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兴中会到同盟会的11年间，在整个孙中山生平活动的研究中是比较定型的一段，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用功颇深，成果卓著。从20世纪50年代陈锡祺先生的《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到60年代史扶邻教授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及台湾学者编辑的《国父年谱》，再到80年代大陆学者编辑的《孙中山年谱》以及吴相湘先生的《孙逸仙先生传》，均堪称里程碑之作。不过，在材料不断充实之余，基本格局没有大的变化。不少学人认为，辛亥革命以前，特别是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研究，难以取得较大的进展。笔者参与《孙中山年谱长编》（陈锡祺主编，以下简称《长编》）的编辑，负责相关时段，对此颇有同感。

面对棘手的局面，如何使《长编》这一部分的工作大体反映目前的学术进展和水平？实事求是地分析情况之后，认为在没有可能获得大批新资料的前提下，全面、审慎、细致、恰当地利用现有材料和研究成果，认真加以鉴别考订，尽可能多地补充新史料，以求在微观深化的基础上更加准确地展现孙中山活动的全貌及其与所处时代的内在联系，从而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更加坚实可靠的基础，应是努力的目标。近年来对孙中山和相关人物研究的进展，为充实和补正以往的结论提供了不少便利。

关于这一阶段孙中山思想与活动的研究，几位海外和台湾学者的意见值得重视。美国的谢文孙教授所著《辛亥革命的历史编纂学》一书，将有关孙中山研究的著述按写作出版年代划分若干时期，对各时期著述的内容进行比较，得出结论：孙中山的历史地位是辛亥革命后随着政治斗争的需要被国民党正统史学抬起来的，并非历史的本来面目。这可以说是近代史的“古史辨”，其结论未必恰当，却令人警觉到，必须严格注意所据史料产生的年代，以避免受事后观念的左右。台湾学者罗刚在《〈国父年谱〉纠谬》中则认为，辛亥革命以前，特别是同盟会成立前的历史，不易获得新史料，因而必须充分利用现有回忆资料，并就此对《国父年谱》大张挞伐。这两种意见如何统一？

对孙中山早期活动的描述，在相当程度上依靠回忆录，由于孙中山后来的声望、地位与影响，加上年深月久记忆出现偏差，回忆录多有不实。以此为基础，好比沙上筑楼，很难稳固，因此宜粗不宜细，宜简不宜详。编年谱可以省却许多枝节，写论著又有侧重、申论和阙疑，无须面面俱到，巨细无遗。而《长编》一方面要求尽量详尽，每一细节均无法回避；另一方面又只能主述谱主事迹，排比史料，不宜添加主观成分，功夫须下在史料的比较鉴别和权衡取舍之上，同时还要顾及详略、体例等诸多方面，因而编者往往陷入左右为难的窘境。针对这种情况，编辑时尽量以原始材料为经，以回忆文字为纬，重构史实。所谓原始资料，也包括各种回忆录所保存的信函、日记、实物、照片等。至于回忆文字，则防止简单套用，须参照不同记载，比较鉴别，取其近真的合理成分，尤其注意作者的身份、写作背景、年代以及材料的来源等。

陈锡祺先生说得好，不弄清楚孙中山的生平活动，就无法准确地评价其思想。在整体上资料不充分的情况下，忽视对史实的订正，更容易形成错误的概念，从而使得通篇立论不稳，甚至得出相反的结论。况且一本论著具体史实的错漏在所难免，或许无碍基本格局（当然太多也不行），而长编、年谱、传记等形式的著述，如果史实缺漏过多，势必影响全书，使读者产生模糊不清、扭曲变形甚至黑白颠倒的印象。本文借编辑过程中发现与解决的问题，以及虽经努力仍未获得完满破解的疑难，管中窥豹地反映《长编》的编辑和目前孙中山生平研究的状况。限于体例，《长编》不可能将全部考证过程详细表述，各种细微末节易于忽略，而其中大量史实虽然琐碎，却为学人经常引以为据，以讹传讹，有必要集中反映出来，以期引起注意，并为今后的史料发掘整理和研究提供一些信息。《长编》编辑时主要参考了《孙中山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80）、《国父年谱》增订本（“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学术论著编纂委员会”编印，台北，1969）以及吴相湘新编《孙逸仙先生传》（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82）等书，恕不一一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