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证孙中山致港督卜力书及提出平治章程的时间，首先应当澄清此事与孙中山、李鸿章合谋两广独立活动的关系。要言之，这两件事虽然首尾相连，却没有直接关系。而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和《革命逸史》，均将二者混为一谈。陈少白、平山周系当事人，冯自由则长期追随孙中山左右，还一度负责国民党历史资料的征集事务，他们的记述当然不能忽视。但是，上述三种资料均系事后回忆，大的格局不差，具体细节则不免疏漏舛错，相互抵牾，特别是冯、陈二人的文字，不当不确之处甚多。如陈少白所述时间前后颠倒混淆，他将上书事放在李鸿章北上之前，与联李谋两广独立相联系，又称“际此中央无主”云云，似指8月15日八国联军入京，清室西逃之后。至于冯自由的记载，有时将上书时间置于6月上旬孙中山离开横滨之前，有时又系于6月17日到达香港之际，莫衷一是。

将上书港督及提出平治章程与联李独立事相联系，有一些难以逾越的障碍。其一，如前所述，上书言及7月28日清廷诛杀许、袁之事，而李鸿章7月18日已经北上，上书不可能预知未来。其二，尽管李鸿章北上后，孙中山并未完全放弃联李意图，但是，通观上书全文及平治章程内容，丝毫未提及联李之事，似不合情理。因为按照冯自由等人的陈述，上书及提出平治章程的目的，就在于联李谋求两广独立。其三，实现何启、陈少白等人计划的关键人物是港督卜力，据史扶邻教授考证，1900年4月至6月，卜力休假离港，直到7月2日才返任到港。[6]因此，即使孙中山曾为与李鸿章合作一事上书港督，也绝非目前所见包括平治章程的这份文件。詹森教授在20世纪50年代撰写的《日本人与孙中山》一书中已经明确指出，由何启起草的文件即致港督卜力书和平治章程，只是勾画出一个未来的民族政府的轮廓，而未提到两广独立。这一事实，便将该文件与向李鸿章提出的建议区分开来。史扶邻教授也断定，虽然不排除早些时候为了李鸿章的利益提出类似建议的可能性，平治章程应与李、孙交涉无关。

孙中山是否曾就与李鸿章合作事上书港督卜力？1900年7月24日孙中山在神户对来访的记者谈话时透露：“在香港因5年不许入境之期尚余8个月，未能上陆，于客轮中呈书于认识的总督卜力，并得其答书。总督意为将两广合并，举李鸿章为大统领，孙为李的顾问，均置于英国的保护之下。”[7]则孙中山当就5年禁令内在香港登陆问题致函或由何启带口信给港督，后者乘机建议实行有利于英国的联李独立。由此引发两个问题：其一，孙中山此次南下，来去均经由香港，与港督联系在前抑或在后？其二，谁是李、孙合作实行两广独立计划的始作俑者？对此邱捷在《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及策动李鸿章两广独立新探》一文中做了细致的考证，认为1900年6月孙中山离日赴南洋途中，在香港派宫崎寅藏、内田良平和清藤幸七郎等与刘学询商谈之事，并非双方联合实现两广独立，在李鸿章是一种怀柔手段，在孙中山则是因粮于敌的策略，即想借机获得一笔活动经费。策动李鸿章实行两广独立的计划，应是孙中山6月8日离港赴南洋以后由何启和陈少白酝酿提出的。

不过，究竟哪一方动议合作，还可进一步探讨。据前引孙中山对《大阪每日新闻》记者的谈话，李、孙联合实行两广独立是出自港督卜力之意，孙致函卜力，只是要求解除禁令，以便上岸活动，卜力则乘机提出以与李鸿章合谋独立为先决条件。孙中山在不同场合的多次谈话，均坚持这一说法，如7月18日在“佐渡丸”轮船上告诉宫崎寅藏：“日前我有一个朋友××（何启）曾和香港××（太守，按即总督）秘密会晤，商议了一件事。（太守）想使李鸿章据两广宣布独立，用我来施行新政，他暗中作保护人保证安全。他曾以此事劝李。李为了晚年有所回忆缅怀，也有意独树一帜，因此表示赞成。”[8]回到日本后，在神户与来访者谈话时，又对港督“怂恿李鸿章以孙逸仙为顾问，出掌两省之主权”的提议评判道：“总督所言，盖系欲以两广为英国属领，以扩张其利益范围。”[9]7月孙中山等人从新加坡回到香港海面时，宫崎寅藏亦称，孙中山得到港督默许，即将潜入广东内地，后因康有为制造的宫崎寅藏等人新加坡“刺客”事件的影响，行程无法实现。[10]可见上书的初衷并非联李而是登陆。

据史扶邻教授援引英国殖民部档案，港督卜力于7月2日回到香港后，孙中山的代表（可能是何启）就前来与之联系，然后卜力开始为密谋者发电报向伦敦呼吁。其第一封致殖民部的电报称，反满起义预计将于两周内在湖南和南方爆发。信任他的“中国绅士”向他保证，造反者不排外，并且希望在取得某些胜利后得到英国的保护。李鸿章“正在向这个运动卖弄风情，谣传他想自立为王或是总统”。在介绍了刘学询和孙中山谈判的情形后，卜力断定，关于起义计划的报告看来是可靠的，因此英国应该准备照料它在长江和西江流域的权益。

7月13日，卜力得知孙中山已经离开新加坡前来香港，又电告伦敦，如果赞同孙中山和李鸿章缔结一项盟约，对于英国的利益将是最好不过的。卜力获悉李鸿章表示要武装革新，担心任何大的**都可能演变为一场排外运动，认为提出的协议对于南方的安定是个保证。[11]显然，李、孙联合实行两广独立，最符合港英当局的利益。宫崎寅藏在《三十三年之梦》中记述了孙中山告以港督的计划后，大发感慨道：

香港（太守）在义和团事件初期欲推动李据两广独立，拥护孙执掌政权这个企图，实在可以说是一个别开生面的计划。（太守）认为若能控制两广于自己的手中，则华南之事便不足为患，并可制先机于法国。进行的方法，莫过于拉拢李，如果李同意，则进行反清运动的力量在秘密帮会。因此必须拉拢孙逸仙，必须使李、孙握手。如果李、孙能够握手，则不费一兵一卒，两广即可独立，而自己便可在上驾驭。[12]

当然，尽管港英当局希望李、孙联合实行两广独立，卜力也不会平白无故地提出合作建议。前此孙中山一直通过刘学询与李鸿章有所联系，6月过港时，还派代表与之正式谈判。李鸿章出于安抚广东的需要，以及北方大局动摇、东南各省互保的影响，改变戊戌政变以来的高压政策，对起义在即的革新势力采取羁縻之法，对清廷则略显离异之心，以留退路。卜力得到有关情报，李鸿章向革命党卖弄风情，想自立为王或是总统，确有其事，不仅仅是谣传。在广州的毕永年致函平山周道：“李鸿章氏已出条教，大有先事预防之意，或纳粤绅之请，其将允黄袍加身之举乎？然天命未可知也。日内又查察满洲人之流寓户口，未审有何措施？此公老手斫轮，如能一顺作成，亦苍生之福。”[13]粤绅即刘学询。

担任孙中山与卜力联系人的何启，虽是孙中山的挚友，却是革命党的局外人，政治倾向相对温和，独立计划符合他们的意愿和利益。所以，该策略极有可能是何启与陈少白、刘学询等人协商的结果，然后传达给卜力。其时刘学询经常往来于省港澳之间，从1899年8月到11月，李鸿章、刘学询屡次企图捕杀康有为，与保皇会结下深仇大恨。保皇会勤王以两广为发动地，“刘豚肥贼”为实现该计划的一大障碍，必欲去之而后快。保皇会澳门总局组织人力，多方策划暗杀，终于在1900年4月诉诸行动，刘学询中枪，幸免一死，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刘、李全力对付保皇会，势成你死我活，而保皇会策划的勤王规模很大，李鸿章从各方面不断接到线报，自己掌握的兵力又十分有限，无力在防范保皇会的同时分心戒备革命党。利用孙中山对付康有为，以分化反对势力，是刘学询和李鸿章的一贯方针，现在不仅故伎重演，还能收狡兔三窟之效。刘学询往来省港之际，与韦玉等人有所联系，很可能通过这些渠道将广东当局的意向传达给港英政府。

可是，港英当局的默许不能完全反映英国政府的意旨。这时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在对待中国局势的态度和策略上认识明显有别，前者重在考虑以北京为中心的全局利益，后者则主要顾及与其关系最为直接密切的华南，特别是两广的形势。这种分歧在对李鸿章去留及两广独立的态度上表现更为突出。英国政府虽然同意港英当局关于李、孙联盟的建议，却强调只有当孙中山得到李鸿章的同意而回来时，才准备撤销驱逐令。[14]这个前提条件实现的可能性由于李鸿章的北上而不复存在。

孙中山向《大阪每日新闻》记者表示，与李鸿章联盟一事，完全由卜力发起。即使李鸿章同意，他也不愿接受。这一说法遭到卜力私人秘书的否认。[15]孙中山虽然认为李鸿章“既无主义上的信念，又甚缺乏洞察大局的见识。并且年已老迈，对功名事业早亦看透”[16]，对于后者的政治影响力却不能不充分估计。如果能够争取李鸿章，对南方各省督抚如张之洞、刘坤一等将产生重大影响，可以动摇清朝统治的半壁江山。因此，他不仅表示接受合作的建议，而且在李鸿章北上以后仍然没有放弃争取的意向。其实，在6月离日南下之前，孙中山的起义计划已经包含迫使一些省份的督抚参加或承认新的华南联邦共和国这类策略考虑，只是尚未具体落实到李鸿章的头上。孙中山对记者的公开谈话，当有格于形势的隐讳掩饰。而港英当局不敢承担策动中国分裂的责任，因为这不但涉及列强在华的复杂利益关系，而且不符合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李、孙联合实行两广独立动议的提出，在反映有关各方所持的态度背后，可见各自的利害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