新华书店，1962。

[19] 《原敬关系文书》第2卷书翰篇二，393～396页。

[20]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专辑》，287页。

[21] 参见拙文《军国民教育会若干问题的探讨》，《孙中山研究论丛》第2集，1984。

[22]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18页。

[23] 《孙中山全集》第1卷，230页。

[24] 李自重：《从兴中会至辛亥革命的忆述》，《广东辛亥革命史料》，214～215页。

[25] 《建国月刊》第2卷第5期，1930年。

[26]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31页。

[27] 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国史馆馆刊》创刊号，1947年12月。

[28] 《孙中山全集》第1卷，210页。

[29] 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国史馆馆刊》创刊号，1947年12月。

[30] 《警钟日报》，1904年7月2日。

[31] 宋教仁：《程家柽革命大事略》，《国史馆馆刊》第1卷第3号，1948年8月。

[32] 《孙中山全集》第1卷，2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