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正史日本传考注》编后

王勇

中国历代正史“日本传”的校注与研究，以十数年每周一次史料会读为基础，在全国高校古委会重点课题“中国正史中的日本传校注和研究”(2005年)支撑下完成3卷本初稿；2015年获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资助立项，又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鼎力支持，经1年时间复核正文字词，修订注释杂考，增补研究余录，整合体例规范，5卷本《历代正史日本传考注》终于问世。

在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涉外史料往往成为外交博弈的制胜关键。然而现实情况是，虽然解密的外交档案备受各方关注，而凝聚着我国丰富的外交智慧、收录大量涉外案例的其他历史文献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历代正史中的“外国传”与东亚外交官之间的笔谈文献。

一正史外国传的价值

中国官方为周边国家书写史传，持续千余年而未曾间断，涉及的国家或民族近百，历史之悠久、影响之深远、体例之完备、内涵之丰赡，堪称世界文明史上一大奇迹。这座史料宝库，至今仍具有如下重大价值。

(1)中国人为世界文明发展史保存了弥足珍贵的文字实录，填补了许多国家早期文明的“成文史”空白，充分显示中国作为地区乃至世界大国的责任担当与国际贡献。

(2)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历代政府与周边国家开展多元外交的智慧、经验与教训，足堪为建构面向未来之新型国际关系之镜鉴。

(3)中国作为东亚文化圈之源头与中心，千余年来有效促进了周边国家和睦相处、共同繁荣，向西开辟的“丝绸之路”、向东拓展的“书籍之路”,乃“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成功典范。

兹以日本为例，从3世纪末的《三国志》到20世纪初的《清史稿》,“二十六史”专设日本传凡17章，时间跨度超过1500年，内容涵盖政治外交、经济贸易、社会风俗、文学艺术等方方面面。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 《梁书》 《南史》 《北史》 《隋书》9种，均成书于日本最早的史书《古事记》(712)与《日本书纪》(720)之前，如果再加上《汉书》中的“倭人”记事，可以说研究日本近千年的史前史，中国历代正史的“日本传”是最为系统，有时甚至是唯一可靠的原始资料。

二丢失“话语权”之忧

然而，这批价值极高的世界文化遗产，在我国尚未被充分发掘、激活。仍以日本为例，日本对中国正史“日本传”的研究起步甚早，不仅有顶尖学者的精深个案研究，更有多种版本的现代日语译本，在社会上具有广泛的影响。相比之下，中国学术界至今尚无17篇“日本传”的校注本。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严酷的事实——中华民族祖先创造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如今“话语权”却在日本方面。

再看日本行使其“话语权”所发出的声音，大致有以下几类。

(1)相对比较客观公正的学术研究，但着眼点是受方日本，结合日本考古资料等，对“日本传”所载国家体制、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等研究深入，而对源头之中国的状况或缺乏兴趣，或语焉不详。

(2)研究“日本传”的学者主体是日本史专家，他们往往基于本国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观，在注释史料、翻译文本时未充分考虑中国元素，因而对字词的解释不够精准，陈述见解偏于主观，如对《隋书》所载

开皇二十年(600)的遣隋使，仅仅因为晚出近百年的《日本书纪》未见记载而否定者甚众。

(3)部分受“皇国史观”影响的学者，带着政治倾向与抵触情绪，对中国正史“日本传”基本持否定态度，他们的相关研究多有误读乃至故意歪曲之处，如右翼学者编撰的历史教科书《国民之历史》,狂言约2000言的《三国志·魏志·倭人传》是“历史废墟”,“作为历史资料不屑一顾”,幻想3世纪日本已经拥有很高的文明程度。

对于这些不和谐音，国内学术界由于缺乏基础性研究，显得底气不足、驳斥乏力。尤其令人忧心的是，欧美学术界在利用这些史料时，主要参照日本人的成果，因此日本学界的某些误读、曲解，有影响国际学术界之可能。

三激活涉外史料之意义

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

中华民族原创的辉煌文化，曾经远播海外、惠及四邻。如果我们不能薪火相传、发扬光大，很可能出现“源远流短”的现象，从而失去“中心”地位；反之，周边国家认领这些“文化孤儿”,将之养育成才，便会与源头争夺“话语权”。

中国历代正史丰富的外国传史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千余年来外交智慧的宝库，积极继承这份遗产，正确解读文本内涵，讲述其中故事，发出中国声音，可为未来国际关系的千年大计提供过往千年的历史镜鉴，这正是我们这代人责无旁贷的使命。

浙江大学“中国正史日本传读书会”,每周举行一次，历经13寒暑而不辍，成果汇成《历代正史日本传考注》5卷，可以说是一个大胆的尝试、良好的开端。其意义有以下几点。

(1)在学术层面上，由中国学者做出高水平的文本校注，使国际学术界有一个可以依据的可靠定本，以排除各类不和谐音的干扰。

(2)在内容解读上，通过《杂考》《研究余录》,在诸如“日本”国号、“倭寇”来源等焦点问题上，正本清源，发出中国声音，掌控国际话语权。

(3)在现实关切上，总结千余年来中国奉行“人文外交”的历史经验与巨大成就，为建构新型周边外交格局铺垫基石。

鉴于系统整理研究中国正史外国传史料，既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亦可激活千年外交档案，还可作为周边外交的历史依据，因此组织国内优秀的文献学、中国史、外国史专家，共同发掘这座外交史料宝藏并及时将相关成果推广至海外，成为当务之急。

(作者为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