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收和补充近年来发掘问世的新史料，以及重新整理利用一些未经充分消化的旧史料，是编好《长编》的重要基础，主要有四类：

1.档案资料。

1896年10月至1897年7月，伦敦司赖特侦探社受清政府驻英公使馆的委托，对孙中山进行了长时间的跟踪监视，留下大量报告。其中一部分由罗家伦、王宠惠分别译成中文，其余部分由寿昌翻译。一般认为过于琐碎，不大录用，至多不过从中征引一些有关其行踪的记载或统计其前往大英博物馆的次数。近年来，随着新史料的发掘问世，回头再来看这批存档报告，觉得仍有一定的利用价值。鉴于《长编》的性质，同时考虑到寿昌的翻译欠妥之处尚多，全部重新译出。参照南方熊楠日记等资料，可以使这一段孙中山活动的轮廓更加清晰，从中获得如下印象：其一，孙中山与其同志之间的通信联系十分密切；其二，通过南方熊楠、田岛担等人建立起和日本人士的副线关系；其三，孙中山很早就注意中国的西南边界，有由此潜入内地发动起义的计划；其四，孙中山自称其三民主义在伦敦完成，康德黎、夏曼等人的著作提到孙中山在伦敦阅读了大量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的著作，台湾的各种著述更盛赞孙中山在大英博物馆刻苦求知的精神。不过，孙中山滞留伦敦期间独自撰写、翻译以及与人合作的文字，仅发表出来有案可查的即达10万字，他还有大量的社交活动，短短半年时间，有无可能广泛阅读？况且孙中山的中英文水平均未臻上乘，他翻译《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为《伦敦被难记》提供素材，都需要前往大英博物馆查阅资料。从其他材料看，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形成的脉络一直延续到1903年。在未获得孙中山在大英博物馆阅读内容的可靠资料前，不应对他此时思想的完整程度过高估价。

从1897年8月17日开始，日本外务省文书中出现了有关孙中山活动的报告，在所涉及的范围内，以1900年的勤王运动和惠州起义为中心，上溯下延，数量可观，是研究这一阶段孙中山活动的重要依据。这些档案以前虽有使用，一则不完全，二则歧误之处不少，编辑时尽可能完整地录用原档。相信这批资料的选录，有助于研究孙中山的思想、活动、与日本人的关系、惠州起义前后的变化发展，同时可以纠正前此引用的错误。孙中山与法国的关系，则参照芒霍兰和巴罗利用法国档案所做的研究成果，相互印证取舍。此外，近年来清政府的档案时有披露，尽量吸收补充。

2.报刊资料。

1895年至1905年间，国内和留日学界相继举办了一批政治色彩很强的报刊，其中如维新派的《时务报》《知新报》《国闻报》《湘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留日学界的《国民报》《江苏》，上海的《苏报》《国民日日报》《警钟日报》《大陆报》《中国白话报》《二十世纪大舞台》，以及兴中会的《中国日报》《中国旬报》《广东日报》等，都曾零星刊载过孙中山的文章、信函、活动报道和其他有关文字，在考证可信的前提下，尽量加以利用。如《时务报》1896年至1897年转载英国和日本报刊关于孙中山伦敦蒙难的报道，最早向国内披露这一消息。1898年9月25日《国闻报》刊登的《中山樵传》，是目前所见国内最早公开发表的中文孙中山传记，尽管该报编辑声称系得自日本人，文中又多有诬蔑不实之词，仍予录用。当时日本人士盛传此文出自徐勤之手，对徐极为不满，为此徐勤特致函宫崎寅藏加以辩解。[49]所以又可以从中窥见康、梁一派对孙中山的态度，以及两派之间的关系。

《广东日报》《警钟日报》转载关于1903年至190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美洲大陆扫**保皇派的报道，《警钟日报》所刊1904年5月孙中山离开旧金山前致公堂向各埠所发特启和对待康、梁的传单等资料，说明孙中山美洲之行在扫**保皇派方面成效还是比较显著的，其失利之处在于原计划以洪门总注册方式筹款，未能如愿。究其原因，一则洪门会众多不富有，二则梁启超刚刚游过新大陆，收走了大笔金钱，短期内华侨很难再度慷慨解囊。先此，孙中山在檀香山的各项活动十分顺利，募捐一事同样因为梁启超捷足先登，只得到2000余元。[50]因此不能笼统地将此次美洲之行的成效一笔抹杀。孙中山筹款的动机和目的，无疑是高尚的，从不为自己谋取私利，但手段有时易于引起反感。即使在留学界万众归心，同盟会一鼓而成的大好形势下，1905年8月27日孙中山欲借开演说会发售高价入场券以筹集资金，仍然引起许多留学生的不满和反对。

其他如《江苏》所刊黄宗仰与孙中山交往的两首诗，《国民日日报》所披露的秦力山关于和孙中山讨论公地笔记的内容，《大陆报》关于革命程序论思想的记载和有关孙、康关系的文字，《中国旬报》所发孙中山绘制支那全图印行的告白，以及各报刊对孙中山言行的评论文字等，可以从中找到孙中山思想发展及其逐渐为国人认识的轨迹，丰富对孙中山思想形成过程的了解，增强其行为的动感，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孙中山及其与时代的联系。

这一时期孙中山主要活动于海外，所到各国的报刊也往往报道一些消息。如1895年11月10日《神户又新日报》对广州起义的报道，显示了日本对这一事件的反应，可以纠正中文记载的谬误。1896年10月23日伦敦《地球报》首先披露孙中山被绑架事件所发的特刊及其他各报的采访报道，表明了英国舆论界的态度，同时反映出当时孙中山思想的某些特质。例如10月24日《每日新闻》记者采访时问：“你是白莲教的成员吗？”孙中山答称：“不是，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团体。我们的运动是新的，限于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他们大部分住在国外。”明确将革命运动与旧式教门的反清活动区别开来。

3.信函、日记。

这两种类型的史料，准确度相对较高。1895年3月至4月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致首相原敬函，明确了广州起义时孙中山的政治态度，弥补了他与日本关系的一段阙失。宫崎寅藏1898年、1899年致平冈浩太郎和犬养毅等人的信件，以及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在此期间的一些信函，记录了革命党与康、梁一派的关系以及相互磨擦的情况。1899年、1900年彭西致孙中山的几封函电，使孙中山为菲律宾独立军购械运械以及将军火转作惠州起义之用的过程更加具体化，同时有助于了解两位革命家的关系。1899年5月陈少白致犬养毅函，则使筹办《中国报》、组织香港兴中会机关联络会党的时间由秋季提前到初夏。1900年林圭致容星桥函，揭示了孙中山、兴中会与自立军的密切联系，进而可以解决一系列长期有争议的难题。

日记方面，引用了1896年至1897年南方熊楠的日记，以弥补司赖特侦探社关于孙中山在伦敦行踪报告的遗漏。1899年刘学询的《游历日本考查商务日记》，尽管作者有意将与孙中山会晤的情节隐去，仍然可以从侧面印证史实。而1905年吴稚晖的留英日记，则提供了判定孙中山在欧洲活动日程的重要依据。

此外，一些实物、照片、诗词等，也可以成为判断事实的佐证，如兴汉会成立后哥老会首领为宫崎寅藏的题诗，不仅是论证兴汉会属性等问题的重要依据，还是研究湖南会党的重要史料。孙中山在大英博物馆的借阅卡，则提供了其所读书籍类型的信息。

4.早期书籍。

一般说来，距离事件年代较近而作者又亲历其事的著述，受外界因素干扰小，可靠性较大。如田野桔次的《最近支那革命运动》（上海新智社，1903）、秦力山的《庚子汉变始末记》（作于1902年，未见原书，仅《黄帝魂》保留毕永年、林圭两篇传记），均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宫崎寅藏的《三十三年之梦》，更是这一时期反映孙中山活动的重要著作，可惜长期以来只有章士钊的意译本《孙逸仙》和其他几种节译本，不能准确完整地反映作者的原意，容易引起误解。1981年出版的香港林启彦改译注释的全本，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可据以纠正以往的偏差或错误。编辑中充分利用这一新译本，获益匪浅。谢缵泰的《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也属于这一类。此外，从《光绪朝东华录》《清实录》和李鸿章等人的文集中也辑录到一些零星资料，可以反映清政府对孙中山及其革命党的态度与应对。黄三德的《洪门革命史》，则比较具体地记载了1904年孙中山美洲之行的路线和日程。

由于缺乏原始资料，而回忆录又相当混乱，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虽经艰苦努力，仍未获得圆满解决。如1905年孙中山在欧洲的活动，各种记载彼此矛盾，很难排定确切程序。编辑的办法是，首先以切实可靠的记载为纲，可知孙中山于1904年12月14日从纽约出发赴伦敦（见黄三德：《洪门革命史》），1905年1月19日至21日在伦敦与吴稚晖会晤（吴稚晖：《留英日记》），2月8日至11日在法国与外交部官员会晤（法国档案），3月13日在大英博物馆借阅书籍（原件照片），3月30日在伦敦与吴稚晖参观议院，4月23日在伦敦接待吴稚晖等来访，5月中旬在布鲁塞尔访第二国际执行局（1905年5月18日比利时社会党机关报《人民报》报道），6月4日在巴黎致函宫崎寅藏。然后再参照有关人员的回忆及其他资料所提供的情节，酌定1月上旬赴布鲁塞尔建立革命组织，旋返伦敦。1月下旬赴柏林、巴黎，建立革命组织，与法国官员接触，接着发生盟书被盗事件。3月返回伦敦，即欲东归。5月再赴欧洲大陆，至布鲁塞尔，随即往巴黎。所以6月4日复宫崎寅藏函称：“日前寄英国之书，久已收读，欣闻各节。所以迟迟不答，盖因早欲东归，诸事拟作面谈也。不期旅资告乏，阻滞穷途，欲行不得，遂致久留至于今也。”[51]但如此一来，对旧说春夏赴欧洲大陆组建革命团体变动较大，且与一些记载不能吻合。若将时间推后，又与法国档案及复宫崎寅藏函不符。类似于这种情况，编者只能尽力对材料进行梳理，取其相对合理的解释，做出编排，同时持一定的保留态度。

还有一些悬而未决的疑案，因材料不足，仍无法破解。如1903年年12月17日孙中山复友人函，涉及平均地权、提出新誓词和中华革命军的时间地点，以及与保皇派的斗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至今无法证实收信人属，这对于了解孙中山的思想、活动和联系，是一个严重障碍。或以为收信人为黄宗仰，可是孙中山致黄宗仰的两封信，均称其为“中央上人”，而此函称“□□先生足下”，另外信中所述与保皇会斗争“四岛已肃清二岛”一事，同月的致黄宗仰函已经言及，不应重复。从现有资料看，此函写给上海革命党人的可能性较大。由此引出的问题是，1903年后孙中山是否曾以“中华革命党”或“中华革命军”来代替兴中会？《孙逸仙先生传》有此看法，大陆也有学者提出相同见解。可是一则找不到孙中山在日本建立过中华革命党（军）组织的明确记载，再则孙中山使用“中华革命党”或“中华革命军”的名称不一定指具体的组织，同盟会成立后，1906年印行的债券上，还同时出现同盟会、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军三者并用的情况（原件照片）。为慎重起见，《长编》同意孙中山已经提出中华革命党（军）的称谓，并在檀香山正式使用，但不一定是用新的组织来取代兴中会。

一些问题存在互相矛盾的两说，很难断然肯定或否定其中一说。如唐才常与孙中山会晤，以冯自由的叙述判断，应在1898年10月至11月，因为当时唐才常在东京见到了康有为、梁启超，而1899年康有为已经离开日本。同时孙中山在会见唐才常之后才派毕永年与平山周到中国调查湖南会党，毕永年与平山周于1898年11月启程，行前与唐才常有过联系。另外，王照说他曾于居室夜闻梁启超与唐、毕二人谋造谭嗣同血书[52]，这只能是1898年的事，因为次年王照与康、梁闹翻，已迁出另居。唐才质编《唐才常烈士年谱》将此事系于1899年秋，冯自由的一些记载又与1899年保皇会倡兴勤王相联系，令人难以决断。诸如此类的情况，只好酌情以一说入正文，另一说入注。[53]

有不少关于同一事件的不同记载，其实是从一种资料辗转传抄，结果往往出现狐狸打猎人式的谬误。编辑时尽力追溯源头，剔除层累迭加的成分，避免以讹传讹。如1903年年底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中华革命军，其总部地址据陆文灿《孙公中山在檀事略》，为“檀山正埠温逸街三楼，即今日之四大都会馆旧址”。苏德用《国父革命运动在檀岛》一文，实际依据此说，而省略为“乃创立中国革命军于檀岛温逸街四大都会馆三楼”。《孙中山年谱》沿用这一说法。其实，刊载陆文灿文的《檀山华侨》一书明确称四大都会馆创立于1906年，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军时，此处还不能称为四大都会馆。

有些回忆录明显带有后来的主观成分，尽管十分生动，也应予以摒弃。可以证实者，一般用正文表述，确有必要者则注出。不过，更多的问题，困难不在于判断真伪虚实，而在于衡量其可信的程度和部分。在未得到直接证据前，保留回忆的原貌。这不等于说编者没有意识到其中的疑点，一为慎重起见，再则注不胜注。总之，原始记载如同树干，回忆文字好比枝叶，树干毕竟起着主导作用，多数问题之所以悬而未决，主要原因在于缺乏直接资料，在回忆录的迷津中循环往复，难以解脱。而一些疑难问题的破译，往往得益于新资料的问世。所以，加强第一手资料的发掘收集整理，仍是今后孙中山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由于孙中山长期活动于海外，而后来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又颇具难度，因此目前的主要薄弱环节是关于孙中山海外活动的情况。近年来重要新史料的发现，往往也在海外。

直接的原始资料虽然相对可靠，也不能一概而论，还要顾及前后左右的人与事。孙中山的活动与周围的人有着密切关系，大力加强对与孙中山有关人物的研究，可以取得深化对孙中山本人认识的奇效。《长编》相当一部分问题的解决，即是吸收相关人物研究的成果。特别是那些与孙中山长期保持联系的人物，如本节涉及的梁启超、陈少白、宫崎寅藏、平山周等，如能对他们的思想活动有深入了解，与孙中山的关系更加清晰，孙中山研究自然会取得长足进步。

编辑《长编》既要注意细节，又不能拘泥于微观。《长编》可以为孙中山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阶梯，从中透视未来的趋向和格局。首先必须打破为贤者讳的观念，全面、客观、公正地再现孙中山的思想言行，最大限度地达到历史与认识的统一，避免用研究者的主观来组装甚至替代历史人物的思想。担心影响孙中山的声誉而掩饰其缺点、过失以及个人品质的瑕疵，最终只会因失真而损害孙中山的形象，避讳其实就是变相的溢美，结果必然导致虚假。有的海外学者正是看到海峡两岸的中国学人在一些问题上躲躲闪闪的隐晦态度，才认为真正有学术水准的孙中山传记难以产生于大陆和台湾，而将出自外国史家之手。如果不希望这种担心变成现实，就应该积极努力。其次，应当多角度、多色调地展现孙中山的生平，包括生活、性格以至内心世界。随着跨学科研究的日新月异，各种新方法逐渐引入史学领域，人们的视野日益扩大，许多以往只是茶余饭后谈资的素材，可能成为新的研究对象。考虑到上述趋势，不能用固定的眼光取舍和编排史料。当然，有些记载虽然情节生动，但难以确定时间，无法纳入《长编》体系，并非编者有意避讳。

[1] 《原敬关系文书》第2卷，书翰篇二，392～396页。这是日方依据孙中山用英语表达的概念，至于共和国的汉语概念，出现稍晚。

[2]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1页。

[3]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1册，33页。

[4]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287页。

[5] Jeffrey G.Barlow：Sun yat-sen and the French，1900—1908，《中国研究专刊》第14期，伯克利大学1979版，14页；明治三十三年6月11日神奈川县报秘甲第212号，8月26日福冈县报高秘第848号。

[6]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96页。

[7] 明治三十三年10月15日台湾总督府报受第310号。

[8] 《大陆杂志》第52卷第3期，1977。

[9] 《传记文学》第36卷第3期，1980年3月。

[10] 《孙中山全集》第1卷，201页。

[11]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34页。

[12]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135页。

[13] 明治三十二年2月17日神奈川县报秘甲第57号。

[14] 《彭西革命书信集，1897—1900》（Mariano Ponce：Cartas Sobre La Revolucion 1897—1900），116～126页，马尼拉，1934。

[15] ［菲律宾］格雷戈里奥·F.塞迪著，林启森译：《菲律宾革命》，356～357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

[16] ［日］宫崎滔天著，佚名初译，林启彦改译、注释：《三十三年之梦》，128页。

[17] ［日］近藤秀树：《宫崎滔天年谱稿》，《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

[18] 明治三十三年11月21日神奈川县报秘甲第589号。

[19] ［日］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9～23页。

[20] 张篁溪：《戊戌政变后继之富有票党会》，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287页。

[21] 陈鹏仁译：《论中国革命与先烈》，108～109页。

[22] 上村希美雄先生赠中山大学孙中山纪念馆原件照片，另参见［日］上村希美雄：《从对阳馆所藏史料看兴汉会的成立》，日本辛亥革命研究会编：《辛亥革命研究》第5号，1985年10月。赵军中译文载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主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8辑，北京，中华书局，1991。

[23] 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300、322页。

[24] ［日］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7页。

[25]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26页。

[26] 骆宝善：《关于章炳麟政治立场转变的几篇佚文》，《历史研究》，1982（5）。

[27] 《陈少白致犬养毅函》，《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3辑，127页。

[28] 明治三十二年7月10日神奈川县报秘甲第322号。

[29] 明治三十二年7月8日、15日神奈川县报秘甲第317、333号。

[30] 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92页。

[31]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45～46页。

[32] 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191页。

[33]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80页。

[34] 参见田桐：《革命闲话》，《太平杂志》第1卷第2号，1929年11月；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古代近代史研究室校注：《宋教仁日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

[35] 丘权政、杜春和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98～155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该名册混用公历、夏历，凡署乙巳六月二十八日或7月30日者，均予以录入。安徽程家柽等数人未署日期，参照其他资料酌定。

[36] 《孙中山全集》第1卷，287页。

[37] 明治三十年8月18日神奈川知事中野健明致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秘甲第403号。

[38] 明治三十一年8月30日神奈川县知事浅田德则致外相秘甲第700号。

[39]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31页。

[40] 《日本的辛亥革命遗迹与史料》，《辛亥革命研究》第2号。

[41] 明治三十三年6月29日神奈川县报乙秘第336号。

[42] 明治三十三年6月10日兵库县报兵发秘第300号。

[43] 明治三十三年6月11日长崎县报高秘第136号。

[44] 朱和中遗稿：《欧洲同盟会纪实》，史青：《留比学生参加同盟会的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1～23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

[45]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187页。

[46] 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国史馆馆刊》创刊号，1947年12月。

[47] 梁启超著，何守真校点：《新大陆游记》，144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48] 1903年5月《与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87页。

[49]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42～43页。

[50] 苏德用：《国父革命运动在檀岛》，《国父九十诞辰纪念文集》，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社，1955。

[51] 《孙中山全集》第1卷，274页。

[52] 《乙巳四月复江翊云兼谢丁文江书》，王照：《小航文存》卷三，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7辑之265，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

[53] 后来的研究证明，依据《宗方小太郎文书》，唐才常到日本确实在1898年10月至11月间。参见杨天石：《唐才常佚札与维新党人的湖南起义计划》，《历史档案》，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