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势力历来派系林立。戊戌政变后，除康、梁的保皇会外，其余各派维新党人也在寻求组织结合，以图群策群力，挽救内外危局，正气会和中国议会即聚合在上海的各种势力而成。他们不像康有为那样死守保皇立场，而以革新变政为宗旨，手段方式因时变通；与革命派的分歧，主要在于排满一点，至于兴民政则并无二致。因此可以统称之为“革政派”（夏曾佑语）。孙中山与革政派的关系同样值得注意。
长江下游方面，以汪康年为首的江浙士绅实力远过于唐才常。由于各自与康有为的关系亲疏有别，双方联合中磨擦不断。戊戌变法前，唐才常的活动范围基本不出湖南，勤王运动以上海为根据地，不得不借重原来谭嗣同、梁启超的人脉关系。他组织正气会和中国国会，便要依靠汪康年等江浙士绅。正气会由会党首领及革新派人士组成，后者主要成员为周善培、汪康年、叶瀚、丁惠康，虽然唐才常任干事长，沈荩任事务员，实际上汪康年、叶瀚一派的影响力更大。正气会成立不久，双方发生矛盾，分别准备另立新会。唐才常为了避免与汪康年冲突，辞去正气会干事长之职，另组自立会，以便组织起义。叶瀚接任干事长后，着手对正气会实行改造。[124]
作为湖南、江浙维新党人联合以及哥老会与革新派合作的组织形式，正气会所采取的方针其实正是唐才常、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商定的“大合”主张，即所谓“欲集结全国之同胞，运动革新之大业，不得不宽其区域，广其界限，以期合群”。[125]其中汪康年、周善培等人，与孙中山还有过交往。汪康年一直密切注意中国各界的动向，早在1895年3月，他就向梁启超打听过孙中山的情况，对后者有所了解，这应是伦敦被难事件发生后，《时务报》连续译载海外报刊有关消息评论的重要契机。德国强占胶州湾后，汪康年愤于清廷“弭患无术，善后无方”[126]，借考察报务为名，和曾广铨一同赴东，与日本朝野各方磋商中日同盟挽救危局之计，决心结合民间力量救亡图存。在日期间，曾与孙中山有所交往。1898年1月，孙还专程陪同汪、曾二人到大阪，与白岩龙平、山本宪及侨商孙实甫、留学生汪有龄、嵇侃等会见《大阪每日新闻》记者。[127]一些日本人遂将汪康年与孙中山相并提。[128]
东渡前夕，汪曾向梁启超函商进止日程[129]，与孙中山接触，是否在原拟议程之中，不得而知。归国后，汪认为“行者之无能为”，且将此意“遍喻于人”。[130]康有为害怕汪、孙交往之事张扬开来，牵累于己，竟密谋举发。徐勤函告韩文举：汪氏“东见行者，大坏《时务报》馆声名。欲公度、卓如速致书都中士大夫，表明此事为公（即汪康年）一人之事，非《时务报》馆之事”，又指汪“荒谬”，目为“小人”。[131]邹代钧担心康门师徒施展“同我者党之，异我者仇之，势可杀则杀之”[132]的惯用手段，借机构陷，飞函告急。此事进一步加深了汪、康裂痕。此外，汪康年间接介入了刘学询的“图康”密谋，无疑也会加重康的恶感。
东游归来，汪康年仍与兴中会有所联系。1898年六七月间，他会见了孙中山的日本友人平山周、末永节等人，批评“今人大率识短胆小，稍闻要之便掩耳却走”[133]，与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因平山周是孙党而拒绝相见形成鲜明对照。他还与加入兴中会的毕永年交往，1899年5月27日，汪康年与毕永年、唐才常、宗方小太郎、中西正树等聚餐。[134]正气会期间，由于自身实力不足，又不能与唐才常通力合作，汪康年等还探讨过联合革命党的可能性。参与正气会的周善培刚刚从日本考察学务归来，在日期间，经梁启超介绍，曾走访孙中山，“商量一切事务”。[135]他向汪康年建议：“中山许公宜常与之通消息，缓急亦有用者也。”[136]
夏曾佑反对向督抚进言求助，也不赞成与“翘然为首”，“帝制自为”者共事，而关注“中山酒店重开否？对山文集重刻印否？”[137]认为：“自成一队，力既不能，时又不及。与中山合，此较妥。然则事败则与俱败，事成则北面而待人（中山处大约人材较众，皆教中人，非士大夫，故我辈不知）。唆使武负，此策无从行。”[138]为保证“文必己出”，以免“自主无权”，“求为彼隶卒且不录”[139]，他建议：“与英、美、日相商定策，以兵力胁退□□，请□□亲政，再行新政。”“若有革命党人不愿，可用意将革命、革政二党人化合为一宪政党人可矣（只须宪法上立一条曰：凡满人所得之权利，汉人均能得之。如此则革命党又何求乎？）。”[140]
1900年7月中国国会成立时，汪派的势力进一步增长，国会正副会长容闳、严复名高权轻，三位书记中，叶瀚与汪康年是故交，汪有龄是汪康年的亲戚，丘震为叶瀚的知己；十位干事中，郑观应没有势力，吴保初、丁惠康是名士派，赵从藩（仲宣）虽然被井上雅二称为唐才常在京代表，却与孙宝瑄交善，支持汪康年，汪立元（剑斋）亦为汪康年的亲戚，孙宝瑄与汪康年同乡，胡惟志（仲翼）与孙宝瑄交善。汪康年、孙宝瑄、胡惟志、宋恕、谭嗣同、吴保初曾自比竹林七贤。会计孙多森也久居沪上，与汪康年熟识。反观唐才常派，其骨干狄平、沈荩、张通典均未能进入领导层。
尽管中国议会内部各派的政见、方略不一，大抵均为戊戌政变以来主张联合救国的有志之士，有很强的变政甚至反对当朝执政的倾向。因提倡变革而与清政府为敌的孙中山及其革命党，自然为其成员所重视，或者说在共同的救国革新道路上，彼此或迟或早已经有所联系。1894年孙中山想通过盛宣怀上书李鸿章，郑观应曾为其作书介绍。[141]1898年汪康年在日本见孙中山时，正留学日本的汪有龄也在座。1899年5月汪康年与毕永年、唐才常聚会，参与者还有文廷式、张通典、狄平等人。是年6月，文廷式与宫崎寅藏在上海结识，次年访日，又与宫崎寅藏交游，其间与孙中山会晤，谈及举事计划。回国后文廷式还与张尧卿一起到长沙为孙中山散票。[142]
国会会长容闳与革命党的关系，始于和杨衢云、谢缵泰一派商议联合计划。1900年3月底到4月初，他在香港与谢、杨二人多次会晤，设法促成趋新各派的合作。4月4日，容闳离港赴美，谢缵泰致函孙中山，建议其在容途经日本时与之会晤。“为了防止各党派领导间的自私竞争和妒忌”，谢还推举容闳“为维新联合党派的主席”。[143]4月底杨衢云赴日与孙中山协商，6月孙中山赴新加坡与康有为洽谈，举容闳为联合党派主席当在议题之内。尽管谢缵泰的提议既针对康有为等人阻挠合作，又含有报复杨、孙之争前者失势之意，但孙本人对此表示赞同。8月孙中山赴沪前，再度呼吁各派联合，特别对新当选的国会会长容闳表态支持，“在中国的政治改革派的力量中，尽管分成多派，但我相信今天由于历史的进展和一些感情因素，照理不应争执不休，而可设法将各派很好地联成一体。作为众望所归的领袖，当推容闳，他曾任驻美公使，在国内也颇孚人望”。[144]
由于容星桥的关系，容闳对自立军可能已经有所了解，但他对素未谋面的孙中山的印象开始不太好，“认为孙不怎么样，因为他太轻率了”。[145]1900年9月1日，孙中山响应自立军起义不成，返回日本，与逃避清廷缉捕的容闳、容星桥同船东渡，由容星桥居间引荐，到长崎后孙中山两度前往下榻处拜访容闳，秘密晤谈[146]，容闳因而改变成见，表示“欲帮助孙遂其宿志”。[147]不久，容闳接到上海密电，于9月7日由长崎启程赴香港。与孙中山一同前往东京活动的容星桥闻讯，也于9月14日由横滨赴港。[148]平山周曾于8月20日在上海称预定三周后赴香港举事，容氏兄弟的行动与梁启超所说要与孙派在两广合作的话，似非偶然巧合。此后，容闳一面继续为保皇会办外交，“首途往英、美、日办汉事，并与英外部订明”[149]，一面被孙中山举为代理使职于外国之人[150]，分别成为革命、保皇两派的外交代表。由于保皇会勤王虎头蛇尾，兴中会举义虽败犹荣，容闳逐渐疏远前者。
主张排满的章太炎也一度参与中国国会，早在《时务报》时期，他就从梁启超处得知孙中山主张武力反清，“心甚壮之”，“窃幸吾道不孤”。[151]但开始对孙中山评价不高。1899年年初，他函告汪康年：“东人言及公名，肃然起敬，而谬者或以逸仙并称，则妄矣。”[152]认为孙还不及汪。1899年7月8日，经梁启超介绍，他和孙中山相见于横滨。也许是初识，交谈不够深入，章太炎对孙中山的看法不甚佳。7月17日，他函告汪康年：
兴公亦在横滨，自署中山樵，尝一见之，聆其议论，谓不瓜分不足以恢复，斯言即流血之意，可谓卓识。惜其人闪烁不恒，非有实际，盖不能为张角、王仙芝者也。[153]
7月29日中国国会第二次集会，章太炎提出《请严拒满蒙人入国会状》，主张“不允许满人入会，救出光绪为平民”[154]，“会友皆不谓然，愤激蹈厉，遽断辫发，以明不臣满洲之志，亦即移书出会”，致函孙中山，称：
去岁流寓，于□□□君座中得望风采，先生天人也。鄙人束发读书，始见《东华录》，即深疾满洲，誓以犁庭扫闾为事。自顾藐然一书生，未能为此，海内又鲜同志。数年以来，闻先生名，乃知海外自有夷吾，廓清华夏，非斯莫属。去岁幸一识面，稠人广众中不暇深谈宗旨，甚怅怅也。
他虽然认为容闳“天资伉爽，耆益精明，诚支那有数人物，而同会诸君，贤者则以保皇为念，不肖者则以保爵位为念，莫不尊奉满洲如戴师保，九世之仇，相忘江湖”。对于兴中会的事业，章太炎也表示关注，寄予期望，“□□处知□□有意连衡，初闻甚喜，既知复以猜疑见阻，为之惘然。时遭阳九，天下事尚有可为，惟为四万万人珍摄”。[155]
关于国会成员政见与方略的差别，亲历其事的章炳麟有如下记述：
海上党锢，欲建国会。然所执不同，与日本尊攘异矣。或欲迎跸，或欲□□［排满］，斯固水火。就迎跸言，信国［文廷式］欲藉力东西，铸万［唐才常］欲翁［同龢］、陈［宝箴］坐镇，梁公［狄平］欲密召昆仑［康有为］，文言［汪康年］欲借资鄂帅［张之洞］。志士既少，离心复甚，事可知也。[156]
章太炎提出《请严拒满蒙人入国会状》，直接针对参与其事的金梁，以及主张变法的寿富等人。他说：
本会为拯救支那，不为拯救建虏；为振起汉族，不为振起东胡；为保全兆民，不为保全孤僨；是故联合志士，只取汉人，东西诸贤，可备顾问，若满人则必不容其阑入也。或谓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虽在满洲，岂无材智逾众，如寿富、金梁其人者。不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愈材则忌汉之心愈深，愈智则制汉之术愈狡，口言大同而心欲食人，阳称平权而阴求专制，今所拒绝，正在此辈。[157]
“排满”与“迎跸”的分歧，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革命与保皇的对立。孙宝瑄庚子后曾对革新势力加以区分，他说：
今日海内，党派有四，曰变法党，曰革命党，曰保皇党，曰逐满党。变法党者，专与阻变法者为仇，无帝后满汉之见也。保皇党者，爱其能变法之君，舍君而外，皆其仇敌也。革命党者，恶其不能变法之政府，欲破坏之，别立政府也。三党所持，皆有理。惟逐满党专与满人为仇，虽以变法为名，宗旨不在变法也，故极无理，而品最下。[158]
则排满不等于革命。孙宝瑄与章太炎争论满族当逐与否，认为“枚叔深于小学，力持逐满之议，以夷狄为非人类，谓《说文》西羌从羊，南蛮从虫，北狄从犬，东貉从豸，……然向来人多称东夷、西羌、南蛮、北狄，称东貉者殊少。如以东夷而论，则《说文》夷从大，大，人也，不得与羊犬虫相比。又云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满洲处东方，正是东夷，则自古称仁人，称君子，岂在当逐之列乎？余素无种族之见，因枚叔善言小学，严种族之辨，故即据小学与之争。”[159]他还函告章氏：“法果变，公再谈逐满，当以乱民相待。”上海新党闻知，“皆哗然”，谓其“改节，贡媚朝廷”。其实孙、章私交甚笃，在学友之列，章氏断发之后，两人仍时相往还。这一次章颇震怒，示意绝交，孙则表示：“扶桑一姓，开国至今，谈革命者，犹所不禁。宗旨不同，各行其志，伍员包胥，不闻绝交。前言戏之，公毋怒我。”希望转圜。
孙宝瑄戊戌后虽由主张民权退到君宪，对清廷的变法却不轻信，曾与王修植讨论政府变法而不变心术之故，指出：“心术者，即君权之代表也。彼惧法变而民权之说起，故以心术二字压倒之。”[160]认识不可谓不深刻。叶景葵说：孙“佩太炎之文学，而反对其逐满论，但未尝不主革命。尝读《明史》，谓如王振、汪直、刘瑾、严嵩、魏忠贤之跋扈，当时拥强兵如孙承宗者，倘兴晋阳之甲入清君侧，即并暗君黜之，亦无愧于名教，病在胶执程朱之说，拘守名分太过”。[161]联想到国会成员易顺鼎早在甲午之际就提出不惜诉诸兵谏、废立以图救国，其革命概念虽由古训，毕竟不拘泥于保皇，更不是一味维护清朝统治。汪派的另一要人夏曾佑也认为：
夫逐满之说，谓满不同种乎？则满亦黄种也。日本可联，安在满洲不可联？谓满愚民之政乎？则愚民者我之旧制，不创自满人也。谓满为曾暴吾民乎？则革命之际何人不暴？既不能因朱元章［璋］而逐淮北人，因洪秀泉［全］而逐广东人，而独逐满，亦非持平之道矣。[162]
排满当否在学理与方略上关系至为复杂，否定意见不可一概抹杀，何况国会确有满人革新进取的实例，而不赞成排满者同样主张革新变政。
章太炎的主张与孙中山的意见接近，但在国会中只是极少数。由于得不到响应，他本人退出，“排满”与“迎跸”的矛盾不复存在。汪康年与唐才常的矛盾，主要还不是宗旨分歧，如有人所说，士绅名流不肯武力反清。正气会成立后，唐才常准备实行暗杀起义，汪康年等也派人到四川、湖北、安徽、扬州等地联络地方豪强，决心动武，又在上海广交三教九流，以为“将来大合诸侯之地”。[163]由汪康年亲自参与制定的中国议会秘密宗旨，主张废弃旧政府，建立新政府，具体方式一是推一大名人为总统，二是中国各省自行治理。实行办法为，“趁现在民心大乱之机，派人去各省，与土匪联合起来以成一派势力”。[164]这与自立会并无二致，双方的分歧其实主要源自人事及利益。唐才常与康有为关系密切，势必引起戊戌变法以前就与康有为结怨的汪康年、叶瀚等人的不满，担心康有为归国，引起麻烦。因此唐才常别创自立会，以防掣肘。
其实，自立会同样觉得安排康有为是一件棘手之事，只想利用其筹饷，而不让他出面任事。[165]这种架空康有为的设想，与孙中山、梁启超谋求联合时所拟让康息影林泉的主意惊人相似，是不谋而合抑或暗通声气，值得玩味。由此可见，汪、唐之争还是派系利益，无关政见宏旨。惠州起义时，周善培仍表示：“中山既有所举，吾党不可不赞之，不可复有嫌疑。”“中山倘西顾，必使人来而为恃”，“果有徒，仍宜赞中山”。[166]此后汪康年还向留日学生监督钱恂打听：“二雄合一，是否？二雄能再雄鸣否？”[167]与江浙派的诸多联系，应是8月间孙中山敢于赴沪的潜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