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验事实与理论诉求

在清代盐史研究领域中，私盐问题一直颇为学术界所重视。众多学术专著和论文，对此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有深度的讨论。在这些讨论中，包世臣的“商私”“官私”定义，仍是常用的概念。但本书中潘进的故事和粤盐“熬锅”的纷争，却显示出在私盐市场中，还有并未引起学术界重视的另类商私和官私。潘进起家于番禺沙湾埠，这是靠近盐场的盐埠，一般情况下，盐埠销售地域内，居民比较容易获得食盐，所以该埠属于两广盐区经营状况不理想的“疲埠”，但潘进从沙湾埠入手，成功获得盐商资格，并顺利在嘉、道年间与商名为“孔文光”的盐商们一起经营两广盐区销售状况最好的乐桂埠。事实上，乐桂埠能够销售畅旺，和潘进等人的经营策略密切相关。其策略就是利用两淮盐区规定“湖南引盐一体通销”、盐引额并不分配到盐埠的制度，以学谊、乡谊等办法，联合湖南地方官员，让他们关照广东盐商，减少湖南“卡员”进入粤盐地界（行政上属于湖南）“滋扰”，以保证粤盐“化官为私”，顺利进入两淮地界销售。而粤盐“熬锅”故事中，通过马慧裕对蒋攸铦、庆保对阮元、陶澍对邓廷桢三次总督级别之间的辩论，两广盐区采取了近乎明火执仗的方式，利用清廷处理封疆大吏之间的纷争常常不了了之的政治文化特点，维护了粤盐的北进稳定之路，以至于湖南南部的淮盐地界的衡州、永州、宝庆府等地，自道光以来，所销售食盐几乎全部是粤盐。“化官为私”的粤盐完全占据了当地市场。由此可见，包世臣的商私与官私概念，并不能够涵盖“商私”和“官私”的全部，更为重要的商私和官私，反而是本书所揭示的官商联手所贩卖的私盐。这种私盐，自然需要其在市场上的比较优势，符合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原则。但比较优势，在清王朝的食盐贸易体系之下，并不一定能使其在市场流通的潜在可能性变为直接现实性。真正使这种经济学所称的粤盐比较优势成为现实优势，靠的是官商联手，利用制度存在的可能性，依靠基于传统文化的人际关系网络和国家参与与干预的制度结构所培育与推动的。在这一意义上，清代的私盐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商出于特殊利益而共同制造的市场。私盐问题中的“市场需求”论和官商“挺身而出”论，都不能完全解释私盐市场形成的内在逻辑。正因为如此，私盐贸易必然长盛不衰，再多的制度条文和巡捕兵丁，都无济于事。这也正好是中国传统市场体系中最有特色的地方之一，凸显了理解市场体系所需关注的一些重要问题。在这一体系中，走私食盐被视为自由市场行为，进而被誉为“反市场垄断”，似乎也有点南辕北辙。

实际上，本书中提供的经验事实，一是潘进与彭应燕的故事，一是阮元与苏高华的故事。这两个故事，都为研究市场形成的逻辑提供了重要的思考素材，足以超越“官商联手”一类关于私盐问题的简单理解。诚然，在市场形成问题上，前辈时贤都有重要研究与结论。古典经济学以及自由主义经济学，崇尚市场形成的自发逻辑，认为市场是理性经济人自由选择的必然结果，市场上的供需关系和价格机制创造了市场秩序，市场是人类行为而非人类设计的秩序。制度经济学则在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上，将制度看作其模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变量，认为必须结合市场形成所依赖的制度因素，才足以解释理性选择如何可以促成市场的形成，并认为市场的形成事实上需要解决度、量、衡以及货币体系的建构，尤其是产权与契约的保护等诸多问题。波兰尼则指出，从来就不存在真正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作为买方与卖方交易聚集地的市场从部落时代就已在人类社会中存在，但其中的市场行为，要不就是互惠型交换，要不就是再分配型交换，最多也只是家计型交换，这三种类型的交换，均体现了一个原则，即人们的交换行为并不仅仅由市场供需关系和价格机制来决定，更多的是由人们在社会体系中的网络关系和荣誉感等价值体系来规范。人之作为人，并非都是理性经济人，人们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网络中保持自己的有荣誉感的形象，在这样的社会伦理价值观上，各种价值信条比经济理性选择更为重要，而正是它们，构成了人类有史以来直至工业革命把人类异化前的长时间段里的基本结构，工业革命以后所形成的资本主义统一市场，正在朝着理性选择的方向发展，将人类异化，企图脱嵌于社会，并反过来主宰社会。这说明，在人类历史上，市场是嵌入于社会的，市场形成亦必然嵌入于社会，这就是波兰尼的“市场嵌入社会”理论。在波兰尼之后，格兰诺维特重视市场与人际关系网络的密切关系，弗雷格斯坦和泽利泽尔进一步发展出市场的政治与文化嵌入理论，市场嵌入社会的理论在人际关系网络、政治与文化领域均得以展开。符平则认为，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以政治—结构框架来研究市场的逻辑，可以为解释市场的社会逻辑提供足够的力度。这一框架，一方面重视市场建设作为国家建设组成部分的意义，另一方面强调市场行动者创造稳定市场环境的行动，以及形塑市场关系规则的过程，全部都是政治和权力的运作过程。其中规范和影响市场的有正式组织结构和制度，如科层制、政治体制、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行业协会等，也有被行动者普遍认同和实践的要素，如经济惯例、习俗、理念、商业观、关系文化、未成文的行规等。

本书即企图在前辈时贤大量理论思考的基础上，从清代私盐贸易的经验事实出发，探讨传统中国市场的形成路径。显然，本书受“市场嵌入社会”理论的启发，从市场嵌入社会的机制出发，通过市场形成的嵌入性的具体经验事实，揭示了清代私盐市场形成的路径与策略，进而从经验事实出发揭示市场形成的路径依赖。本书并没有在理论框架上超越格兰诺维特、弗雷格斯坦和泽利泽尔等人作为集合体而揭示的“市场嵌入于人际社会关系网络、政治与文化”的理论结构，以及符平的政治—结构框架。但本书与他们不一致的地方是，他们努力的方向是与经济学对话，探讨市场运作的逻辑，揭示人际社会关系网络、政治与文化或者说是政治—结构（显结构与潜结构）如何在市场秩序及其型构中产生作用，以及产生了何种作用，比如，挑战经济学关于银行通过对贷款人纯经济实力与效益的考察发放贷款的结论，探讨人际关系网络如何影响银行贷款发放的事实，来揭示人际关系网络与市场秩序的关系，又如，通过探讨国家政策与惠石镇石灰业变迁和发展的关系，来揭示政治与市场变迁之间的逻辑；本书则在此基础上，力图通过研究潘进与彭应燕以及阮元与苏高华的两个故事中蕴含的内在逻辑，从市场嵌入社会的机制入手，探讨传统中国市场形成的机制，即市场形成的路径与策略及其路径依赖，最终形成关于传统中国市场形成问题的理论总结，以加深学术界对传统中国市场形成机制的认识，同时也为经济学的市场理论以及市场社会学理论提供一些参考，提供一个具体经验事实基础上的理解传统中国市场形成的路径与策略及其路径依赖的理论框架。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前人探讨的是市场运作的逻辑，本书探讨的重点是市场形成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