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具体细节加以订正或使之更加详实，是《长编》最为繁重艰巨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日期补正。

（1）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亡走日本，旧记时间为10月30日离开香港，11月12日抵达神户。现据安井三吉编《孙文与神户简谱》所引1895年11月6日、10日和12日《神户又新日报》的有关报道，孙中山所乘“广岛丸”系11月2日离开香港，9日抵达神户，12日由神户赴横滨。则时间相应调整。

（2）1897年7月，孙中山由伦敦乘“努美丁号”轮船赴加拿大，其抵达蒙特利尔的日期，《孙中山年谱》和《国父年谱》根据司赖特侦探社的报告，定为7月11日，其实应为7月12日。该侦探社的跟踪报告前后两歧，开始说孙中山7月11日到蒙特利尔，7月12日前往温哥华，以后又改为7月13日离开蒙特利尔。此行孙中山甫抵蒙特利尔，即由一位名叫席奔生的男子接往旅馆，入宿后马上进写字间分别致函邝华汰和梅宗炯，两函署期均为7月12日于满地可（即蒙特利尔），函中均谓今天上午抵达此地，可见侦探社头一次报告的日期有误。

（3）1897年8月，孙中山返抵横滨，《国父年谱》和《孙逸仙先生传》根据日本外务省档案，称孙中山先住在外国人居留地一三七番旅馆，至8月29日迁往一二一番地陈少白寓所，其实大谬不然。因为1897年8月18日日本神奈川知事中野健明向外务大臣大隈重信报告中明确说孙中山在居留地百十九番陈少白处止宿[37]，何以数日后陈少白即迁居？查其究竟，原来是误将1898年8月30日继任神奈川县知事浅田德则的报告挪前一年。这时孙中山从东京迁回横滨，先在一百三十七番地旅馆暂住，8月29日迁往一百二十一番地温炳臣家。是则报告说孙中山“极少外出，常独居一室，闭户读书，亦无来访之人，只与东京宪政党员犬养毅通过一两次信”。[38]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据以论道：“孙先生征尘甫卸即埋头书卷，这是他对读书已成浓厚兴趣的习惯。至于寄信犬养毅，应是南方熊楠请田岛担致信尾崎行雄发生功用。”真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吴著广征博引，所获甚丰，惜于史料考订方面略嫌粗糙。尤为突出者，将1915年3月孙中山致小池张造函挪至1914年，用以证明1914年5月的致大隈重信函不可信，几有文过饰非之嫌了。

（4）1901年元旦，留日学生的励志会在东京上野精养轩召开庆祝会，尤列等人应邀出席。冯自由各书均明确记载会期为阳历新年，而《孙中山年谱》定作夏历春节，即2月19日。查尤列于1900年10月30日因惠州起义被清政府通缉，避往日本，与孙中山“议定革命进行二种计划，一联络学界，一开导华侨”[39]，故有莅会之举。菲律宾的彭西也应邀出席了这次聚会。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记，彭西于是年2月8日赴香港，4月25日才返回神户，不可能出席春节庆祝会，故仍从冯自由说。

2.人物补正。

（1）1897年8月16日，孙中山从加拿大回到横滨，《国父年谱》和《孙逸仙先生传》记，舟抵港时，同志陈璞前来迎接登岸，资料来源为日本外务省档案。《国父年谱》且将陈璞与陈少白分作二人。其实陈璞即陈少白。据日本松本武彦考证，陈璞寓所为居留地一百十九番，而孙中山与宫崎寅藏笔谈所开地址为“百十九服部二郎方”，服部二郎即陈少白的日本名字。另外，“璞”字音读与“白”相同，陈少白本名陈白。日本外务省档案有关陈璞在台湾活动的记载也与陈少白的行踪一致。[40]查《国父年谱》等书所引日本外务省档案原件，没有陈璞前往迎接的内容，只是说孙中山在其寓所止宿。据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孙中山上岸后径赴其寓，这时陈少白尚未起床。

（2）到横滨不久，宫崎寅藏来访，孙中山向他陈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这段谈话各书（包括《孙中山全集》）均记为与宫崎寅藏、平山周的谈话。然而细读出处《三十三年之梦》，发现对象实为宫崎寅藏一人。是日清晨，宫崎寅藏因昨日造访不值，一大早便独自赶到陈少白寓所，见到孙中山。孙向其侃侃而谈，详述政见，宫崎寅藏闻言如获至宝，大喜过望，急忙跑回旅馆将平山周带来。所以这番话只是对宫崎寅藏一人所讲。宫崎寅藏不通汉语，亦不懂英文，只能以笔代口，进行笔谈。目前保存二人笔谈的若干残片，便是明证。《三十三年之梦》所述，当是根据回忆或笔谈手稿综合整理而成。

（3）1900年6月，孙中山乘“烟狄斯号”船由日本赴香港，此行随员，各书记载不同。《三十三年之梦》记为“一行共有6人，即孙先生、郑、陈、吞宇、硬石和我”。而据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杨衢云于是年4月26日由香港乘船赴日和孙中山协商起义事宜，6月17日与孙中山同船抵港。日本外务省档案的有关文件亦有“杨飞鸿”即杨衢云之名。陈姓者，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定为陈少白，据称引用1900年6月18日《士蔑西报》所载“烟狄斯号”抵港的旅客名单。日本外务省档案亦曾记为陈白。[41]然而参照其他资料，均误。据《中华民国革命秘史》及《三十三年之梦》，陈少白早已在香港。日本外务省档案后来的报告已将陈姓者改正为陈清。[42]此人即1895年最早在横滨与孙中山相识于船上，广州起义计划率领炸弹队的旅日华侨商贩。

孙中山6月8日从横滨出发时，同行者只有杨衢云、郑士良、陈清、清藤幸七郎和宫崎寅藏共5人，6月11日舟过长崎，内田良平始登轮同行。日本外务省档案6月11日长崎县知事报告中曾提到，有佐度幸太郎者告诉内田良平，宫崎寅藏由神户上船。[43]《孙中山年谱》即称过神户时宫崎寅藏始登轮同渡，而《国父年谱》记内田良平亦由横滨同船出发，均误。《孙逸仙先生传》则称6月8日孙中山与郑士良、杨衢云3人由横滨乘轮启程，到神户后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内田良平一起登轮。仔细核对该书所征引的日本外务省档案各件，并无上述内容。比较可靠的是6月10日兵库县知事大森锺一致青木外相《兵发秘第300号》报告：“清国亡命者孙逸仙及杨飞鸿、郑弼臣、陈清等与本邦人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于昨九日午前九时乘法国轮船‘印度河号’由横滨入港。”另参以6月29日长崎县《乙秘第336号》报告：“宫崎在本月8日与同志清藤幸七郎和孙逸仙、杨飞鸿、郑彬臣、陈白（按应为陈清）等出发赴香港。”6月11日长崎县知事服部一三《高秘第163号》报告：“十日午后七时过，福冈县人内田甲、末永节、岛田经一同行抵达，投宿福岛屋。据查末永、岛田两人系送内田渡清。内田乘今早六时由本港出发的法国邮船‘印度河号’赴上海。”

（4）法国印度支那总督韬美，是这一时期与孙中山有关系的重要外国人士。在孙中山本人以及陈少白、冯自由等人的著述中，多次提到他与韬美的交往。韬美自1897年2月到1902年3月任印支总督，在此期间，孙中山唯有1900年6月到过越南。1902年年底孙中山去河内时，韬美已经离任。而冯自由所说孙中山1905年在巴黎与韬美接触，至今尚未找到确证。因此，1900年6月的越南之行，是两人会晤的唯一机会。

是年6月6日，孙中山在东京走访了法国驻日本公使朱尔斯·哈马德，会谈后他请哈马德写信给印支总督韬美，希望在抵达西贡时能够与之会面。据芒霍兰《与法国人联系的失败：1900至1908年的法国与孙逸仙》一文，孙中山抵达西贡时，韬美已赴河内，指派一名助手做代表，在总督府与孙中山会晤。由此看来，孙中山与韬美根本就没有见过面。但是据巴罗的《1900—1908年孙逸仙与法国人》，韬美1900年10月27日函告法国殖民部：“孙逸仙经过西贡时，我正在东京（按指河内），我在那儿接见了他，给了他一些含糊的同情之词。”芒霍兰与巴罗使用同一批档案资料，前者的文章发表于1972年，后者的著作出版于1979年，而且巴罗重点参考了芒霍兰的文章，引文又是原文照译，其表述似较为可靠，尽管还没有找到孙中山赴河内的证据。类似的差别，在两人著述的关键之处，往往可以看到。如1902年孙中山到河内，芒霍兰说与之会晤的是继任总督博的私人秘书，而《革命原起》记为秘书长哈德安。根据巴罗的著作，哈德安的职务并非私人秘书，而是前韬美行政当局的Chef du Cabjnet，即法国印度支那总督府办公室主任。秘书长（General Secretary）则另有其人。

3.其他有关问题。

（1）1897年7月，孙中山在加拿大由温哥华赴维多利亚途中，在南尼亚木（今译纳奈莫）停留。此事《国父年谱》记为：“乘火车赴附近的南尼亚木，四日后复往，据报告（按指伦敦司赖特侦探社的报告）谓系在侨胞中从事组织工作。”《孙逸仙先生传》沿用其说，《孙中山年谱》虽未指明所用交通工具，也笼统地说：“旋又赴温哥华、南尼亚木、域多利等地，在华侨中进行革命活动。”

以上诸说至少有两点错误。其一，孙中山从温哥华到南尼亚木不是乘火车，因为温哥华在北美大陆，而南尼亚木和维多利亚则在与之隔海相望的温哥华岛上。孙中山所乘A line of Steamers的交通工具，应为轮船。其二，孙中山由温哥华到南尼亚木、维多利亚，不过是归国途中必经之地，并非前往发动华侨。7月24日孙中山由维多利亚折回南尼亚木，拜访了一位华侨，当天下午即回到维多利亚。至于在华侨中从事革命工作之说，大概源于以下两则报告：“侦探在（维多利亚）中国居民中秘密调查，证实该人伦敦被捕情形已为当地人熟知，而且知道其现在的目标是组织一切可得到的力量联合反对中国政府。”“该人一到横滨即拟再入中国重新组织叛乱，以推翻政府。”这里只是讲述维多利亚华侨对孙中山的了解认识，孙中山在此仅到过中国布道会和一位李姓华侨的中药店，没有从事组织发动的明显迹象，也无法证实当地居民获悉孙中山情况的消息来源。

（2）横滨中西学校，是孙中山倡议设立，以培养华侨子弟的教育机构，后来成了康、梁一派的势力范围，改称大同学校。《国父年谱》将该校开办的时间定于1897年秋，实际上当时虽倡议筹备，尚未正式开办。其开学日期，据《知新报》第47册《横滨大同学校近闻》和《清议报》第10册《大同学校开校记》，为1898年2月下旬。该校以徐勤为总教习，陈荫农、陈默庵、汤觉顿为中文教习，周鉴湖为西文教习，井上太郎为东文教习，一开始就被维新派完全控制。只有校董方面，在中华会馆还有革命派的成员。

（3）1899年七八月间，孙中山在横滨曾几次与东游日本的刘学询接触。刘学询此次东渡，《孙中山年谱》说是清政府密遣来日，负有要求日本政府引渡康有为、梁启超的使命。其实，刘学询至少名义上是公开访日。据其所著《游历日本考察商务日记》（1899年上海版），系奉旨与庆宽到日本考察商务，从7月14日抵达横滨，到8月30日离开东京，历时一个半月，先后与天皇、内阁各部大臣、军部、在野党要人以及实业界人士、华侨等广泛接触，实在不能说是“密遣”。只是在公开的名义下负有秘密谈判“交康”的使命而已。

（4）《国父年谱》1900年8月17日条记：“是日先生与内田、宫崎、清藤等计划加强募集东亚同文会员，并谋借船偷渡，预定渡航者有宫川五三郎、岛田经一、末永节等。”注明资料引自日本外务省档案。查所据8月17日福冈县知事深野一三致青木周藏外相报告《高秘第816号》，没有上述内容，只是说为援助孙逸仙的密谋，东亚同文会会员内田甲、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等募集同志，宫川五三郎、岛田经一、末永节等计划渡清。佐贺县人中野熊太郎与福冈县小仓町的市川铁也经门司渡清，福冈玄洋社长租船运送同志赴清国大沽。显然这两桩平行事件没有直接联系。

（5）1903年年底，署湖广总督端方为了消弭湖北学界的革命力量，将激进学生分别派往比利时、德国和日本。朱和中、史青、贺子才等人的记载以及冯自由的著述都说他们途经上海之际，遇到刘成禺，这批学生想乘机寻找孙中山，知道刘成禺受孙中山之聘将前往旧金山就任《大同日报》主笔，遂托其见孙时务予通知。[44]刘成禺告以“中山方由美赴英，兄等此行，可与之会晤，共商大计”[45]，还开具了孙中山在伦敦的地址，为他们作函介绍。此事言之凿凿，可惜一查时间，对不上号。据《东方杂志》“游学汇志”，贺子才等人于1904年1月28日抵达比利时，这时孙中山尚在檀香山，赴英之事无从谈起，刘成禺也不可能事先知道其在英住址。而且孙中山聘请刘成禺为《大同日报》主笔，是1904年5月以后的事。前此刘成禺办理赴美护照，可能是因为1903年在《湖北学生界》畅论“人种”问题，触怒清政府，被禁止进入日本的士官学校，遂由留日学生总监督汪大燮出资，让他去美国留学。会见的情形当如刘成禺所述，只是与他取得了联系，等他到美国任《大同日报》主笔后，遂互通消息。贺子才等打听孙中山的行踪，才以刘为中介，与孙中山间接建立起联系。[46]

（6）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记，1904年年底他与陈楚楠等以《图南日报》不能广销，特制宣传革命之月份牌，分赠华侨。后流入檀香山，引起孙中山的注意，不远重洋，亲寄美金20元来购买了20张，以作纪念，并来函殷殷奖勉，愿与之相见。该书附有月份牌原件照片，时间内容均无误。但孙中山于1904年春已离开檀香山，是年年底又赴英国，似不可能在檀香山见到1905年的月份牌。

（7）1904年5月，孙中山在旧金山改组致公堂机关报《大同日报》。《革命逸史》称该报创立于1902年，欧榘甲曾以“太平洋客”笔名于该报发表《论广东宜速筹自立之法》的长文，即有名的《新广东》，一些著作照引不误。但是梁启超1903年年底到旧金山时称该报为“新立者”[47]，而《〈大同日报〉缘起》于1903年10月才由《新民丛报》第38、39期合本转载，则报亦应创立于1903年。欧榘甲文实际是连载于《文兴日报》[48]，这是旧金山保皇会的机关刊物，当时由欧榘甲担任主笔。

编辑中遇到诸如此类的问题数量颇多，不能一一列举。有些问题虽然重要，另有专文考证，如1902年支那亡国纪念会在留日学界反响不大，1903年的春节排满演说并非由孙中山策动，1905年孙中山与朱和中等人的分歧在于武装起义依靠会党还是新军，而不是对知识分子的看法等，兹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