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可以进而讨论如下问题：

一、孙中山一贯努力将反清活动推向全国，为此尽可能广泛结交各地各派的领袖人物。庚子他力求发动一场全国性的大起义，在动**的形势中乘乱实现反清变政的政治目标。由于自身实力不足，他最大限度地运用灵活策略，不仅同意梁启超的联合宗旨，积极支持自立军的中原大举，而且争取与保皇会、中国国会合作，与李鸿章、刘学询等合谋两广独立，上书港督卜力寻求援助，向法国、日本示惠。这是务实的政治家为达到战略目标而采取的明智之举，其适时变换符合多数人的意愿和形势的需求，有利于促成联合大举行动。如果不是康有为从中作梗，求同存异、互相呼应的中国革新派未必没有乘乱取胜的机会。至于此后局势如何发展，还有待于各派势力的进一步角逐。如果孙中山不顾人们的共识，一味坚持排满，反倒给人以种族复仇的狭隘之感，妨碍联合大举的全局。

二、中国士绅有民重君轻、天下己任的观念以及异端结交江湖的传统，又受近代民主思想的影响，如果朝廷政府一意孤行，不顾社稷苍生，他们便不约而同地寄望于国民。汪有龄说：“大局日非，伏莽将起，我辈愿为大局效力，必须联络人才，以厚其势。……即有事起，各竭其力。”[168]夏曾佑认为：“观官场之习，灭种已定，万不可救，然此只可归之为政府之末流。举国之民分数大支，今不过可决政府之一支必死耳，其他之人尚不忍尽弃之也。”[169]与国会关系密切的经元善表达得最为明确：“堂堂中国政府，惑邪启衅，无事自扰，以致宗社为墟，此上下五千年历史所未有，逆藩权奸之肉，其足食乎。此后欲望支那自立图存，全在国民联群一致，并胆同心。舍此外，无可救药之仙丹。”[170]他们虽以勤王为号召，但倡建国会，在清政府之外自行组成权力机关，并实际发挥对内对外职责，确如梁启超所说，是乘势借勤王以兴民政。而且作为未来政府的首脑，光绪只是人选之一，真正的权力机构还在国会。

政见宗旨相近，方式手段趋同，一旦当道的所作所为严重危及国家社稷的安危，革新势力的不同政派便会与一切反政府势力联合，以武力求变政，在宗旨和手段上，很难发现原则区别。戊戌政变后，顽固亲贵把持下清朝中央政府的倒行逆施，在士绅们看来，已到丧心病狂的地步，为泄一己私愤，不惜将国家民族引向灭亡的边缘。迫在眉睫的亡国危机，促使他们采取非常手段，以拯救危亡。陈三立说：“今危迫极矣，以一弱敌八强，纵而千古，横而万国，无此理势。若不投间抵隙，题外作文，度外举事，洞其症结，转其枢纽，但为按部就班，敷衍搪塞之计，形见势绌，必归沦胥，悔无及矣。”[171]汪有龄认为：“得死君国，不失为忠；委屈求济，不失为智；稍有建树，不失为勇；扶顺抑逆，不失为义。左之右之，惟其是而已。否则事不阅历，跬步荆棘，一腔热血，无处施展，岂不惜哉。”[172]孙宝瑄也同意：“国家不变法，则保皇者忠臣也，革命者义士也。”[173]无论他们原来的政治主张和方针如何，都尽可能动员和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尝试各种方式，以解救燃眉之急。夏曾佑建议借列强兵力使光绪复辟时说：“鄙人向不持此策，然今日除此别的都来不及，且行此策则尚有后文可做。若不行此，则别事既不及行，各国权力界一定将忍而终古矣。”[174]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各派的政见分歧对行动方式不构成约束，既不能以政见规范手段，也不应以一时一事的手段指证政见。对于士绅性格的这一面，应有充分的认识。

当然，各派进行军事行动的能力大有差别，与清政府的关系也各自不同，这对各派的政治动向产生重要影响。庚子后，保皇会不敢言兵，国会成员不少人赞成清廷变政，反对革命排满，声称：“国家果变法，而此辈党人犹不解散，则皆乱民也，可杀。”[175]但又认为清廷的体制内改革难以成功，民众暴动不可避免，陷入绝望，逐渐远离政治中心。他们不是因为宗旨有异根本反对动武，而是尝试过使用武力，证明自己缺乏相应的能力，只得改行和平变革方式。

三、后人所用革命与改良的对立概念，不能恰当表现或涵盖当时的政治分野。夏曾佑分为革命与革政二派，孙宝瑄分为革命、变法、保皇、逐满四党。国会人士反对排满，有异于革命党，除此之外，他们便只是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变革更为有利之间徘徊迟疑。从世界历史的进程看，如果对革命的理解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层面，而是扩大到社会层面的话，那么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关键在于，执政者的所作所为让他们如何抉择。戊戌政变后尤其是庚子义和团时期清王朝的倒行逆施，把一大批开明士绅逼到对朝廷刀枪相向的绝境。围绕所谓正气会和自立军宗旨矛盾的争论，显示依据革命与改良的概念，无法全面观照革新人士具有广泛共识的反清变政倾向与活动，不仅将大批革政人士划归保皇或改良，甚至疑及孙中山的反清立场。如果不改变先入为主的观念，重新检讨史料和史实，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很难如实揭示。

[1] 参见［日］深泽秀男：《自立军起义について》，辛亥革命研究会编：《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门》，汲古书院，1992；汤志钧：《孙中山与自立军》，《历史研究》，1991（1）；汤志钧：《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近代史研究》，1992（2）。

[2] ［日］手代木公助：《戊戌より庚子に至る革命派と变法派の交涉——当时の日清关系の一断面》，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编：《近代中国研究》第7辑，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

[3] 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卷，381～382页，东京原书房，1968；明治三十一年10月24日东京警视总监西山志澄致外相大隈重信甲秘第155号。

[4]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7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5] 谢缵泰著，江煦棠、马颂明译：《中华民国革命秘史》，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专辑》，302～303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

[6] 民表：《毕永年传》，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229页，长沙，岳麓书社，1983。

[7] 《毕永年与犬养毅笔谈》，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402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8] 据明治三十一年11月28日东京警视总监大浦兼武致青木外相乙秘第655号，平山周等人于11月15日由横滨出发。

[9] 《湖南现状》，《知新报》第85册，1899年4月30日。

[10] 参见杨天石：《毕永年生平事迹钩沉》，《民国档案》，1991（3）。

[11]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66页，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1944。

[12] 明治三十二年11月21日神奈川县知事浅田德则致青木外相；宫崎滔天著，佚名初译，林启彦改译、注释：《三十三年之梦》，168～174页，广州，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1。

[13] 《林圭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书》，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322页。

[14] 《林圭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书》，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322页。

[15] ［日］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13页，上海，新智社，1903。

[16]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专辑》，305页。

[17] 古哀洲后死者原辑，赵必振增补：《自立会人物考》，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298～317页；《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张之洞进唐才常等组织哥老会名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1册，276～27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张伯桢：《张篁溪遗稿》，《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283～292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

[18] ［日］井上雅二：《当用日记》附件《中国自立会的布置》，［日］近藤邦康：《井上雅二日记——唐才常自立军蜂起》，《国家学会杂志》第98卷第1、2号合刊。

[19] 古哀洲后死者辑：《自立会人物考》、唐才质：《自立会庚子革命记》，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298～317、79～99页。

[20] 杨天石：《毕永年生平事迹钩沉》，《民国档案》，1991（3）。

[21] 古哀洲后死者辑：《自立会人物考》，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314页。

[22] 唐才质：《自立会庚子革命记》，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95页。

[23] 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卷，383页。此事在明治三十二年，该书误植为明治三十三年。或据以断定1900年5月毕永年在上海活动，误。

[24] 《林圭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书》，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323页。

[25] 《俞廉三奏报唐才中供词二则》，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149页。供词称：“那文廷式于六七月间到长沙，是来办孙革命党的事，又名三合会，广东人最多，约了富有会的张尧卿帮他散票。他们革命党，与康、梁之保皇会相反，彼此不合，他们久已水火，不能联成一气的。”8月21日，文廷式返回上海，所办之事不成功（近藤邦康：《井上雅二日记——唐才常自立军蜂起》，《国家学会杂志》第98卷第1、2号合刊）。

[26] 明治三十三年9月5日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致青木外相机密第100号；《容星桥讣告》。

[27] ［日］井上雅二：《当用日记》明治三十三年8月9日，［日］近藤邦康：《井上雅二日记——唐才常自立军蜂起》，《国家学会杂志》第98卷第1、2号合刊；张伯桢：《张篁溪遗稿》，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283～293页。自立军失败后，王质甫辗转逃到香港，次年岁末在香港与秦力山相会（《开智录》第5期，1901年3月5日）。

[28]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5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29] 《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容闳与康梁》，《历史研究》，1994（3）。据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狄平遁走日本时确曾改姓高（421页，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

[30] ［日］松冈好一：《康孙两党之近情》，《东亚同文会第13回报告》，1900年12月。

[31] 1900年2月6日章炳麟来书，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95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其时章与康、梁均有通信，此为概述来信大意。

[32] 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4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33] 根据各种资料判断，该“井上”并非东亚同文会干事井上雅二，而是横滨华侨商人梁子刚。井上雅二参与了长江流域的中国国会和自立会的活动，却几乎不知道保皇会在两广的行动。

[34] 《康有为致邱菽园书》，见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330页。

[35] 《致办事人书（二）》，见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116～119页。

[36] 《徐勤致康有为书》，见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202页。

[37] 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548～553页。是为保皇会电报密码中的办事暗码第434、435条。

[38] 《香港兴中会章程》，见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39] 《原敬关系文书》第2卷书翰篇，392页，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4。

[40]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831页。

[41] 《时务报》第14、15、17、19、21、28册分别转载《伦敦东方报》、日本《国家学会志》《温故报》的有关报导评论，如《某报馆访事与麦参赞问答节略》《英国律师论孙文被禁事》《中国私会》《论传言英将控告孙文一案》《论孙逸仙》《论中国内腐之弊病》等。

[42] 章太炎：《口授少年事迹》《民国光复》，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39～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章氏称其闻言应道：“果主张革命，则不必论其人才之优劣也。”其实梁启超并无贬意，他曾致函严复：“然启超常持一论，谓凡任天下事者，宜自求为陈胜、吴广，无自求为汉高，则百事可办。”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107页，上海，中华书局，1936。

[43] ［日］宫崎滔天著，佚名初译，林启彦改译、注释：《三十三年之梦》，114～115页。

[44] 《与宫崎寅藏等笔谈》，《孙中山全集》第1卷，180页。

[45] 1899年2月18日宫崎寅藏致平冈浩太郎、犬养毅函，陈鹏仁：《论中国革命与先烈》，24～28页，台北，大林出版社，1973。

[46] ［日］宫崎滔天著，佚名初译，林启彦改译、注释：《三十三年之梦》，116～117页。

[47] 何檠一称设学之议不闻发起于孙中山（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73页），实则此事确由孙中山、陈少白等人而起（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1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

[48] 《福建道监察御史黄桂鋆折》，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467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

[49] 毕永年：《诡谋直纪》，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26页。

[50] ［日］宫崎滔天著，佚名初译，林启彦改译、注释：《三十三年之梦》，129页。1899年2月18日宫崎寅藏致平冈浩太郎、犬养毅函称：变法期间，“在野的革命党才与他完全绝交，更骂他为贱骨头的变节分子”。

[51] 唐才质：《自立会庚子革命记》，见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67页。

[52]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74页。

[53] 《钦差大臣》，《大陆》第2年第8号，1904年12月3日。《大陆》第2年第5号（1904年7月8日）刊登题为《赦诏》的寓言：“南海有鲲，嬖于龙，旋得罪于龙母，窜南洋，匿某鳞家。一日，有狲踵门求见，鲲辞之，如是者三。狲乃告鳞曰：‘吾少游大西洋，见某洲一种族，以共和为主义，上下一体，其族大治。今吾族所居地位，大势岌岌不可终日，吾欲与鲲谋，出翻江搅海之手段，鼓动大风潮，破坏龙宫，建设独立厅，步武某洲。事成之后，谁为之长，自有公论。愿为我介绍于鲲。’鳞乃告鲲，鲲力却之。鳞问其故，鲲曰：‘吾之宗旨，至死不变者也。吾得宠于龙，因欲保之，他日总有用我之期。且外间谣言，皆谓我潜谋不轨，倘从狲言，是所以证实其事，可奈何？’鳞出辞狲，狲怏怏而退。”

[54] 明治三十一年12月10日浅田神奈川县知事致青木外务大臣秘甲第823号。

[55]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42～43页。

[56]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专辑》，303页。

[57] 1899年4月1日《复宫崎寅藏函》，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186页。

[58] 康有为离日，原因甚多。其一，伊藤博文访华时，李鸿章提到日本保护清国流亡者，对外交有所影响（明治三十一年12月23日东京警视总监大浦兼武致青木外相乙秘第932号）。其二，1898年11月日本宪政党与进步党分裂，大隈内阁瓦解，山县有朋的新内阁对流亡者的兴趣降低，不愿因此影响邦交。其三，继续接济康有为的进步党和东亚同文会中的有关人士，认为保皇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希望两党合作进行反清（详见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175～177页）。

[59]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专辑》，303页。

[60]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44～45页。

[61] 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37～38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62] 饮冰：《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4年第14号，1906年9月3日。

[63] 1899年5月12日陈少白致犬养毅函，《辛亥革命史丛刊》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

[64]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44页。

[65]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29～30页。

[66] 1899年5月3日《与蕙仙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178页。

[67] 《清议报》第35册，1900年2月10日。

[68] 明治三十二年10月26日浅田神奈川县知事致青木外相秘甲第523号、同日大森兵库县知事致青木外相兵发秘第514号、10月27日警视厅致外务省第1010号、10月28日浅田神奈川县知事致青木外相秘甲第530号、同日深野福冈县知事致青木外相高秘第1511号、12月6日浅田神奈川县知事致青木外相秘甲第624号。均见［日］久保田文次：《清末·民国初期，日本にぉける中国革命派·变法派の活动》，1989年自印本，55～62页。1899年12月5日，梁启超与周善培访问近卫笃麿，告以即将访美（［日］狭间直树：《中国近代における日本を媒介とする西洋近代文明の受容に関する基础的研究》，1997年自印本，21页）。

[69] 明治三十二年12月20日浅田神奈川县知事致青木外相秘甲第625号。

[70] 明治三十二年11月8日浅田神奈川县知事致青木外相秘甲第551号、11月10日大森兵库县知事致青木外相兵发秘第542号、11月14日长崎县知事致青木外相高秘第513号。1900年2月，麦孟华到横滨继任《清议报》主笔（狭间直树：《中国近代における日本を媒介とする西洋近代文明の受容に関する基础的研究》，1997年自印本，20页）。

[71] 1903年4月1日《与勉兄书》，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318页。

[72] 1900年6月27日《致徐勤书》（一），见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132页。

[73]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86～287页；《徐勤致康有为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200～202页。

[74]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180～181页，贾毅安注。

[75] 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84～87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76]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47页。

[77] 罗孝高：《十二人江之岛结义考》，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180页。时间参见［日］狭间直树：《中国近代における日本を媒介とする西洋近代文明の受容に関する基础的研究》，1997年自印本，17页。

[78] ［日］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66页。

[79] 庚子以后，保皇会发动武装勤王的活动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1902年梁启超致函美洲保皇会同志，告以“广西民党现据南宁州，现香港我会派有数人在彼主持，然军火甚乏，现时尚难望大成”（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谭良在美国所藏资料汇编》，105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同年徐勤函告康有为：“广西之事智若与扎池十人直往龙州、南宁等处，联络其头目，事成或不成，然智若破家为之，拼死为之，诚可敬也。来各埠函切勿言西事之无用，若智若等知之，则大失其心矣。”（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编：《康有为与保皇会》，201页）智若，即张学璟；扎池，疑为罗璞士（孝通），1901年6月3日梁启超致康有为函中有“续得孝入桂之电，再行加捐，仅得二百镑矣”（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61页）。1902年9月23日保皇会总会的何廷光（穗田）、王觉任（镜如）等致函美洲保皇会分会，中谓：“本月初十日，张、罗两君由南宁回，述及官兵始终未尝与游勇开仗，所报毙若干人，夺得枪械若干枝，皆是统带冒认胜仗，欺蒙公司也。惟六月廿间马盛治亲率千人往马鞍山围剿，该党预伏兵于树林之间，俟马盛治过，即放枪轰之，当堂毙命，并杀毙官兵百数十人。若使该党枪炮充足，此一千人皆无命回也。现新任巡抚王之春不敢进兵，只驻梧州，商量剿抚之法，一因兵饷不足，一因山路崎岖也。惟惜该党各立头目，各行各事，未能联成团体，以与军兵相抗，恐无济事耳。”（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谭良在美国所藏资料汇编》，145～146页）

[80]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64页。

[81] 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133页。“去年事”疑指梁启超以数万言之书进呈康有为，反对保皇会明办（1900年4月29日《致雪兄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38页），或是陈少白带去香港的劝康有为与革命党合作函（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1册，63页）。

[82] 1902年6月3日《致欧榘甲等书》，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157页。按此函收信人不会是欧榘甲。

[83]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317页。所谓“言革”，主要指1902年4月梁启超、徐勤等人向康有为进言以革命为宣传口号事，但1899年已有言革之人。

[84]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12页。

[85]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1册，63页。参见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86～87页。

[86] 明治三十二年11月13日浅田神奈川县知事致青木外相秘甲第564号、11月21日秘甲第589号。

[87] 唐才质：《唐才常烈士年谱》，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唐才常集》，27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88] 郭汉民《〈唐才常集〉辨误一则》（《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3期）力证梁启超到港之事子虚乌有，但康有为、唐才常当时确在香港，陈少白所说亦多内情相符，则此事仍须深究。

[89] 1902年6月3日《致欧榘甲等书》，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157页。

[90]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21、234～237页。

[91] 《梁启超与犬养毅笔谈》，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406页。

[92] 明治三十二年7月31日浅田神奈川县知事致青木外相秘甲第355号、8月4日秘甲第367号、8月12日秘甲第380号、8月30日秘甲第404号。

[93] 《中国大生计家与大文学家》，《大陆》第2年第8号，1904年9月29日。

[94] 1900年3月13日《与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01页。

[95] 1900年4月29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33页。

[96]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44～45页。

[97] 参见拙著《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5）第3章《勤王运动中各政治团体的关系》。

[98] 1900年3月28日梁启超来书，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870页。

[99]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58页。

[100] 《与斯韦顿汉等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195页。会见康有为的动议，宫崎寅藏称是路经香港时由他提议，得到孙中山和同行诸人的赞同（宫崎滔天著，佚名初译，林启彦改译、注释：《三十三年之梦》，181～182页）。但孙中山离开日本之前，已经有赴新加坡会见康有为的计划（明治三十三年6月10日兵库县知事大森钟一致青木外相兵发秘第300号）。

[101] 明治三十三年7月21日福冈县知事深野一三致青木外相高秘第770号。

[102] 1900年8月11日《与同薇书》，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177页；东亚同文会编：《续对支回顾录》下卷，653页，东京，原书房，1973。

[103] 明治三十二年1月21日警视厅致外务省乙秘第109号；4月24日大浦警视总监致青木外相甲秘第80号；10月27日警视厅致外务省乙秘第1010号。

[104] 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4454、4470～447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

[105] 参见李吉奎：《孙中山与刘学询》，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孙中山研究论丛》第5集，1987。

[106] 参见邱捷：《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及策动李鸿章“两广独立”新探》，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孙中山研究论丛》第7集，1990。

[107] 《与斯韦顿汉等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196页。

[108]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45页梁仲策签注。

[109]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5页。

[110] ［日］狭间直树：《中国近代における日本を媒介とする西洋近代文明の受容に関する基础的研究》，1997年自印本，23页。

[111] 《井上雅二日记》，［日］近藤邦康：《井上雅二日记——唐才常自立军蜂起》，《国家学会杂志》第98卷第1、2号合刊。

[112] ［日］宫崎滔天著，佚名初译，林启彦改译、注释：《三十三年之梦》，116～117页。

[113] 《与横滨某君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198～199页。

[114] 《井上雅二日记》，［日］近藤邦康：《井上雅二日记——唐才常自立军蜂起》，《国家学会杂志》第98卷第1、2号合刊。

[115] 1900年2月28日《与知新同人书》及何擎一签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07～208页。

[116] ［日］松冈好一：《康孙两党之近情》，《东亚同文会第13回报告》，1900年12月。

[117] 1900年11月20日康有为致邱菽园书，汤志钧：《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新加坡丘菽园家藏资料评析》，《近代史研究》，1992（2）。

[118] 松冈好一：《康孙两党ノ近情》，《东亚同文会第13回报告》，明治三十三年12月。

[119] 参见拙著《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第2章《保皇会庚子勤王谋略及其失败》，北京，三联书店，1995。

[120] 1902年3月18日《致吴君遂等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162～16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121] 1902年5月《与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86～287页。

[122] 《孙中山全集》第1卷，229页。

[123] 参加自立军的留日学生，1899年年底归国的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学生林圭、秦力山、田邦璇等倾向更为激进，而暑期归国的傅慈祥、黎科等各校学生，则与保皇会关系密切（《恭祝皇上万寿演说》，《清议报》第53、54期，1900年8月5日、15日；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12、226页）。

[124]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196页。

[125] ［日］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11页。

[126] 《时务报》第52册，1898年2月21日。

[127] 《清国新闻记者》，《大阪每日新闻》1898年1月17日。见藤谷浩悦：《戊戌变法与东亚会》，《史峰》第2号，1989年3月31日。曾广铨为曾纪泽之子，原任清驻日公使馆三等秘书。1897年跟踪孙中山由英国到日本（明治三十年8月18日神奈川县知事中野继明致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秘甲第403号）。后参与创办《时务报》。1900年任李鸿章幕僚时，介入抚孙计划。6月17日，乘安澜轮赴港接孙中山，并担任刘学询与宫崎、内田、清藤会谈的翻译（［日］宫崎滔天著，佚名初译，林启彦改译、注释：《三十三年之梦》，182～183页；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93页）。孙实甫，名淦，后任浙江留日学生监督，并任职于日本邮船会社。

[128] 1899年2月16日《章炳麟来书》，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951页。

[129] 1898年1月1日《梁启超来书》，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852页。函谓：“东行事弟亦刻不能忘，惟前往之人，必须极老诚、慎密、镇静者乃可，意中之人实无几。兄自往则弟以为不可，不可轻于一掷也。”

[130] 1898年6月2日《汪大燮来书》，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78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据孙中山与宫崎寅藏笔谈，此前他曾致函上海，请梁启超或其亲信一人赴日，了解情况，同商大事。

[131]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三），275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32] 1898年7月18日《邹代钧来书》，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三），2757页。

[133] 1898年6月25日《汪康年致宗方小太郎函》，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203页。

[134] 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卷，383页。

[135]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64页。

[136] 1900年6月18日《周善培来书》，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196～1197页。

[137] 1900年7月6日《夏曾佑来书》，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367页。

[138] 1900年6月22日《夏曾佑来书》，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363～1364页。

[139] 1900年8月19日《□存来书》，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四），368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40] 1900年6月22日《夏曾佑来书》，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363～1364页。

[141] 详见沈渭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4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142] 汪叔子：《文廷式年谱稿》，汪叔子编：《文廷式集》下册，1505～150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

[143]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见《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专辑》，309页。

[144] 《孙中山全集》第1卷，198页。

[145]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见《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专辑》，308页。

[146] 明治三十三年9月4日长崎县报高秘第329号。

[147] 明治三十三年9月4日长崎县报高秘第329号，9月22日福冈县报高秘第971号。

[148] 明治三十三年9月7日长崎县报高秘第336号，9月18日长崎县报高秘第361号，9月14日神奈川县报秘甲第385号。许多著作引述明治三十三年9月10日东京警视总监大浦兼武致外相青木周藏的甲秘第111号报告，称容闳于9月7日与孙中山一起赴东京，系与容开混淆。

[149] 1900年11月20日《康有为致丘菽园书》，转引自汤志钧：《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近代史研究》，1992（2）。

[150] 《孙中山全集》第1卷，202页。是函写于1900年10月中上旬。

[151] 章太炎：《口授少年事迹》《民国光复》《致陶亚魂柳亚庐书》，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39～40页。

[152]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951页。

[153]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956页。

[154] 《井上雅二日记》，［日］近藤邦康：《井上雅二日记——唐才常自立军蜂起》，《国家学会杂志》第98卷第1、2号合刊。

[155] 1900年8月8日《来书》，《中国旬报》第19册，1900年8月9日。

[156] 《再致夏曾佑》，《章太炎选集》注释本，115页。注释参见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13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朱维铮《訄书发微》，《学术集林》卷一，203页注12，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157] 《中国旬报》第19期，1900年8月9日。

[158]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42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59]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393页。

[160]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412、413、347页。

[161]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序》。

[162]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390～1391页。夏曾佑还反对与“翘然为首”、“帝制自为”之人合作，不赞成恢复汉族帝制（同上，1363页）。

[163]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365页。

[164] ［日］井上雅二：《当用日记》，明治三十三年7月31日、8月4日，［日］近藤邦康：《井上雅二日记——唐才常自立军蜂起》，《国家学会杂志》第98卷第1、2号合刊。

[165] ［日］井上雅二：《当用日记》附件《中国自立会的布置》，［日］近藤邦康：《井上雅二日记——唐才常自立军蜂起》，《国家学会杂志》第98卷第1、2号合刊。关于如何处置康有为，孙中山、梁启超、唐才常之间似有某种默契。梁启超曾劝告康有为退隐林泉，闭门著书。这与汪康年一派的想法不谋而合，各派均不希望康有为归国。这也是自立会与保皇会的明显不同。

[166] 1900年12月12日《周善培来书》，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201～1202页。

[167] 钱恂答称：“门下士极力图合，然孙昏而康诞，均非豪杰。”（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3009页。此函应写于1900年）

[168]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1058～1059页。

[169]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345页。

[170]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三），2429页。

[171] 《陈三立致梁鼎芬密札》，周康燮：《陈三立的勤王运动及其与唐才常自立会的关系——跋陈三立与梁鼎芬密札》，《明报月刊》第9卷第10期，1974年10月。

[172]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1058～1059页。

[173]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368页。

[174]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363～1364页。

[175]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3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