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众多大师加入市场形成问题的讨论，成果之丰富令人瞩目。企图在大师们的工作基础上再有创获，显然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本书仍以此为选题，无非是希望通过清代食盐走私的经验事实，在大量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为市场形成理论提供一些具体细致的逻辑思考。

市场是一个复杂的概念。美国斯坦福大学约翰·麦克米兰教授2002年对市场的定义是，市场就是实现自愿交换的场所（包括虚拟场所），在这里，任何一方都可以拒绝也可以接受交易条款。如果交易的双方或一方受制于某一权力，这种交易就不是市场。[57]显然，这是典型的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界定。但是，市场不止有这样一种定义。有时候，市场也指某种商品的销售对象，包括人群和辐射地域；而更多的时候，市场更是指一种抽象的交换系统，一种以理性选择为依据的价格机制。在这一意义上，市场更接近于市场经济、市场体系的简称。这种抽象的市场，麦克米兰教授认为是众多具体市场的叠加。而在新制度经济学的体系中，市场也可以是一种有助于交换和使资源分配成为可能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安排。[58]到了波兰尼的眼中，市场更是绝非上述定义所能概括的，他认为市场嵌入社会之中，市场是一种“社会构件”，市场本身就是社会整体的一个部分，它和社会各因素一起共同形成物的流通与交换；而关系网络嵌入论的市场观，则认为市场是受政治、文化和人际关系网络影响的一个社会事实。

市场概念如此纷繁复杂，讨论市场如何形成，首先要明确的就是所讨论的市场是何种市场。在人类的知识体系中，从时间脉络上看，最早的市场概念，应该是部落先民的交易场所，这种交易场所遵循的规则，未必是绝对自愿的原则。但是，只要是物品的所有权的交换，称之为市场便不无道理。正如上文所指出，经济史的事实，早已证明市场交换并非纯属经济行为，它嵌入于社会之中，决定先民们的交换行为的，不仅可能是经济理性，更多的还是社会理性，是社会关系、社会责任、社会荣誉等因素在起作用。不过，遗憾的是，这种发生学意义上的市场形成，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料，显然难以讨论[59]，即便是在市场研究已经蔚为可观的条件下，关于具体地点交易场所的形成过程，也未必有足够丰富的史料[60]。因此，本书并不打算也无法研究发生学意义上的市场形成。

在排除发生学意义上的市场之后，我们继续声明，本书也不对某一具体商品的销售对象和辐射范围意义上的市场有特别兴趣，毕竟讨论它，是市场营销学的责任与义务。同样的，由于经验事实或者说史料的局限，也由于众多大师有了诸多卓越的理论，本书也不准备研究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形成逻辑，在下文将要展开的故事里，我们要读到的都是清代中期的材料，在那个时间段里，中国的市场离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尚有极其遥远的距离。我们要研究的，不可能是古典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意义上供求关系和价格机制如何引导市场形成的逻辑，显然，我们要研究的恰恰是它们的反面——市场形成的社会机制与逻辑。我们研究市场形成，讨论的是在发生学意义上的市场形成与资本主义统一市场的形成过程之间的中间环节，这是一种已经有市场交换基础，离资本主义统一市场又还有相当大距离的市场。在总体上，它已经超越莫斯所讨论的“礼物流动”的范畴[61]，却没有进入资本主义市场的体系。在波兰尼的体系里，这属于“再分配”经济形态中的市场。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他将中国传统时期的市场，列入“再分配”型经济体系，他说：“互惠和再分配这两种经济行为的原则不仅适用于小的初民共同体，也适用于大的、富有的帝国。……‘当少数家族的政治力量增长、僭主出现的时候，分配功能也就随之增长。首领接收农民的礼物，这种礼物现在已经变成了“税”，并在他的官员——特别是他贴身的宫廷官员——中进行分配。’‘这种发展涉及更为复杂的分配体系……所有的古式国家——古代中国，印加帝国（the Empire of Incas），印度诸王国，埃及，巴比伦——都利用一种金属货币来应对税收和薪俸问题……分配给官员、士兵和各个有闲阶级，也就是说，分配给人口中的非生产部分。在这种情况中，分配履行了一种极其重要的经济功能。’”[62]这种再分配体系，是人类经济史中的重要经济行为原则。“在古代巨大的再分配体系中，交易行为和地方市场都是常见的，但总是只具从属性的现象。”[63]波兰尼承认在这一体系和原则之下，作为交换活动的市场的存在。但在他看来，这并非他要讨论的自发调节的市场，也就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市场，或者说资本主义统一市场意义上的市场。而本书所要讨论的市场，无论是从市场演进的逻辑脉络，还是从中国历史的时间段来言，均属于波兰尼“再分配型”经济行为原则下的市场行为。但比较特别的是，清代的这一市场与波兰尼所论述的再分配型体系，显然存在诸多不同，它并非再分配一词可以概括，揭示这些不同，正是本书的目的之一。另一方面，波兰尼认为，无论是工业革命以来的英国国内资本主义统一市场，还是此前的“互惠”“再分配”和“家计”型体系下的市场活动，均嵌入社会体系中，并且在工业革命以后仍无法脱嵌。但是波兰尼并没有细致地探讨市场嵌入社会的机制，因此，深入研究该嵌入机制，本身就是本书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更为重要的是，探讨该机制，分析的正是所谓市场的形成。

在市场得到界定后，何谓形成，便成为关键。那么，本书讨论从发生学意义上的市场到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形成过程这一链条中间的“再分配型”体系的市场，其形成所指为何呢？显然，在这一阶段，作为交易场所的市场以及作为销售对象和地域的市场均已存在，我们要讨论的市场形成，不是某一交易场所的产生，也不是某一货品成为商品的过程，而是市场在社会体系中成为市场的逻辑与机制。因此，本书所谓市场的形成，讨论的是传统中国“再分配型”体系下的市场在社会体系中成为市场的逻辑与机制，以及由此而发展出来的市场形成路径和路径依赖。

根据上文的讨论与总结，分析市场在社会体系中成为市场的逻辑与机制的最重要的取径，当然与经济学理性选择逻辑有所不同，我们不应该从古典经济学的价格机制出发，而应该从波兰尼的“嵌入”理论开始。但是，从“嵌入”理论如何开始我们的分析，仍然是一个问题，毕竟不能用嵌入二字空洞且模糊地概括市场在社会体系中成为市场的逻辑与机制，我们需要的，是从经验事实出发，以细致的逻辑关系来辨析市场如何“嵌入”社会，即在哪些地方嵌入、嵌入的方式如何、嵌入如何形成以及形成了何种市场逻辑，等等。在这方面，符平有过比较深入且成熟的思考。他指出，波兰尼提出了市场嵌入社会的理论，却并未给出嵌入的定义，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嵌入一词亦仅出现三次。但波兰尼始终相信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建制之中，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构成了经济的基础。市场不是天生的，缺乏政治、文化等诸多社会因素的捭阖互动与历史性流变，任何形式的市场都不可能诞生。不过，真正使嵌入一词成为经济社会学的纲领性术语，产生深远而广泛影响的却是格兰诺维特。格兰诺维特细致地展示了人们的经济行动受到社会关系网络影响的经验事实与逻辑，显示即使在相同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下，如果社会经济行为者的社会关系网络不同，其结果也会有显著的不一样。用工、定价、生产力和市场创新，都显示嵌入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结构的作用。[64]继格兰诺维特重视市场与人际关系网络的密切关系之后，弗雷格斯坦和泽利泽尔进一步发展出市场的政治与文化嵌入理论，探讨了市场行动者如何与国家展开政治博弈，为市场创造产权、治理结构、交易规则等制度条件，促进国家建设的逻辑，并分析了市场行为如何创造性地嵌入当地文化，从而限定既定市场竞争如何展开的事实。[65]从此，市场嵌入社会的理论在人际关系网络、政治与文化领域均得以展开。[66]在他们已有研究技术和思想的基础上，符平提出了自己探讨“市场的社会逻辑”的路径。他认为，要研究市场嵌入社会，就必须采用波兰尼的社会构件嵌入论，将市场当作“社会构件”进行分析、定位，将具体而真实的市场作为研究起点，将市场行动者的算计行为置于社会结构和文化框架中加以解释，坚持社会学的结构分析，剖析使市场中的制度化交换得以实现的结构性因素，并对市场秩序形成和发生变迁的现象进行因果分析。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他提出了要以政治-结构框架来研究市场的逻辑。这一框架认为，一是作为经济范畴的市场建设是国家建设的组成部分，市场的形成和发展经由国家以各种方式和途径建构、形塑，他称此为市场的“国家基石论”；二是市场行动者创造稳定市场环境的行动，以及形塑市场关系规则的过程，全部都是政治和权力的运作过程，他称此为“政治过程论”。在这一框架中，规范和影响经济的，在外部形态上表现为客观且真实的正式组织结构和制度，如科层制、政治体制、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行业协会等都是市场所嵌入的社会的“显结构”，而经济生活中那些被行动者普遍认同和实践的，在外部形态上表现为主观而虚拟的要素，如经济惯例、习俗、理念、商业观、关系文化、未成文的行规等，则属于社会的“潜结构”。[67]符平认为，综合“显结构”和“潜结构”，注重国家基石和政治过程，这一政治-结构框架可以为解释市场的社会逻辑提供足够的力度。[68]

显然，符平希望超越社会学经验事实与经济学演绎逻辑之间的“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之类的对话，而建构起政治-结构框架，值得注意的是，他通过惠镇石灰产业市场的经验事实，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特别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经验事实，揭示了当代中国市场的社会逻辑，是国家、地方政府以及社会的显结构和潜结构如何形塑市场的逻辑。在某种意义上，他已经结合波兰尼以及格兰诺维特等人的研究路向，讨论到了中国市场运行的社会逻辑的众多方面。但是，市场形成的问题，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课题，市场形成的路径何在，市场如何可以扩大到中国传统时期的事实上具有的规模等问题，显然有待深入讨论。而本书的企图，正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透过对政治、文化和结构的分析，探讨传统中国市场的形成路径，进而探讨由此而形成的路径依赖，即在经济学、历史学等各种理论流派的学术脉络之下，从波兰尼引而未发的思路出发，去研究市场嵌入社会的具体路径，探讨传统中国市场如何嵌入社会，如何通过嵌入产生市场形成的路径，并由此产生怎样的路径依赖，也就是要探讨传统中国市场对社会的嵌入，为中国的市场提供了一种怎样的形成与扩大的办法，这种办法又如何在中国文化体系里，成为后来市场形成与运作的一种基本模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本书试图对前人的研究有所超越。由此，我们既可以揭示中国传统市场形成的机制，又可以进一步理解中国传统市场的性质。出于此目的，我们选择了从清代私盐贸易经验事实出发的研究路径。

[1]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唐日松等译，13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2] 参见李伯重：《历史上的经济革命与经济史的研究方法》，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6）。

[3]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16页。

[4]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16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5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7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188～1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3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0]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一句经常为人所引用的关于市场形成的名言：“由于社会分工，这些商品的市场日益扩大；生产劳动的分工，使它们各自的产品互相变成商品，互相成为等价物，使它们互相成为市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7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这句话常常被认为是马克思对一般市场形成规律的总结。但实际上，马克思这段话是在讨论资本主义生产形态，特别是农业资本家和超额地租时提出来的，他所分析的市场，仍然是资本主义市场。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17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15～816页。

[13] 参见王冰：《马克思的市场理论研究》，载《经济评论》，1995（6）。

[14] 参见丁任重：《马克思的市场理论概述》，载《四川大学学报》，1993（2）。

[15] 参见周白茹、李渌岩主编：《现代经济学教程》，127页，北京，气象出版社，1998。

[16] 参见丁任重：《马克思的市场理论概述》，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2）。

[17] 参见张芝联：《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中译本代序》，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顾良、施康强译，9～1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亦可参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杨起译，2～5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18] 参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12页。

[19] 施坚雅关于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的研究，实际上也以其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建构了一套关于传统中国市场形成的逻辑。他首先从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学说出发，默认聚落村庄的分布呈完全均质状态，而每个聚落中的家庭均有必不可缺的物品交换需要，在此基础上，他以平面几何学的逻辑，论证了作为中心地的市场与周边村庄聚落必然形成的六边形关系。在这一理论架构之下，他从中国成都平原等地的经验事实出发，分析了这些地区的村庄与市场中心点之间的平面分布关系，发现传统中国的农村市场分布，符合聚落与中心地之间的六边形结构。他进而以此为分析路径，探讨了这种作为六个村庄中心地的地方小市场之间，如何建构起中间市场、中心市场，直到城市市场、区域市场的市场层级体系，并揭示了作为中心地的市场同时也是民众信息沟通、社会生活、文化生活、信仰生活乃至政治生活的中心地的意义，并且同时揭示了在这些层面的中国社会的层级体系结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当然可以认为，施坚雅实际上建构了一套关于传统中国市场形成的逻辑理论。但是，第一，他这套理论的核心，是从经济人类学出发理解传统中国的以市场为纽带而形成的社会结构，进而解答“中国地域如此广大，为何不像欧洲一样分割成数十个国家”这一西方中国研究的经典问题，市场形成的逻辑，是其分析的逻辑起点而非其核心；第二，其传统中国农村市场形成的逻辑体系，并非由其发明，而是他借用地理学的中心地学说，分析中国的经验事实而建构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体系，本质上是几何学体系。正因为如此，我们无法将其置于本书关于市场形成理论的逻辑脉络中展开讨论，但其关于传统中国市场体系的理论，对西方中国学研究以及国内学术界影响甚为深远，我们当然不能视而不见，故于此备一注，以供读者参考。详情参见[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0] 参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21～22页。

[21] [英]F.A.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冯克利、胡晋华译，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2] 参见[英]F.A.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39～50页。在这一章里，哈耶克事实上经常提到中世纪及其以前的贸易及贸易地点，但他并不认为这些贸易就是他要讨论的资本主义统一市场。

[23] 参见[美]道格拉斯·诺斯、[美]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3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

[24] [美]罗纳德·科斯：《企业的性质》，见[美]奥利佛·威廉姆森、[美]斯科特·马斯滕编：《交易成本经济学——经典名篇选读》，李自杰、蔡铭等译，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5] [美]罗纳德·科斯：《企业的性质》，见[美]奥列佛·威廉姆森、[美]斯科特·马斯滕编：《交易成本经济学——经典名篇选读》，7页。

[26] 这一组织自身的形成，在古典经济学体系中，尤其是在讨论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思想家，如哈耶克看来，也是自发的。参见[英]F.A.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42～48页。

[27] 彭凯翔：《从交易到市场——传统中国民间经济脉络试探》，“前言”，2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28] 参见彭凯翔：《从交易到市场——传统中国民间经济脉络试探》，“前言”，3页。

[29] 希克斯则讨论了市场形成过程中，此类市场的产生机制及其逻辑，参见[英]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厉以平译，56～7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0] [美]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9页。

[31] 何帆：《市场经济的起源——读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见《出门散步的经济学》，41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32] [美]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23页。

[33] 何帆：《市场经济的起源——读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见《出门散步的经济学》，41页。

[34] 何帆：《市场经济的起源——读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见《出门散步的经济学》，42页。

[35] [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前言”，6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36] [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3页。

[37] [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37页。

[38] Santhi Hejeebu and Deirdre McCloskey，“The Reproving of Karl Polanyi，”Critical Review，1999，13（3-4），转引自包刚升：《反思波兰尼〈大转型〉的九个命题》，载《浙江社会科学》，2014（6）。

[39] [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39页。

[40] [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37页。

[41] [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53页。

[42] 王绍光：《波兰尼〈大转型〉与中国的大转型》，23页，北京，生活·/bd}}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43] [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47页。

[44] [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49页。

[45] [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51～52页。

[46] [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55页。

[47] [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55页。

[48] [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57页。

[49] [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55页。

[50] [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57页。

[51] [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62页。

[52] 参见[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59～66页。

[53] [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55页。

[54] 符平：《市场的社会逻辑》，36～37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

[55] 参见符平：《市场的社会逻辑》，27～30页。

[56] 关于关系网络嵌入论，或者称为形式嵌入论的相关讨论，参见符平的《市场的社会逻辑》，具体分析请参阅该书第27～44页。

[57] 参见[美]约翰·麦克米兰：《重新发现市场——一部市场的自然史》，余江译，7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58] 参见符平：《市场的社会逻辑》，47页。

[59] 在发生学意义上讨论市场的形成，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课题。在这方面，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做过不少工作，但他们总体上还是以“交易”“交换”来探讨考察对象的物品交流，不一定直接使用“市场”的概念。因为市场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的体系中，都是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体系。但是，前资本主义的交换是否也可以称为市场呢？事实上，正如上文所叙述到的那样，也有不少学者，如亚当·斯密、哈耶克、波兰尼等人，均在非资本主义市场的意义上，使用过“市场”的概念。因此，从发生学意义上讨论前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同样是一个可以立论的方向，尤其在传统中国商业特别发达的背景下，视其交易为市场，在特定意义上，显然并无不妥。在这方面，国内学者中，彝族学者龙建民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过重要尝试，他从彝族的集会、“十二兽”纪日入手考察了发生学意义上的市场形成与发展历程。他指出，他要探究的“市场起源，主要探索和研究偶然的物物交换中一个买主和一个卖主两人的聚会交换如何发展为无数买主与卖主的共同聚会交换即集市——市场的初级形式，以及市场发展的初期状况”（龙著第10页），从这样的理路出发，他揭示了远古氏族男女外婚交往中的互赠礼物发展成氏族部落间以物易物的“访问式交换”，以及由此而反作用于氏族内部所形成的族内的“援助式交换”“馈赠式交换”和“访问式交换”，随后在原始共同体解体后两人的“碰巧式交换”发展为无数买卖双方的共同聚会而形成的“集会集市”，最终形成集场的过程，从民族学、人类学的视角，探讨了市场形成的历程。参见龙建民：《市场起源论——从彝族集会到十二兽纪日集场考察市场的起源》，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

[60] 在这方面，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张应强、刘永华和叶锦花的研究值得关注。张应强研究清代贵州清水江流域，在朝廷追求特定木材的利益驱动之下，通过“当江”“争江”等问题以及生苗、熟苗、汉人、地方官和朝廷的共同作用，市场制度和交易场所的形成过程，对清代全国各地已经有大量市场交换行为的背景下，西南地区的市场形成过程提出了相当深刻的理解，显示出历史人类学在经济人类学领域的重要价值，并有可能形成与经济学市场理论的对话。参见张应强：《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50～10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刘永华揭示了明代到民国四保墟市的形成过程，反映了地方社团进行权力较量和角逐地域控制权的历史，说明了地方社团尤其是宗族组织在墟市形成中的作用。参见刘永华：《墟市、宗族与地方政治——以明代至民国时期闽西四保为中心》，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6）。叶锦花研究了明初到明中叶官府对泉州府四个盐场灶户的管理体制从直接人身控制到以征收货币赋税为主的经济控制的转变，揭示了这一管理体制转变所带来的灶户沿着既有食盐贸易路线经商，并建构起将海外贸易与福建山区商业联结在一起的市场网络的过程，探讨了市场形成的制度路径。参见叶锦花：《亦商亦盗：灶户管理模式转变与明中期泉州沿海地方动乱》，载《学术研究》，2014（5）。

[61] 参见[法]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62] [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233页。

[63] [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53页。

[64] 参见符平：《市场的社会逻辑》，18～30页。

[65] 参见符平：《市场的社会逻辑》，32～33页。

[66] 在社会学家布迪厄的体系中，人际关系网络的意义也可以用“社会资本”来表达。所谓社会资本，就是“某个个人或是群体，凭借拥有一个比较稳定、又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的相互交往、彼此熟识的关系网，从而积累起来的资源的总和”。参见[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162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67] 参见符平：《市场的社会逻辑》，53～70页。

[68] 李拂尘在吸收符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市场形成研究的理论框架。他说，市场形成由两方面构成，一是市场秩序何以可能，一是市场秩序为何如此。为解决这两个问题，他认为市场由“制度—选择环”和“选择—市场形成环”两个环节构成。制度包括规则、规范和经济社会结构两方面，选择则包括市场主体的行为方式、政府主体的行为方式、社会主体的行为方式三种类型，三种类型的行为方式在具体制度的规范下而行动，形成了市场。他认为由此可以解决市场秩序何以可能和市场秩序为何如此两大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李拂尘的《制度、选择与市场形成：一个理念框架》（载《学术界》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