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书仁

万历二十四年，明神宗派出大量矿税税使，到全国各地开矿并额外课税，对晚明社会造成重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明朝的统治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明朝灭亡的进程。这场持续20多年，影响到晚明各个方面的开矿课税事件，势必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学界围绕矿监税使派出及其废止、矿监税使的活动及产生的影响诸问题进行了持续研究。口其中对矿监税使这一群体中的人物也给予了关注，如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孙文良等运用翔实的资料，尤其是档案文献，对矿税监高淮在辽东的开矿征税活动进行了论述21,遗憾的是作者没有充分留意朝鲜文献的记载。其实，辽东矿税监高淮的活动，朝鲜文献尤其《李朝实录》中记载很多，有些记载多为中国史料所未载。为此，梳理《李朝实录》中之资料以研究高淮，实为必要。本文即依据《李朝实录》之资料，对辽东矿税监高淮的有关问题加以论述。

一朝鲜对宦官高淮充当辽东矿税监的关注

万历二十七年(朝鲜宣祖三十二年，1599)三月，万历帝派遣宦官高淮充当辽东矿税监之事引起朝鲜的高度关注。3有关高淮乡里籍贯， 《明史》仅载，其为“尚膳监监丞也”14]。尚膳监是明宦官十二监之一，掌宫中御膳及宴筵诸事，官阶相当正五品。[51问题是高淮能以区区五品监丞谋得辽东矿税监的肥差，必有个中原因。翻检《明实录》,仅有是年三月，“遣监丞高淮督原奏阎大经等往辽东开矿征税”一条记载。161所幸朝鲜文献载录诸多高淮的信息。其中《明实录》中提到阎大经的“原奏”本的内容完整地保留在《李朝实录》万历二十七年闰四月三日条，平安道监司朴弘老驰启的附录中。这份阎大经“原奏”本披露了高淮谋得辽东矿税监的原委：

访得尚膳监右监承高淮，威貌胆壮，智勇俱全，持算检算，锱铢不爽。伏乞圣明，俯览阴图，查稽旧典，特赐允俞。奉圣旨：“这所奏辽东地方矿洞及马市、方物开采，有裨国用。准差奏内高淮督率原奏官民，前去彼处，会同按抚等官，照例开采，银两及马匹解进，不许扰害地方。写饬与他，该衙门知道。

那么,这位上奏者阎大经又是何许人也?他凭什么为高淮奏请谋此肥差?翻检文献得知，原来阎大经为义勇前卫千户，高淮通过贿赂，由其代为奏请，才获得恩准，谋到此肥差的。[81问题是阎大经乃一介武夫，官不过卫千户，其一纸奏请何以有如此神力呢?欲回答此问题，还是让我们阅读《李朝实录》中保留的阎氏“奏本”,从中探究万历帝允准的原因所在。奏本云：

伏睹大工方兴，上厘皇上宵旰之忧，每省设有内臣，征榷采矿，用济帑藏，惟辽东等事，未蒙皇上择人任事。近据土民张元知等报称：“辽东虽僻在东南，实为邦畿左辅，而朝鲜之贡道也。山产银矿，地有人参、貂鼠皮、骏骐。逮至朝鲜，八道地土沃，金银矿兼獭皮、弓箭、蚕茧、纸札、方物，不一而足，内处选精美者，不时进上。余从辽东等处，征收店税，比例天津等处，每年可得银三万二千两。列太、常山、盖州等处矿洞及开元、广宁马市，计其所入，又将无算。此皆仰裨御前供给之用，可稍助大工万一之费也。”且广宁城内，旧设镇守内臣衙门，基楹俱在，似当因袭仍旧，更易为力。即钱谷充实，缓急有用，边圉多事，应之自如。[9]

由此可知，阎大经奏本中所云辽东、朝鲜“山产银矿”,每年可得银3万余两，以及盖州等处银矿，开原、广宁马市的收入又将无算，“此皆仰裨御前供给之用，可稍助大工万一之费”,正契合万历帝心思，遂允准高淮开矿收税于辽东。当廷臣得知高淮欲开矿征税辽东，纷纷上疏加以阻止，而万历帝对廷臣上疏，“皆不纳”。10

高淮到辽东后，开矿征税行止，更加引起朝鲜的关注。万历二十七年五月，驻守朝鲜明军将领万世德的接伴使沈喜寿在启文中，借译官与明官员谈话，言及高淮等在辽南金州卫开矿征税，激怒市民，引发冲突的情形：

天朝太监，以开矿、店税，出来金州卫地方，苛虐征敛，无所不至，市民不胜怨苦，指嗾行商獾子，将太监酷加绑缚，禁小圈子里，不得出入饮食，势将饥渴而死。

沈喜寿还就此冲突事件发表评论说：“天朝遣中使聚财之举，虽出于非正之供，而市民至于绑缚太监，无所顾忌，人心、风俗，极为寒心。》[11]

出使明朝的朝鲜使节对矿监税使的活动也多加关注。万历二十七年，右议政李恒福以陈奏使身份赴明，正值矿监税使盛行之时。他在日记中记其见闻：

东征事起，府库虚耗，又起乾清、坤宁等宫，穷极侈靡，以龙脑、沈檀屑，杂以椒末涂屋壁。……又分遣太监，置店于外方，名曰皇店，征纳商税。凡大府巨镇商人揍集之地，皆有皇店，每店岁中所入，多者二万余两。无赖射利之徒，乘时而攘臂，起纷纭，上本争请采珠、开矿者不可胜记。

同年四月，他归国复命，在回宣祖国王明朝“十三省，已为开矿”的问询时，又发表如下看法：“不独十三省，太监分出天下，言利之道大开。臣行一路处处设皇店，榜曰‘奉谕圣旨征收国助’,虽一蔬一菜亦皆有税。道路之人争相怨詈曰：‘皇上爱钱不爱人，未有如此而享国长久之理，我等不久亦将流离如汝等’云。”[131十一月，谢恩使申湿归国，在启文中，就宣祖国王所关心的乾清、坤宁及皇极殿是否缮修完毕，封太子之事是否册封等事的问询，逐一回答后，接下来，就所见闻的矿监税使有如下议论：

大概以开采、征税等事，府、部、科道等官，连章以谏，而圣旨未下，舆情闷迫云云。大仓饷银告匮，各镇自夏间，未得受月粮云。我国使臣赏赐，自壬辰以后，折给银子，以资盘缠，而始自今行，闻以本色给之。今次降敕钦赐银子，亦以太仆寺所储题请云。其匮乏可想，敢启。

这里，他披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即明廷“大仓饷银告匮”,各地镇守军月饷银已拖欠5个月了。就连朝鲜使臣作为盘缠的赏银，也始“以本色给之”。这从另一侧面披露明廷白银入不敷出，所以才派太监四处开矿征税。是月二十六日，以陈奏兼贺至使书状官身份赴明的使臣赵翊等人行至永平府，见高淮等矿税使自广宁回北京，他在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太监一行夫马，几至数百，残驿无计答应，至孥守驿丞之妻，公肆凌辱。出马之家，且讨银子。”1151可见，高淮一行人回京不仅队伍浩大，一路征讨银两，更有甚者，公然凌辱驿丞之妻，其无视法纪纲常竟至如此地步。对此，赵翊无不感慨地说：“宦官之害，乃至于此，中国事亦可知也!”[161

不仅如此，朝鲜还十分关注高淮在辽东与辽东地方官员的关系。当时，坊间传言，辽左有三恶，即矿税监高淮、总兵官李成梁、巡抚赵楫，三人相互勾结。对此，朝鲜也颇知内情。万历三十七年四月，刚即位的光海君与大臣谈及辽东情势时，问道：“李成梁、赵楫被参，是何事耶?”相国李德馨作如下解答：

成梁老妄，处事多误，赵楫亦不严猛，人皆怨咎，故弹论及之耳。吴宗道贻书于小臣曰“辽、广二老(总兵李成梁、御史赵楫也)缔结高大(太)监，且与老酋相亲，图免其罪，欲掩袭二百年忠顺之国(朝鲜——引者注)。故渠罪益重，人言尤起”云云。小臣于壬辰年，以请兵事往辽东，见军容肃肃。前年往广宁见之，则军马疲残，殊异昔日所见。问于其地之人，则高太监多取贸马之价，以其驽骀防纳，而李成梁缔结高太监，受马代立，故如是疲残云云。L21

引文中，李德馨言及的吴宗道，时任明盖州游击将军，壬辰战争时曾为明军最高将领贴身官员，与朝鲜关系甚密。[181吴宗道所言，李、赵二人缔结高淮，且与努尔哈赤相交，欲袭取朝鲜诸事191,充分暴露出镇守地方的大员与朝廷所派太监间相互利用的关系，以及各种政治势力(包括崛起的努尔哈赤势力)欲控制辽东的企图。而李德馨所言，则进一步揭示出高淮与李成梁狼狈为奸，相互勾结，“多取贸马之价，以其驽骀防纳”造成辽东“如是疲残”的事实。朝鲜还注意到，高淮在辽东打击迫害异己。如“中朝直臣”何尔健，有“铁面御史”之称，曾移文朝鲜查核高淮差官张谦“往来作弊之事”。1201高淮对他怀恨在心，“遣人邀于路，责其奏事人，锢之狱，匿疏不以闻”。I211

此外，朝鲜还关注高淮在辽东开矿征税所引起的民生情势的变化。这里仅举发生万历二十八年轰动辽东的金德时聚众事件。对此，明朝文献语焉不详，而朝鲜文献记载颇为详尽。1221万历二十八年，宣祖国王审阅归国的奏闻使南以信的复命报告，就其所关注的明廷册封太子、两宫修建，以及清河堡妖人聚众事件诸多问题，向南以信询问。

南以信在启文中，对宣祖的询问逐一奏答，其中清河堡妖人聚众事件，奏答如下：

到辽东，闻有术士称号金得(德)时者，聚其徒党，几至四五万，据险于清河堡近处，无他兵器，只持大梃，将欲作乱，天朝患其或与老酋相通，令祖总兵来在广宁，以观其发动云。所谓清河堡，距碧潼三日程，我国亦不无意外之虑矣。[231

南以信的奏答中所言，金德时聚其徒党所据的清河堡，临近朝鲜，距边城碧潼仅三日程，这不能不引起朝鲜君臣的高度重视。备边司大臣见南以信书启后，在备忘记中云：

今见南以信书启金得时事，众至四五万云，此非一丑，设使止于一二万，此贼在我境至近之地，而皆是辽左之人，自东征之后，往来我境，山川道路，防备虚实，无不惯知者。且必夷、汉相杂，天朝至以祖总兵为将，而镇之，其势亦可知矣。鸭绿江虽限彼此，夏月则盈盈隔水，一苇航之，冬月则冰合成陆，坦然长驱，不足恃也。沿江列堡，内地郡邑，防备诸具，举皆**然，倘变生意外，其何能御?L24]

备边司从朝鲜国家安全的角度思考，有如下三点忧虑：一是辽东都司请朝鲜出兵配合“挟击”金德时徒党；二是金德时与刚崛起的努尔哈赤势力“相连合谋，作耗于我境”;三是金德时“为天兵所压，势必为穷寇，不北走于虏，奔迸于我”。有鉴于此，备边司不能不有所防备与应对，即派平安道炮手，“或京中炮手，防于其近处”;并从平安道官兵中，选派“能通汉语者，扮作唐人貌样”潜入其居处，作为密探，将金德时“党类众寡，形势强弱，侦探而来”,以作防范。[25]

宣祖国王阅视南以信的奏报后，虽声称，“所谓金德时者，不过钼韆边氓，或烧香诳诱之徒，有何过人之才、机权之术?自速其死，而不能得，为此煽乱耳。天兵一压，如垂千斤之重于鸟卵之上，不足虑也”,但在其内心深处还是充满忧虑，他清楚“天下之事，莫不起于微，而生于意外，此所以古今之变故相仍”的道理。为此，从朝鲜国家安全考虑，宣祖作如下分析：

(金)德时之贼，不足虑之中，恐有甚可虑者隐焉。彼与我隔水相对，此乃剥床之灾也。其众已数万，天戈之下，势必为穷寇，铤而走险，急何能择?若北走于胡则幸矣，不然，必奔迸于我。兵法所谓穷寇致死，不可轻也。我国人情弛慢，边鄙之事，不为预措。如壬辰之变，朝廷上惟庸罔念，不以为虑，斥其言边事者，至于上札讥予，罢巡边使，厥后何如乎?德时，草窃，然更为致虑。合冰之前，如不就缚，则不可不别样措置。l261

由此可见，宣祖的分析并非杞人忧天，壬辰之役，朝鲜战前不言战事，毫无防备的沉痛教训殷鉴不远。同年九月，宣祖至吴宗道都司馆所，言及此事时，仍流露出十分忧虑的心情。I27好在明辽东官军全力加以诱剿。据是年九月，义州府尹许顼得到的信息：

贼徒为缘粮绝，乘夜下山，入于官军，张参政给免死帖，使之各散。所持糗粮，皆屑木皮叶，杂以糠籼，散亡者三分之一。德时粮物已绝，势甚穷蹙云矣。[28]

这年十月，万世德的接伴使韩应寅书状云：“辽东妖贼金得时，已于九月十九日，官军**平，得时生擒，因创致死云矣”。129

二朝鲜对高淮开矿的反应

高淮到辽东后，就以“方驻辽阳以穷边，无所得为嫌”为口实，“侵毒及于藩邦”朝鲜。1301如前所述，高淮万历二十七年三月前往辽东。131四月，朝鲜就获悉他欲往朝鲜开矿的传闻。 《宣祖实录》载录了宣祖与国相李德馨关于此事的对话：

上曰：“天朝开矿，太监出来云，其通报见之乎?”(左议政)李德馨曰：“通报则未见矣。许游击1321尝言：‘太监闻尔国土产甚多，必有开矿之事。如此则其害不止于天兵扰害’云云。”上曰：“见千户阎大敬(阎大经——引者注)题本，则以为辽地多产好马，朝鲜八道，土地甚沃，产金、银、绸丝、纸札、水獭皮、弓矢等物云。圣旨已为准许，太监高禧(高淮——引者注)与阎大敬一同出来矣。但此事，不为分明开录，未知必来我国，或到辽东而止也。包给事见捷题本中，极言朝鲜疲弊，不可开矿，至以为彼为鱼肉，我为刀俎，是生一倭云云。以此观之，朝鲜开矿，似已定矣。我国端州银，有名于天下，不可谓全然本无。皇恩罔极，岂有不可从之事?但如此则国不可支矣。”[33]

由上文对话可知，高淮等前往辽东开矿征税，明廷虽未通报朝鲜，但朝鲜通过赴明使臣，尤其是驻朝明援军等渠道已经确知。令朝鲜忧心忡忡的是阎大经在题本中，极言朝鲜盛产金、银也可开矿征税，虽然给事中包见捷上疏奏言，朝鲜刚经历壬辰战乱，国家疲弊至极，不

可开矿征税1341,而万历帝根本听不进言官的劝谏。因此，在朝鲜看来，高淮欲在朝鲜开矿确信无疑。况且，明朝对朝鲜有再造之恩，尤其万历帝“皇恩罔极，岂有不可从之事”。这样的话，朝鲜如同雪上加霜，“国不可支矣。”

果然不出所料，十余天后，朝鲜所担忧高淮欲往朝鲜开矿之事得到进步证实。据平安道监司朴弘老在驰启中云：

郑同知谓臣曰：“中朝有太监一人，欲讨朝鲜所产金、银、杂色对象，军门、经理皆以为不可，俺亦极陈其不。若使彼说得行，为尔国害，不其大乎?”L2S1

文中“郑同知”是明驻朝援军同知郑文彬，“军门、经理”为邢瑜和万世德，而“太监一人”即指高淮。可知，高淮到辽东伊始，就欲往朝鲜开矿，但时任驻朝明援军主帅邢珍、万世德“皆以为不可”,其他明军将领亦予以抵制。一周后，明援军郎中贾惟约奉命回国，向宣祖国王辞行。交谈中，宣祖问及高淮对朝鲜开矿之事，贾惟约答：“但闻皇上遣中官，审察开原、沈阳虏人形(行)止云矣。若太监出来，则中朝(指明辽东——引者注)地方，犹不能堪，况外国乎?”1361

两天后，陈奏使右议政李恒福、副使同知中枢府事李廷龟回国复命，接受宣祖召见，君臣之间的对话也谈及此事：

上曰：“太监出来云，然耶?”恒福曰：“玉河馆夫言：‘太监当往汝国，我亦欲随去’云。以此见之，出来无疑。”廷龟曰：“闻太监后，臣行二三日云。以日月计之，则今已渡江，而尚无的报，未知何故。”

不仅如此，在他们给国王的咨文中也言及高淮欲往朝鲜开矿征税的传闻。咨文云：

辽东差来太监，开矿、收税之事，其时有所云云，而或云只在辽东，只征天朝商人之税云云，或云当到我国，开矿于我国地方云云。所闻互有异同，不得的知，故欲随后闻见而来矣。其后，臣等回来时闻之，则太监高淮，后臣等数日程，而只闻其当到辽阳，而其入来我国与否，终未得详闻矣。[371

以上来自各方面高淮欲往朝鲜开矿征税的信息，宣祖经综合分析后认为，高淮等必往朝鲜开矿征税。为此，他于是年五月，咨文辽东都司，奏报战后朝鲜残破之情，尤其矿银缺乏，恳请高淮毋到朝鲜开矿。文云：

今该前因为照，小邦酷被凶锋，朝夕陆危殆，犹大病之人，元气已耗，特形骸躯壳耳。兹者听得天朝太监，以开矿采办等事，钦差出来，道路流传，民情胥动，咸思窜逃，官司虽反复禁约，使绝疑惧之端，莫能止。且小邦壤地褊小，怀宝之物，本非所产。癸巳(1593)年间，钦差经略宋(应昌),请差天朝矿长等十余人，派遣试采，非止一再，而竟无所得，所吹炼者，只铅子而已。至如獭皮、弓箭、蚕茧、纸札等物，其在平时，虽或有些少土产，而兵火之后，公私所畜，一无遗存。倘于此时，天朝太监，躬临小邦，而各项土宜，俱不得仰副天朝差遣之意，则其于体面，亦大有缺。烦乞贵部院、贵院，将小邦闷迫之情，转奏朝廷，俾小邦垂绝之命，得以再造，不胜幸甚。[38]

宣祖咨文所言确属实情，长达七年的壬辰战争，因明朝出兵援助，才使朝鲜免于灭种灭国，但战后的朝鲜“犹大病之人，元气已耗，特形骸躯壳耳”。尤其银矿缺乏，天朝曾派人试采，竟无所获。所以，恳请天朝体恤小邦。宣祖的奏请确实奏效，阻止了高淮到朝鲜开矿。

高淮等虽未到朝鲜开矿，却以为天朝采办为名，令朝鲜进献土特产。万历二十八年二月，据备边司备边记载：“高淮管摄辽阳，移咨至再，要令我国，采送土产”,且态度强硬“此必将进献之意，不容但已。”1391备边司大臣以为，若“我国搪塞不应，(于)事体未安”,因为他们深谙“大明之制，太监气焰颇盛，高淮之心，不可失也”,“万一忤其心，捏饰谗之，帝意一回，其悔可胜言哉”1401。对此，承旨李尚毅说得更加明白：“高太监咨内，一则曰玉音；二则曰应覆明旨，其意将欲以进献，不容但已。”所以，他主张，“太监既送礼物，回礼物件，特加优厚，土产之物，多书礼单，以慰其心，则似不至生怒”。

果不其然，翌年(宣祖三十四年)七月，高淮的差官张谦“以属国方物、采办及缉捕逃兵事移文，欲到王城。”L421宣祖得报，下教云：

人臣私交私请，皆无其义，况越封疆而征之乎?然高太监移咨于我邦，则城狐社鼠，为威所压，犹可俯首听命。张谦乃一太监所使，盖微乎微乎者也。偃然移咨于我国，其所称太监献牌，别无可据。安知不出于中间，自逞其诈，阴济其奸耶?然其事理事体，姑不足与此辈相较，而后日私求之弊，有不可言，何以则可乎?[43]

宣祖以为张谦仅是一名小差官，竟敢越封疆跨国而来征土物，岂有此理。遂令廷臣商议，是否允许其来王京，议政院皆不赞同其来。认为，此前高淮屡有咨请，而今“有何顾忌，不自为之，而独行牌于张谦乎”?其间事情，颇为可疑。如高淮亲自咨请，“虽曰人臣义无私交，而系是进献之物，似当不得已从之”,否则的话，“姑待(高)太监移咨后，处置宜当”。44司宪府也认为，高淮“有狐鼠之势，所求犹可屈意听从，至于张谦，则么麽一贱夫，而俛首曲从，则后日无穷之弊，有不可胜言”1451。廷议结果，皆不准张谦前来王京。宣祖国王也极为赞同，下令平安监司与义州府尹对张谦“善为措辞留置”。然而，书启尚未到达辽东，张谦已达汉城。对此，备边司咨文指出：“我国议论才定，张谦已到，若使邻国闻之，足以一笑。”宣祖得报后，下教云，“唐官出来，一路各官，不为驰报，事甚骇愕，如此则或边报，此外重事，何可为乎?此弊不可不革”,令对失察的义州府尹、三道监司严加惩治。146此次，张谦在汉城滞留月余，至八月才携带进献土物回辽东。

嗣后，高淮以天朝采办的名义，多次差遣官至朝鲜，令其进献土产。对此，《李朝实录》有详细记载。如宣祖三十五年(万历三十年1607)正月丁巳条载：

右承旨姜继启曰：“张谦差备通事来言：“高太监昨日送人言：前日所求之物，何以如此迟迟?且笠子，其中紧急之物也。为先造作以来云云。”

同年闰二月甲午条载：

姜继启曰：“高太监舍人二人,明日先为出去，而渠称接待之事，颇不厚云，似当赠物。令礼宾寺厚馈以送何如?”传曰：“太监求请之物，尽为备给，而只龙凤花席，卜定于全罗道者，至今不来。冠笠并六十顶，时方督促制造矣。”

宣祖三十六年正月乙酉条载：太监高淮差官铁九奏，来索皇帝所铺龙纹席。

同年二月己酉条载：

太监高淮，以皇帝密旨，来索冠顶、龙席等物，仍送四端彩段、五百息香。

同年三月癸未条载：

工曹启曰：“高太监所求烟墩冠二、大帽冠二，已毕造，乞交付差官。”宣祖三十七年五月乙亥条载：

高太监浚(淮)送差官郑景柏、罗荣等，来督磁青纸。同年六月癸巳条载：

高太监差官铁九奏：万尚贤等来，督磁青纸也。

以上所列高淮所要进献之物，朝鲜“不可不尽力为之”,一旦得不到满足，高淮就大为不满，甚至加以恐吓。如万历三十一年，高淮因所求龙纹席未及时上送，而大为恼火，在给宣祖国王的揭帖中“多有未安之语”,甚至“指名参奏”宣祖有“逆君命”之嫌。宣祖忧心忡忡，担心这些“不美之言，彻于皇上”。1551更令其担忧的是，高淮指使矿税使频繁往来朝鲜，有的甚至与朝鲜女人相婚媾，致使“我国凡事，无不通之，至于朝廷间事，亦皆传播……至于细微之事，莫不探悉，甚

可惧也”。朝鲜史臣对此批评云：“自太监当国来，托言皇帝之命，差官接辙，道路如织，需索日急，责让继至，民用国力，以是益竭矣。[57]

三高淮复开“中江关市”征税

高淮还以“国课”为名，复开已撤罢的“中江关市”征税。“中江”位于凤城与义州间鸭绿江中之中江岛。中江关市之设，系因朝鲜遭受壬辰战争破坏及北方饥荒，为救济饥民，经明朝允准，于万历二十一年在中江开市。最初设市，属暂时性的，所谓“体圣上救火之意，创关市懋迁之利，以救本国奔窜无托之民”[581,恰是设关市的初衷。关市之设，两国边民互通有无，尤其是辽东的米谷流入朝鲜，对拯救贫困至极的朝鲜边民起到重要的作用。备边司大臣在咨请中江罢市的咨文中，也直言不讳地说：“中江开市行之累年，小邦之民，得蒙其利者多矣。”1601然而，中江关市也滋生各种弊端，“岁月渐久，彼我相欺，滥伪日甚，有害而无利，法立弊生”161。因此，万历二十六年，壬辰战争一结束，朝鲜就欲罢中江市，因明军留镇朝鲜，不便向明朝提出，直到万历二十九年，朝鲜才咨请罢中江关市，“抚院许之”。

高淮到辽东后，却以“国课”为名，于万历三十年将刚撤罢的中江关市加以恢复。朝鲜对复开中江关市是不情愿的，但基于壬辰战争，明廷对其有“再造之恩”,出于不得已而为之。如沈喜寿所言：“其在我国，虽甚可虞，而岂有坚拒不从之理也。有益于我则请之，无利于我则违之，有非唇齿相资，辅车相依之道，而况值今日不无致疑之会者乎。》[64]

高淮等恢复中江关市后，独占税收利益。如户曹奏报中所云，高淮等“则于生财理财之道，无不悉心区画，凡商贩凑集之所，差送御史，着实征税”;相比之下，朝鲜方面“非但收纳之际，销费居多，行商之辈，图捧关节，纷纭请减，以此一日所收，渐至零星”。两国在关市税收上形成强烈的反差。高淮为了从关市中攫取更多的榷税，还欲采取如下做法。

一是开马市。据义州府尹崔濂驰报，万历三十年十月，高淮派属下送牌文于义州，牌文内称：“马市复设事，具奏奉旨云云。”义州官员对马市复设事则予以抵制，认为，重开马市，事关重大，虽高淮属官“百般迫胁，时无朝廷分付，不可擅开”。

二是移咨朝鲜，要求中江关市用银交易。宣祖召集群臣商议，群臣皆认为中江市不可用银交易。对此，宣祖颇为担忧地道出他内心想法：

高(高淮——引者注)之前后耿耿移牒于我者，只是魂迷于把参与银钱耳，其不肯因许参之喜，而舍银子也必矣。流涎之极，必至咆哮，一趺之悔，脐不可噬。其差官之若张(张谦——引者注)、若李(自泰——引者注)、若铁(九——引者注)之徒，往来如掷梭，出入如一家，我之动静云为，无不知之。市廛之间，赴京之行，用银自如也，是何无胫之银，能走于燕市，而不能行于鸭江也?欠直之说，终不可弥缝。予之所见如此，未知何以处之也，更议施行。

宣祖所言确属实情，若允中江市用银交易，则担忧高淮等得知朝鲜有银矿后，派矿监到前来设官开矿；若不允以银交易，还担心高淮提出，赴明使臣“用银自如”,为何中江市就不允许用银呢?众所周知，朝鲜使臣借赴明之机，多从事贸易活动。明朝对朝鲜使臣的贸易，不仅不加以限制，在税收上还给予些优惠。1691因此，朝鲜政府规定，赴京使臣，允许携带银两作为盘缠，或作贸易之资。至宣德五年(1430),朝鲜“以金银非国产，奏请免贡。自是赴京买卖，禁赍银货，代以

人参”2。朝鲜禁使臣赍银贸易，缘于朝鲜银矿产银少,但是屡禁不止。使臣携银赴明贸易，至16世纪开始活跃。时东亚主要国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都市生活奢侈化。特别是明朝，白银代替宝钞后，成为明朝市场贸易的主要货币，入明的朝鲜使臣只有用白银才能买到明朝的商品。这样一来，使臣赴明贸易必须携带白银，朝鲜白银的来源，一是本国所产的白银，二是来自朝日贸易中“倭银”。1731这一时期，朝鲜银矿也多开采，如咸镜道端川郡银矿，“郡民窃取，转卖通事，通事以此多赍赴京”。“今赴京之人，多赍银两，中原人每称银之品好者曰：端川银。”L?61白银大量流入明朝，朝鲜君臣为此忧心忡忡。担忧白银外流奏请免贡，而使臣“挟银入中原事，不可胜禁，恐有后

弊”771。尤其担心高淮获悉朝鲜有银矿，派官到朝鲜开采。万历二十八年正月，宣祖在引见左议政兼都元帅李恒福及领议政李山海，言及端川银矿故事时，则道出了他心中忧虑。他说：“予过虑，则端川银，天下知之，无乃欲寻银矿耶?若朝廷闻之，则必责饷银于我邦，且遣太监采炼，若前朝设局之为，则奈何?”[781为此，只好下令封闭银矿。1791而户曹在给宣祖的回启中，则以“私采则严禁，而公采则犹为之”相建言，遭到宣祖的斥责。1801之所以如此，正如宣祖回复户曹请采银事的答书中所云：

煮海铸山，欲以裕民足国，意则善矣。但利源一开，弊必影从……况我国处处银矿之说，流入敌国，则安知无流涎投鞭之志乎?即今中朝，大监分据十三省，大开银穴，利尽锱铢。若令我国银山之说，闻于中朝，设官开矿，如前朝行省之为，则当此之时，不敢知何以处之乎。大概兴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减一事，其勿举行。[81

可见，在宣祖看来，如果高淮得知朝鲜有银矿，就会向元朝那样在朝鲜设置行省，“设官开矿”。况且，高淮属官张谦此时正在朝鲜，如果其获悉朝鲜有银矿，“转闻于太监之耳，则其弊有不可当者”。[821而朝鲜不允许在中江关市用银交易的用心也正基于此。

三是严控使臣私带人参赴明交易，将人参纳入中江关市交易，以增加税收。如前所述，朝鲜政府规定赴京使臣允许人各持人参十斤，至明销售充用。十斤分为八包，每包二十两，此即八包之始。嗣后，所带人参逐渐增多，“至崇祯初，每人许赍八十斤，此所谓八包也。其后又许带银子，参每斤，折银二十五两，八十斤共银二千两，为一人八包”。1831可见，使臣赴明所带物品中，人参是主要的交易品，明朝社会对此需求量很大，价格高昂，使臣获利颇丰。1841因此，使臣多携带人参入明京师贸易，中江关市人参交易数量自然越来越少，以致严重影响到高淮的“国课”。高淮到辽东后，就差官往中江关市“所求别造人参”,然而“市中绝乏，虽给重价，贸得极难”。1851因此，他对朝鲜“禁断商贾人参，不为入送”中江关市十分不满，移牌平安道官员说：“尔国顷日危迫之时，求请开市，到今稍安，则反为禁止，极为未安云云矣。”而朝鲜禁断人参入中江关市的原因，正如参赞官徐消所言：

且自义州至理山，沿江越边，唐人之家连接，人家稠密处，则筑烟台，少处则作门楼，悬鼓相为应变。采参之月，无数越江，遍满我国山谷，我国之人，亦为越江，潜相买卖，或相为斗诘，此极可忧。必须痛禁可也。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两国鸭绿江流域国境地带的安全考虑，还是从禁止人参“潜相买卖”思考，朝鲜禁止人参入中江市都是有道理的。

然而，中江关市人参交易愈加见少，而赴京使臣携带人参贸易却未减少。为此，万历三十一年三月，高淮咨会朝鲜，严禁使臣赴明夹带参、银，以杜弊窦事案。咨文如下：

大明国钦差镇守辽东等处，协同山海关事，督征福阳店税，兼管矿务马市太府高，为会明，严禁夹带参、银，以杜弊窦事案。查中江马市，本府题请允开，及移咨贵国，并辽东抚按镇道，不啻再三。及据贵国回咨，遍行各道商民把参，往市贸易在卷。今本(府)亲临中江，阅一市并无参饵。及查问，据商人段四、沈可等禀称：进贡陪臣，并随从员役，夹带过江，以致参斤稀少。看得进上参斤，半赖中江取足，而贵国进贡陪臣夹带，无凭抽进，开市不唯虚应故事乎?除已往者，无论再议，以后仍踵前辙，参不入市，各官夹带，无论有无，过江陪臣，定行盘验。除进上用物件外，搜出参斤，定行参究。若不会明，遽然盘查，则失宽恤之道。为此合咨，前去国王处，烦请严禁，进贡员役，不许仍前夹带参斤，以免中江盘查，彼此两便。[871

文中高淮以钦差大员的身份咨会朝鲜，要求朝鲜严禁赴明使臣夹带人参、白银，换言之，禁止朝鲜所产人参由朝鲜使节流入明京师，而要求将人参纳入中江关市交易，以增加税收。

中江关市复开后，交易并不踊跃。是年三月，高淮“以中江参商不集事”移咨朝鲜，加以指责。宣祖国王令备边司就此事展开调查。据关市收税官言，“参商之不集”,不仅是“物力之竭乏”,更主要的是由于高淮强迫“诸衙门胁买之所致，若此不已，虽胁商贾，使之往市，万无凑集之理”。为此，备边司向宣祖奏报，朝鲜商人不踊跃的原因是高淮“不知此间曲折，徒责商人之不集”,所以，备边司认为，必须将此缘由“具由移咨，以解太监之怒”。宣祖对此建议极为赞同。[881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万历三十六年六月，高淮被万历帝勒令回京，交司礼监听候处分。[89]

如前所述，中江关市原本明廷已经决定罢废，却因高淮“重其抽税，搪塞其议，照旧仍设”1901。复开后的关市滋生种种弊端。万历三十七年二月，朝鲜在给辽东都司乞罢中江关市的咨文中有所揭示：

第以目前弊痪言之，无籍奸民，托以交市，互为变服，散漫深入其间，奸弊罔有纪极。顷日陈少率、王近泉诸人，潜入安州地方，罹杀越之患，而纠禁无所。日后又有重于此事者，则何以处置?惹衅生事，必在不远。本国屡请革罢者，实有深忧，非但区区欲守疆场之禁耳。若交易之平，侵渔之革，弊在些少，非本国之所论也……今之罢市，全不干于进贡之臣，而别设辽东查点抽税之法，则日后被侵抑勒之患，有甚于假托江市假票征欠之弊。此岂中朝柔远一视之义乎?本国初欲罢此市者，但欲预绝彼此奸蠹，慎守其一，各全疆事，使本国之人，无得罪于天朝而已。今被经历官司，诋斥多端，此段利害，唯在上国酌量处分，非下邦所擅。其应罢果否，仍设无患，恭候中朝上司酌议处置，允为便益。

可见，不罢中江关市，越境戕杀事件等弊患始终不能杜绝，所以朝鲜才不得不向辽东都司提出罢关市的请求。当然，中江罢市并非易事，朝鲜将罢革中江关市咨文相继报礼部、抚院等衙门，至万历四十一年明廷才允准革罢。

结语

综上所述，朝鲜文献中关于对高淮的记载，不仅为我们研究晚明的矿监税使，特别是研究辽东矿税监高淮的活动提供了新史料，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有关辽东矿税监高淮的资料，虽明代官私文献多有载录，但域外文献从“他者”的视域，详细地记录了高淮在辽东的活动，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史料，既可补充国内史料的阙失与不足，也有助于我们从加深对矿监税使的认识。

高淮在辽东开矿征税活动前后十年，竟然引起朝鲜的充分关注，朝鲜文献留有大量的记载，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若从东亚史，或者全球史的视域加以观察与思考，就会发现这场发生在十六七世纪间的对金银矿开采的风潮，并非明朝的独特现象，而是东亚地区，乃至全世界普遍发生的现象，也就是说，此时东亚的中国、日本、朝鲜，西属拉丁美洲都相继出现了“银矿大兴”运动。基于以上认识，笔者以为，对于矿监税使的研究，以全球史的视域，把握时代进程的脉搏，在充分挖掘各方面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更为全面的讨论，或有助于将此问题推向深入。

(作者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