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交易的达成，无法脱离组织与社会，这不仅是新制度经济学对市场的理解，更是20世纪的社会思想家们的重要论点。在这方面，卡尔·波兰尼是哈耶克市场乃“人类行为而非人类设计”主张的截然对立面。卡尔·波兰尼，1886年出生于奥匈帝国，在布达佩斯完成博士学位，1933年移居伦敦，1941年到达美国，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教职，1944年出版了其名著《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总结道，“波兰尼揭穿了自由市场的神话：从来没有存在过真正自由、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35]。波兰尼开篇明义地宣称：“我们的主题是：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36]在波兰尼看来，所谓自我调节的市场，指的是“是一种由市场价格引导并且仅由市场价格引导的经济。这种能够在没有外界帮助或者干预的情况下组织整个经济生活的系统当然值得被称作自发调节”[37]，他认为，这种市场经济在人类经济史上并不存在。

作为《资本论》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外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史著作[38]，波兰尼在其《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总结了人类历史上市场经济的形成过程。首先，他从分析原始人的经济生活和经济史开始，批判了亚当·斯密的市场形成理论，他说，“亚当·斯密时代的人们认为原始人具有交换和交易倾向”，是因为“他们试图将市场经济的法则奠基于人类在自然状态中所具有的所谓秉性之上”，“这种对早期文明的主观主义态度不应该对科学头脑有任何吸引力。开化的民族与‘未开化的’民族间存在的差别被大大地高估了，特别是在经济领域”。[39]“通过交换来获取利益和利润这样一种动机，在此之前确实从未在人类经济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尽管市场这种制度自从新石器时代之后就相当常见，但它从来没有扮演过超出经济生活的附带现象的角色。”[40]“或许这种假定看起来很自然：假如个体倾向于进行交换，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终将导致地方市场的形成，并且这些市场一旦存在，就会同样自然地导致国内市场或全国市场的建立。可是，以上两种推论无一属实。”[41]他进而从大量人类学研究出发，指出人类经济史上最重要的经济原则有三种：互惠型、再分配型和家计型。“互惠，就是我为你做一些事情；到时候，你也帮我一些忙”；再分配型则会形成一个中心点，“中心性提供再分配的可能性，比如猎人打到猎物，放在一个中心点，没打到猎物的人也可以分到。当然这只有在同一首领管辖下才有效，仅适用于一定的地盘、社区里面”；家计型则“以家庭为单位决定自己的用途而生产，而不是为了获取最大利润，当成商品生产”。[42]也就是说，人们可以以礼物交换、财物再分配或者家计生活等形式，实现市场经济体系下的市场交换功能。不仅在东方、非洲和南美，“宽泛而言，我们已知的、直到西欧封建主义终结之时的所有经济体系的组织原则要么是互惠，要么是再分配，要么是家计，或者三者之间的某种组合”[43]。在这种体系中，社会关系和荣誉被人们视为最重要的东西，经济从属于社会，受到社会、政治、文化的约束，市场并不作为脱离或者超越社会的单独运行机制并控制社会的运行。经济与社会的这一关系，波兰尼称为经济“嵌入”社会。

在此基础上，波兰尼分析了自由市场制度的形成过程。他认为，在市场嵌入社会的三个经济原则之下，人们的经济行为，并非完全与理性经济人的逻辑“利益最大化”一致，荣誉与社会关系，是人们经济行为的准则之一。波兰尼认为，作为“人们为了交换或者为了买卖而汇聚的场所”[44]的市场，其实很早就已存在。但是，直到工业革命前，它们都是分别孤立与隔离地出现在远距离对外贸易与地方贸易中的，并不会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市场。“远距离贸易……是货物的地理分布以及据此形成的地域分工的结果。……但这些贸易并不必然涉及市场。就其起源而言，对外贸易的性质更接近于冒险、探险、狩猎、海盗和战争，而不是以物易物。对外贸易可能既不意味着双边性，也不意味着和平，即使它具有这种意涵时，也通常是在互惠而不是以物易物的原则下组织起来的”[45]。而“典型的地方性市场是这样的：家庭主妇从中获取部分日常所需，粮食和蔬菜的种植者、地方上的手艺人则在其中出售自己的劳动产品，一般都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影响。这样的地方市场见于各个时代、各个地区。……它们乃是地方生存（local existence）的附属物……从本质上说，地方市场是邻里市场，并且尽管对社区生活十分重要，它在任何地方都不曾显示出将当时主导的经济体系化约为它自己的模式的迹象。它并不是国内或全国贸易的起点”[46]。它们虽然具备以物易换的交换特征，但无力将自己的模式演化成具有主导性的经济行为准则。因此，“不管是远程贸易还是地方贸易，都不是现代国内贸易的起源”[47]，而且，“城镇会尽可能树立障碍来阻遏资本主义批发商渴望的那种全国性市场或国内市场的形成”[48]。只有当重商主义推动国家干预远程贸易和地方贸易之后，这种市场才能形成，“它强有力地支持我们对市场起源的判断”，“西欧国内市场实际上是由国家干预所创造的”。[49]“在15和16世纪，欧洲各国政府有计划地将商业制度强加于具有强烈保护主义倾向的城镇和公国头上。通过打破横在地方性贸易和城市间贸易这两种非竞争性的商业之间的隔阂，重商主义摧毁了这两种贸易所体现的特殊化，并由此为全国性市场的出现扫清了道路。”[50]原本在经济体系上并不关联的对外贸易和地方贸易，以及广大乡村的农民，终于被卷入这一市场体系，国内市场得以形成。而更为重要的是，当作为自然物品的土地、劳动力和货币被虚拟商品化以后，人们经济行为的准则发生变化，自我调节的市场得以产生。所谓商品，波兰尼定义为“被经验性地界定为为了在市场上销售而生产出来的物品”[51]，显然，土地、劳动力和货币的自身属性，并非为销售而生产的物品，而更多的是自然物品。但是，随着英格兰1563年的《技工法》、1601年的《伊丽莎白济贫法》把劳动力国有化，1832年的《议会修正案》、1834年的《济贫法修正案》规定工人阶级不得投票并且将其与贫民区分开来而使其得不到救济，工人阶级便不得不出卖劳动力了，劳动力终于被虚拟商品化。几乎与此同时，土地与货币也在国家干预之下被虚拟商品化。[52]在这样的经济体系上，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回报的理性经济选择，成为人们的经济行为的新准则，在这一准则之下，经济抉择依据价格机制，市场企图脱离社会控制，社会成为市场的附属品，社会中的一切行为均由价格机制来驱动，互惠、再分配、家计等体系不再成为人们交换经济行为的准则。显然，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波兰尼因而将19世纪以来的市场体系的这一巨变，视作1914年以后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的起源。这一巨变，在波兰尼看来，显然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是重商主义和国家合谋的结果。

显然，虽然波兰尼将上述内容称为“我们对市场起源的判断”[53]，但波兰尼所论述的“市场起源”中的市场，并非他所说“市场则同样被经验性地定义为买方和卖方之间的实际接触”的这类市场，而是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在论述对象上，他和哈耶克实际存在一致性。但在观点上，他们之间截然对立。

行文至此，我们似乎可以对市场形成理论做一个简要的小结了。关于市场形成的讨论，学术界侧重于讨论市场经济之市场，而非发生学意义上的市场——作为商品交易地点的市场。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是经济学研究默认的逻辑前提，是不言而喻的存在，它的形成是自然的人类行为的结果；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之上，继续强调市场自发形成的理论，强调“市场是人类行为而非人类设计的秩序”；新制度经济学则在古典经济学理性选择模型的基础上，强调了在古典经济学模型里被忽略的变量——制度对市场形成的意义，认为市场的形成需要一系列复杂的制度构建；波兰尼则认为，有史以来人类社会主要的经济模式有互惠、再分配和家计三种类型，在这三种类型中，人类行为主要取决于人们的社会关系、荣誉感而非经济理性，市场在其中的运转，完全内嵌于社会当中，就算市场经济形成以后，市场企图从社会脱嵌，但并未取得成功，它仍然嵌入于社会当中。近来，符平从市场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对市场理论的学术发展亦有一较为简单精确的总结。他说：“我们可以将关于市场的学术立场和观点列在一个知识的连续统中。‘作为自我调节的市场’一端是社会缺席的，而另一端‘作为社会构件的市场’则强调社会存在的总体性事实，在连续统两端之间，还有倾向于经济学和社会学合作的各种折衷主义流派的市场观。”[54]符平所说的社会缺席的一端，指的是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市场模型，在这一模型里，市场就是利用价格机制进行资源配置的手段，政治、社会、文化在其模型中均属常量。而将市场看成是社会构件的另一端，指的就是波兰尼的“市场嵌入社会”理论，在这一体系中，市场不是脱离社会而存在的事实，而是像建筑材料之于建筑一样的社会构件，它与社会的其他构件，如政治、习俗、人际关系等共同形成社会以及市场本身的运转，市场的运转以及从其运转中获取利润并非人们追求的全部。这两种市场理论的代表，首推亚当·斯密、哈耶克与波兰尼。而我们上面所讨论到的新制度经济学，以及没有讨论到的以格兰诺维特为代表的关系网络嵌入论的市场社会理论[55]，则介于关于市场观点的两端的中间。其中，新制度经济学在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将交易成本等因素加入理性选择模式当中，讨论到了制度对市场形成的意义。关系网络嵌入论则与之相反，将市场与社会看成是两个分离的社会事实，人际关系网络以及政治、文化因素作为社会要素嵌入市场，影响市场的形成与运作，本质上属于嵌入论，但并不认为市场本身是社会的构件。[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