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制度环境的形成是市场形成的基础

在新古典经济学之后，新制度经济学提出了关于市场形成的新理解——市场的形成需要大量复杂的制度建构。新制度经济学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从交易成本理论入手，发现市场交易的达成，需要一系列成本，为了降低成本，需要一系列制度的保障。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与经济成长的斯密型动力一样，一个保证“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制度，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23]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引导之下，人们发现，在市场形成过程中，为了达成交易，降低交易成本，需要大量复杂的制度建构。

当然，不可否认，当我们区分新制度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时，还是应该强调，二者有着相同的理论预设：世界上的人都是理性经济人，经济人的经济行为都是理性选择的结果，选择的原则是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回报。在这样的预设之下，逻辑演绎的必然结果是，人们为了利益最大化，必须实行技术分工，必须与他人交易，因此，市场必不可少。在这个意义上，新制度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并无差别。但是，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古典经济学不考虑交易成本是个明显的错误，交易成本现实存在，必须将交易成本引入古典经济学，通过分析制度对交易成本的影响，才能有效地解释经济的实际运行，最终完善古典经济学的逻辑体系。关于交易成本与市场形成的关系，我们可以从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罗纳德·科斯的一个经典论断中得到启示。他指出：“市场的运行要花费一些成本，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配置资源能够节省某些市场运行成本。”[24]“建立企业有利可图的一个主要原因似乎是，价格机制本身是有成本的。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一个最明显的成本就是发现相关价格的成本。随着专门出售这种价格信息的人的出现，这一成本可能会下降，但是不会消除。价格机制的成本还应该包括为市场上进行的每一笔交易所进行的谈判和签约的成本。在特定的市场，比如农产品交易市场中，人们能够设计出一种技术来最小化这种契约成本，但是它同样不能被完全消除。当然，在企业内部，契约也不会完全消失，但却大大减少了。”[25]这等于是说，由于市场运行存在交易成本，为了降低该成本，市场需要形成组织，由该组织来配置资源，即以最低成本协调各生产要素的利用。显然，这种市场运行中，组织（或者企业）具有关键意义。[26]这一配置资源的组织，在科斯的论断中，是企业，而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更多论断里，这一组织可以是其他类型，在诺斯的体系中，这一组织甚至主要是国家。可见，虽然新制度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同样认为市场在经济活动中不可或缺，但是，古典经济学默认的前提里，既没有交易成本，也没有外部性，因而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制度经济学认为市场中包含了交易成本，导致了一系列影响市场运行的制度与市场共生共长，成为市场的组成部分。因此，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市场并不一定可以自发形成，它往往由组织甚至国家来完成。不过，从总体上来说，新制度经济学所讨论的这些制度，不过是从属于新古典模型的新维度而已。因此，从理论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为市场是一个自然过程的论断增加了变量，在与古典经济学理论预设相同的情况下，指出了市场形成所需要的制度环境（包括组织、国家等因素）。当然，新制度经济学所谓市场，既包括作为商品交易地、商品的购买人群和辐射范围等层面的市场，也包括资本主义统一市场。

那么，在这种交易的具体达成上，制度如何发挥作用呢？

一般认为，人类最早的交换，是某人离开自己的部落到其他部落游猎或者游玩时，发现其他部落的人拥有自己所没有，却非常吸引自己的东西，而自己所携带的某件东西，也对对方造成了同样的吸引，于是，二人或明或暗地互相表达兴趣、喜爱，然后磋商与谈判，最后达成物物交换。但是，当更多的人出现在这个部落，分别带着不同的东西，造成三角或者更多角的喜欢之后，上述简单的一对一物物交换模式就失效了。这时，需要解决很多问题才能达成交易。这些问题包括且不限于：如何通过大家可以交流的语言进行沟通，度量衡如何可以统一计量，多种物品之间如何达成等价标准，等等。

在此基础上，从进化论的逻辑加以演绎，必将会形成更大规模的人员流通，同一个地点将流入来自更远距离的产品。这时，较大规模的交易形成，规模扩大，更多交易问题产生。为了达成交易，某些问题必须解决，制度得以介入。正如彭凯翔所说：“市场如果要在现实中开展，就必须要面对……一些基本约束”，“首先当然是交通通信技术，它和地理环境结合在一起，决定了交易的范围、速度等时空属性，乃至塑造了经济生活的基本节奏”，而且，“交易过程并不是等价交换这么简单，评量、交割等细节都麻烦不断”，还必须处理“交易实态中的货币、度量衡问题和讨价还价中的各色名目”才能达成交易[27]，因此，必须有相应的组织和市场制度，市场才得以运行并调节资源配置。而组织与市场制度，又受到相应的文化体系所约束。彭凯翔认为，在中国，这一组织主要是民间自组织而非商人、地方或民间团体以其垄断势力而造成，它为中国传统的礼法体系以及习俗所约束，市场紧密结合到社会当中。[28]用通俗且与制度经济学本意庶几近之的文字来表达，那就是一个作为商品聚居地的市场的形成，首先需要解决信息传播问题，即人们何以得知可以将某种特定产品投放到这个市场，以及可以在这个市场购买到何种产品，然后需要解决交通运输以及一系列其他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使用不同货币的人们在度量衡不统一的条件下如何在这一市场上解决货币以及度量衡的差异问题，谁来担任交易的中间人，交易过程中发生纠纷如何解决，产权和合同如何得到保护，等等。[29]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系统，这一系统可以保证市场的有效运行。这一系统既可以由民间自组织来实现，也可以由国家或者地方政府来组织，还可以是二者的结合体来操作，但是无论如何，它都结合了习俗和社会，无法脱离社会构成单独的系统，二者二元一体。从这一角度看，市场的形成已经很难说是市场自身的自发过程了。

2.国家的介入促成了市场经济的形成

实际上，研究市场形成的经济学家中，还有一位影响甚巨的人物，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希克斯。他在其1969年出版的名著《经济史理论》中，深刻地论述了人类的经济体系从习俗经济、指令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他指出：如果要建构一套关于人类经济史的理论，“我们应从何处着手呢？有一个转变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兴起的前提。按现代经济学的看法，这一转变似乎更加重要。这就是市场的出现，交易经济的兴起”[30]。那么，市场是怎样兴起的呢？何帆总结道，在希克斯看来，“从古代社会来看，在市场经济正式出现之前，贸易的发展实际上经历了两种不同的道路。一条是我们熟悉的，从习俗经济中逐渐演化出市场组织：在一片自给自足的汪洋大海中，市场缓慢地浮出水面；另一条则常为人们忽视，希克斯指出，指令经济（国家力量）也能推动商业的扩张。以政府部门的庞大需求为依托，可以直接进入大规模商业”[31]。

希克斯着重分析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起源理论的缺陷，指出“从亚当·斯密以来，我们一直习惯于把分工与市场发展联系起来，所以当人们认识到这不是它的起源时，便大吃一惊。……它确乎意味着专门化……专门化实际上是一个规模经济学的问题；它的确有赖于需求的集中；但市场只是可以使需求集中的办法之一。还有另一种办法，它在典型的官僚政治中早就非常有力地显示出来了；甚至在封建领主家庭也已不可忽视地出现了”[32]。这种办法就是保证官僚政治或者封建领主家庭开支的“岁入经济”。也就是说，为了岁入，官僚政治或封建领主家庭采用了商人和商业的方式，这种贸易的兴起，与分工无关却与国家或者领主的需要即指令经济有关。然而，“遗憾的是，在这两条道路中无论沿着哪一条路线演进，都走不到我们所说的市场经济。一方面，商人之间的互相信任和自律虽然可以创造种种商业传奇，但是，商业的深入发展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保护财产权，二是保证合同履约。自发的商人团体固然能提供许多这方面的服务（或许比我们所能想象到的还多），但这类公共产品，最终还是要由国家出面提供，才有可能达到最优规模。另一方面，国家能推动商业扩张，也就能在旦夕之间毁掉商业”[33]。希克斯进而指出了国家在欧洲市场经济演进过程中的两次关键性介入，“一次是古希腊时期城邦国家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另一次是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兴起的同时，也确立了市场经济的主要制度创新（资本市场、股份公司和现代税收体制等）”[34]。显然，在希克斯看来，人类经济从习俗、指令体系到市场经济的演进过程中，国家的介入是关键性的，它不仅包括法律的建构，保护产权和保证履行合同，也包括货币体系的发展与完备。而且，必须说明的是，虽然希克斯开篇即指出市场的兴起是构建经济史理论的关键，但他所讨论的市场，是市场经济而非作为商品聚集地或者作为人与人交换的场所的市场。而且，他的讨论，同样仍从属于古典经济学模型，但他与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一致，认为市场的形成，需要社会、组织甚至国家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