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书港督卜力和提出平治章程种种细节的分析，绝不仅仅是个别史料史实的考订，而涉及对孙中山策略行动的理解甚至政治宗旨的鉴别评估。平治章程和1900年10月孙中山致刘学询函，至今仍被引为论证孙中山依然依违革命、改良之间的论据，之所以被文本误导，重要原因在于对有关语境和本事的详情不甚了然。例如致刘学询函中，孙中山表示愿将原定由李鸿章担任的主政一职奉与刘学询，至于称皇帝还是总统，由其自定。如果不考虑有关内容的来龙去脉和写信的时间背景，很容易理解为孙中山至此尚未彻底解决政治宗旨的归属。然而联系前后左右的各种相关史实，情形可能完全改观。

是函孙中山署期为“明治三十三年九月于台北”，《孙中山全集》定为夏历，换算成公历10月下旬。其实明治纪年均为公历，不会混用，信中提到“今惠军已起”，应写于10月6日惠州起义爆发之后，而不可能是9月。此函系派平山周亲往会见刘学询而作，经查证，平山周于10月15日离开台湾，10月19日抵达长崎[33]，考虑到孙中山须经由香港获取惠州起义的消息，则此函当写于10月15日前的一两天，孙中山自署的日期或系笔误。如果这一变更成立，表明孙中山将主政一职让刘学询承乏，甚至听其称总统或帝王，一是素知刘学询有帝制自为之心，二来惠州义军既起，事先预定的饷械接济办法全数落空，各项应急措施亦无法实现，如不速筹办法，只能眼睁睁坐视失败。而刘学询拥有巨资，又掌握李鸿章所购大批军械，为了让其“速代筹资百万”，以解燃眉之急，孙中山不得不投其所好，暂时满足其部分野心。

义和团事变令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一齐凸现，空前激化，各种政治势力纷纷行动起来，试图扭转危局，实施政见，扩大实力，按照自己的意愿促进事态发展，争取在未来的政治格局中抢占有利地位。由于事起突然，各派均无取代清廷控制全国的实力，不得不寻求合作与妥协，甚至相互利用，因而产生许多变数和机会。孙中山抱负远大，实力却有限，要想有所作为，必须充分运用灵活策略。其首要战略目标，应如他6月离开日本前所表示的：“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与华南人民商议，分割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新建一个共和国。”[34]对此，他后来在新加坡等地反复强调，并身体力行。至于实现的方式，则不拘一格，孙中山在不同场合，表述有所不同。如对法国驻日本公使哈马德称：希望法国同意通过越南向广西起义者运送武器，以便在广西建立革命政府，在其领导下向广东挺进，然后威胁湖南、福建边界，迫使这些省份的督抚参加或承认一个新的南中国联邦共和国。[35]

其实建立割据政府只是直接目标，而非最终目的，除了在华南建立独立政府外，孙中山还着眼于“推翻北京政府”。正如内田甲后来所说：“孙逸仙及其一派的目的，是以江苏、广东、广西等华南六省为根据，建立独立的共和政权，逐渐向华北伸张势力，推翻爱新觉罗氏政权，以达到合纵中国十八省创立东洋一大共和国。”[36]以兴中会的实力，不要说全国性目标难以企及，建立华南独立政权也是力所不逮。孙中山在广东力争保皇会的支持，又与湖南革新派联手大举兴师于长江流域，有无外界的援助，无论是独立行动还是联合共举，对于增强实力地位，提高成功的概率，均有重要意义。因此，最大限度地利用列强和统治者内部的利益分歧及矛盾，尽一切可能争取援助或改善条件，以实现其战略目标，成为孙中山的首选策略。

为了在有限的条件下争取最大的成果，孙中山不仅坚持兴中会在广东发动起义，还与各种势力交涉周旋，以开辟更多的途径，创造更多的机会和可能，增加讨价还价的筹码，避免陷入孤注一掷或受制于人的困境。他签署平治章程，既想换取列强尤其是英国的支持，又有助于防止日方的操纵。上书过程和时间的细微变化，反映出孙中山在复杂形势和不利局面下善于把握利用甚至制造各种机会。他几乎同时试图与保皇会在两广联合采取行动，支持长江流域的中原大举，与汪康年等江浙人士互通信息，与李鸿章、刘学询洽商合组独立政府，向英、法政府和殖民当局求援，向列强提出改造中国的全盘计划，以及依靠日本的援助发动惠州起义，尽管最终无一成功，但以相对弱小的政治实力，毕竟以高度灵活的政治智慧增加了行动的能力。只是政坛角逐凭实力取胜，技巧再高，终究无法取代力量决定输赢。

孙中山施展其高度灵活的策略时，也有一以贯之的原则。一是始终未曾放弃独立的武装反清筹备，许多相关的行动，不仅是权宜之计，其目的更在于创造发动起义的条件。二是反对继续维持清朝的统治，他接受梁启超的建议，审时度势，因时变通，同意长江联合大举“借勤王以兴民政”[37]，却不隐讳与康有为的政见分歧，“我志在驱逐满洲人，而他支持年青的皇帝”。[38]上卜力书与何启提出的计划及请愿书相比，正是对待清王朝的态度明显有别。作为策略，孙中山甚至可以形式上接受汉族帝王，却不承认清朝的统治。兴中会独立发动的惠州起义便旗帜鲜明地表明反清宗旨。起义爆发后，香港《孖剌西报》刊登广东归善县的来函，内称：“某等并非团党，乃大政治家、大会党耳，即所谓义兴会、天地会、三合会也。我等在家在外之华人，俱欲发誓驱逐满洲政府，独立民权政体。”[39]这显然是兴中会所为。

孙中山的另一信条，是新政权必须实行以代议制为形式的民主宪政，不容许皇权专制。即使后来让刘学询自定主政的名号，也是君主立宪的内阁制。这方面何启与孙中山似有共识，何启虽然主张保留光绪皇帝，但前提是后者必须同意成立立宪新政府，否则就挑选一位总督来取而代之。[40]

影响上书和平治章程的内容、对象及提出时间的因素相当复杂，在此过程中，存在许多变数。孙中山的活动目标若限于华南，其主要争取对象是英国，一旦扩展到全国，则须考虑列强诸国的利害关系。而日本作为孙中山依靠的主要外援和活动基地，其朝野人士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对孙中山的抉择取舍发生制衡作用。孙中山最初接受卜力的建议和何启等人撰写的请愿书，旨在消除港英当局对兴中会即将发动的广东起义的疑虑，避免英国的干涉阻挠。在日本方面继续给予支持的情况下，孙中山对于是否正式提交英方，显然持谨慎态度，两份文件在他手中停留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一旦日方转趋消极，孙中山的策略天平自然倒向英国，“孙逸仙愤于多年辛苦的计划顷刻瓦解，势将离开日本，决定依靠英国。犬养、平冈、头山等先后极力劝其留在日本等待时机方为得策，而孙对此不同意”。[41]这时上卜力书及平治章程就成了对日本自立和与英国讨价还价的本钱。

日本人士反对平治章程的理由之一，是有关条款的实施将导致中国独立主权的丧失。而孙中山认为，只有不惜一切代价发动革命，才能改变中国的地位和命运。早在1897年、1898年与宫崎寅藏笔谈时，为了阻止欧洲联盟制我，他就提出：“必先分立各省为自主之国，各请欧洲一国为保护，以散其盟；彼盟一散，然后我从而复合之。……内治一定，则以一中华亦足以衡天下矣。”而解决内政问题的方针，则为静观清廷动静，“暗结日、英两国为后劲，我同志之士相率潜入内地，收揽所在之英雄，先据有一二省为根本，以为割据之势，而后张势威于四方，奠定大局也”。[42]庚子年包括上书港督卜力和提出平治章程在内的一系列活动，都旨在具体实施这一战略方针。

政坛角逐以利害为准则，要得到援助、默许、承认甚至仅仅是为了分化瓦解对立面，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争取外援，不得不以利权为允诺，孙中山也不例外。1900年6月他向法国驻日本公使表明一旦革命成功，将在南中国给予法国某些特许权，以换取法国的武器和军事顾问，以及同意经越南向广西运送武器。8月在日本又答应租借满洲给日本作为报酬，以获取日本帝国妇女协会会长下田歌子的资金。[43]9月赴台湾发动起义，临行前抱怨日本政府对他态度冷淡，赶到马关送行的平冈浩太郎解释说是出于对英国外交政策的考虑，而且孙中山对日本无所裨益，反复劝说其到台湾后，协助儿玉总督平定闽粤人士的反抗活动，声称“此君对我国唯一之厚意”，如能办妥，“以儿玉总督为首，我等必为君尽力，一定使我政府努力助君达到宿志”。孙中山当即允诺尽力而为。因此他到台后“大受欢迎，极获优待”。[44]而当形势变化之际，孙中山能够审时度势，很快调整策略。在台期间，孙中山知道若强行劝阻台湾人士反日，反而有害于自己的事业，所以始终没有实行。[45]那些色彩纷呈、波诡云谲的活动，像多棱镜和万花筒一般，在灵活多样的策略变化中显示出孙中山为实现政治宗旨而不懈努力的执着。

[1] 《孙中山全集》第1卷，191页。

[2] 《致港督卜力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192页。

[3] ［以色列］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18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4] 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孙中山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902～9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9期，1990年6月。

[5]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221、227页。

[6] ［以色列］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174页。

[7] 《大阪每日新闻》，1900年7月26日。

[8] ［日］宫崎滔天著，佚名初译，林启彦改译、注释：《三十三年之梦》，214页。

[9] 明治三十三年7月25日兵发秘第410号。

[10] ［日］宫崎滔天著，佚名初译，林启彦改译、注释：《三十三年之梦》，211页。

[11] ［以色列］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175页。

[12] ［日］宫崎滔天著，佚名初译，林启彦改译、注释：《三十三年之梦》，215页。

[13] 杨天石：《毕永年生平事迹钩沉》，《民国档案》，1991（3）。

[14] ［以色列］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176页。

[15] 1900年8月13日、18日《德臣西报》，［以色列］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180页注3。

[16] ［日］宫崎滔天著，佚名初译，林启彦改译、注释：《三十三年之梦》，214页。

[17] ［以色列］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181页。

[18]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310页。

[19]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189页。

[20] ［以色列］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184～185页。

[21] 明治二十二年7月25日兵库县报兵发秘第412号。

[22] 明治三十三年8月20日乙秘第442号。

[23] 明治三十三年8月18日长崎县报高秘第300号。

[24] 宫崎寅藏称：日本人从华南撤出后，“孙先生意气甚为消沉。他认为日本的首脑人物如此归来，同盟的士气必将沮丧，中国同志们的士气也将大为低落。他心中对南方之事似早已感到绝望，想亲自在中央地区掀起波澜”（《三十三年之梦》，218～219页）。

[25] 明治三十三年8月25日福冈县报高秘第845号。

[26] 《与横滨某君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199页。

[27] 明治三十三年9月4日福冈县报高秘第895号。

[28] 《致刘学询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202～203页。

[29] 明治三十三年9月5日驻上海代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致青木外相机密第100号。

[30] 《致港督卜力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193页。

[31] ［以色列］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183页。

[32]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142～143页。

[33] 明治三十三年10月15日台湾总督致内务大臣电机受第3101号；明治三十三年10月20日长崎县报高秘第416号。

[34] 《孙中山全集》第1卷，189页。

[35] Jeffrey G.Barlow：Sun yat-sen and the French，1900—1908，《中国研究专刊》第14期，伯克利大学1979年版，13～14页。

[36] 明治三十三年8月26日福冈县报高秘第848号。

[37]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58页。

[38] 《与斯韦顿汉等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195页。

[39] 《广东惠州乱事纪》，《中国旬报》第27册，1900年10月27日。陈春生《庚子惠州起义记》所载内容稍异。《清议报》第62册（1900年11月2日）转载香港《西字日报》则作“本会首并副会首等誓灭满洲，重立新君，以兴中国”。

[40] ［以色列］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185页。

[41] 明治三十三年8月26日福冈县报高秘第848号。

[42] 《与宫崎寅藏等笔谈》，《孙中山全集》第1卷，181～182页。

[43] ［日］葛生能久：《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下卷，655页，东京，黑龙会出版部，1936。

[44] 明治三十三年9月28日福冈县报高秘第1000号；明治三十三年10月14日福冈县报高秘第1053号。

[45] 明治三十三年12月4日警视总监报甲秘第15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