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经验事实告诉我们，私盐市场的形成存在非常复杂的机制。一方面，中国传统的私盐市场形成，并不彻底否定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经济选择逻辑，市场导向仍是清代私盐市场形成的重要逻辑基础[1]；但是，另一方面，私盐市场的形成又不是古典经济学默认的“自发过程”，也不是“人类行为而非人类设计的秩序”所能概括的。首先，私盐市场的形成，利用官方的食盐贸易制度解决了市场形成的制度环境问题；其次，恰恰是“人类设计的秩序”形成了私盐市场。本书的重点，不是分析官盐贸易制度如何型构私盐市场的制度环境，而是探讨“人类”如何“设计”了私盐贸易的秩序。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将全书理论框架的基本结构归结为，清代私盐乃至传统中国市场选择的是基于传统文化体系的人际关系网络和国家参与与干预的制度结构的形成路径与策略[2]，简称网络与结构路径，而这一路径形成了相当强大的路径依赖，成为传统中国市场形成与秩序的基本逻辑。

第一，基于传统文化体系的人际关系网络和国家参与与干预的制度结构的市场形成路径与策略是传统中国市场形成的基本逻辑。私盐市场是观察传统中国市场形成问题的经验事实与逻辑结合的最佳实验场，它揭示了传统中国市场形成的路径，及其嵌入社会的方式与策略。私盐是与官盐共存共亡的特殊商品，朝廷的食盐专卖制度，使其在与官盐贸易的互动或者博弈过程中，附生出比官盐贸易更为清楚的市场化特征。它常常在官盐价格的引导下，以吸引市场消费者眼光、比官盐价格明显较低的价格与官盐展开竞争，表现出既受制于官盐价又与官盐竞争的特征，并由此而获得自己的市场销量，并反过来影响官盐价格。食盐专卖强烈排斥私盐，但它又必然带来私盐，考察私盐市场，可以把握食盐专卖制度的运作情况和市场化程度。而更为重要的是，私盐贸易时时刻刻处于和官盐贸易的互动与博弈中，深入考察该博弈和互动，可以揭示私盐贸易体系中，私盐商如何组织，如何与官府、社群、民众发生联系，发生何种联系（如冲突或者合作等），最终揭示私盐市场形成的路径与策略。本书正是通过潘进与彭应燕的故事，以及阮元与苏高华的故事，揭示出食盐市场中最重要的私盐商们的官商私商一体化特征，发现他们利用食盐专卖、盐课考成等制度所形成的政治结构特点，事实上与本盐区的官府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又利用自己走私所渗入的相邻盐区的灵活复杂的制度结构和人际关系网络等资源，以及官方食盐专卖制度的结构化体系，基于传统文化体系的价值与伦理观，借重对方官员，成功建构起规模巨大的私盐市场。这是一种基于传统文化体系的人际关系网络和国家参与与干预的制度结构的市场形成路径与策略。它体现了私盐贸易这一较之于官盐贸易更有市场化特征的贸易体系的内在逻辑，展现了私盐贸易中市场嵌入社会的细节及其机制。

第二，基于传统文化体系的人际关系网络和国家参与与干预的制度结构的市场形成路径与策略，在清代私盐贸易体系中，形成了路径依赖。阮元与苏高华的故事，说明了官商利益共同体形成后，在逻辑顺序上，潘进故事中的基于传统文化体系的人际关系网络和国家参与与干预的制度结构的市场形成路径与策略，在更大范围以及更大规模上形成路径依赖的事实。这说明，虽然私盐市场形态各异，有灶户灶丁的偷漏，也有贫民的肩挑背负，有官员“挺身而出”夹带私盐，也有盐枭强行走私，但各种私盐形态中，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影响上，最为重要的还是官私一体化的私盐。这种私盐，作为私盐市场上最重要的形态，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路径依赖，不仅在私盐市场，而且在传统中国的许多市场，甚至在国家财政运作上都得到了体现。也就是说，在传统中国，基于传统文化体系的人际关系网络和国家参与与干预的制度结构的市场形成路径与策略，是最为重要的市场形成以及市场秩序的内在逻辑。人们耳熟能详的晋商与官员的关系网络、与清廷的关系网络，充分展现了金融市场形成的策略与路径，和潘进故事并无实质差异。山西票号的故事，是典型的中国版商业成功故事，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成了无数商人的励志故事，进而成为传统中国商业文化深层积淀的表现，后来者常沿着其路径去展开自己的商业经营。不过，在逻辑顺序上，我们依然可以从单个商人的故事发展到商人群体的故事的脉络，去理解它与潘进故事的关系，从这一角度来看，显然，晋商所创造的票号，或者说，明、清金融市场形成的策略与路径，正是对基于传统文化体系的人际关系网络和国家参与与干预的制度结构的市场形成路径与策略的依赖，也就是说，传统中国市场形成的路径依赖相当明显。[3]它同时说明，清代国家财政运作体系中，也明显存在着潘进故事中的市场形成策略的路径依赖。清中晚期，山西票号甚至承担了王朝税收款项的缴纳以及调拨的功能，咸丰以后盐务问题上的川盐济楚以及盐税问题上的盐厘征收等，均体现出对潘进故事中市场形成策略与路径的依赖。[4]

第三，传统中国市场的形成路径与策略以及路径依赖，型构了中国传统市场的基本秩序。一方面，传统中国具有高度发达的市场。司马迁已经指出，汉代中原地区就形成了来自“天下”（即全国各地）的人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商品的繁忙交易市场[5]，东汉王符则描述了由于商业繁荣而造成的车舆填塞道路，即“堵车”的现象[6]，延伸至宋代，商业更加繁盛[7]，明清商业贸易规模可能实现了进一步的扩大[8]。这样的市场体系，如果仅仅从经济学视角去理解，将其当作“市场经济”也未尝不可。[9]另一方面，王毓铨指出汉代经济已形成贡赋体系[10]，梁方仲指出明代中国商业的繁荣仍然主要取决于其贡赋经济体系[11]。他们的研究，蕴含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结论：一是从汉到明，中国的市场体系的结构及其运作逻辑存在着相当强烈的内在关联性，甚至说一致性；二是传统中国经济仍然停留在类似于波兰尼所谓“再分配”体系中，其中繁荣的市场交换主要还是基于再分配目的的交换。[12]在这种交换体系，市场嵌入于社会、政治、文化体系之中，政府自身既是市场上的行动者，也是市场秩序的建构者，政府不能直接承担起商人的所有责任，必然有许多事务需要交给独立商人和商业系统来处理。本书的私盐贸易的经验事实不仅证实了这一点，而且更加清晰地展现了私盐市场形成的路径、策略以及路径依赖。由此看来，这种基于传统文化的人际关系网络和国家参与与干预的制度结构的市场形成路径、策略以及路径依赖，不仅体现在私盐市场，体现在一般商品市场，更体现在传统中国的财政乃至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行实践中。正是市场形成路径与策略以及路径依赖，型构了中国传统市场的整体特征。在这里，赵冈等经济学家的分析结论与波兰尼的观点形成了直接对立。这说明，对同一经济现象的分析，从不同理论体系和学科出发，可以产生出惊人的差异。这是因为它们之间的逻辑前提有巨大差异。作为经济学家的赵冈的出发点是经济学的产权交换理论，而作为社会思想家的波兰尼则更重视经济行为者的社会动机。因此，二人之间产生巨大差异完全可以理解，并且我们一般无法直接简单粗暴地判定谁对谁错。当然，阅读至此，读者诸君一定对此问题有了自己的判断，并相信在这种观点差异面前，必须剖析各自的逻辑前提，才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即便如此，他们之间想要实现真正对话，也并非易事。但结合双方的观点，从中国本土的经验事实和概念体系出发，则我们既能高度重视传统中国发达的市场及其经济意义，又能充分理解中国传统市场秩序的基本逻辑。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王毓铨先生和梁方仲先生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波兰尼对传统中国“再分配型”经济体系的概括性认识，但是，我们还是必须清楚地意识到，波兰尼提出“互惠”“再分配”“家计”三种经济组织原则时，所倚重的材料，主要来源于人类学对大洋洲和非洲部落社会的研究成果，以及西方中世纪的历史经验。而中国古代商业的繁荣程度，远超这些经验，传统中国的商业与市场，虽然在某些重要的原则上，与波兰尼的“再分配”若合符节，但仅以此概念来总结传统中国的市场与商业，则显然过于粗放。本书所讨论的传统中国私盐市场的形成并未彻底逃离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原则的现象，就是由此而引起的波兰尼认识不足的问题之一。也正因为传统中国商业与市场高度发达，但同时又存在强烈的贡赋经济色彩，经济学家赵冈与社会学家波兰尼对其性质才会有截然相反的判断。因此，细致地从传统中国商业与市场的经验事实出发，探讨其内在逻辑、机制与性质，依然任重道远。本书的研究，可以说是在这一方向上的一个尝试。但是，本书目前所处理的问题，仍只是这一宏大课题中的“市场形成路径与路径依赖”这样一个细小环节，并且本书所提供的经验事实，也相对单薄，远不足以全面揭示传统中国商业与市场的种种逻辑。这就进一步说明，对传统中国商业与市场的研究，尤其需要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