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东
一引言
朱舜水，名之瑜，字鲁屿，号舜水，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出生于浙江余姚。明清鼎革之际，朱舜水追随南明鲁王抗清北伐，曾先后七次东渡扶桑，最终因复明无望流寓日本，受到德川幕府水户藩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圆的礼遇，讲学以终，被后人尊奉为“胜国宾师”。
朱舜水一生以“反清复明”为己任，始终以“大明遗士”自居，“惟以邦仇未复为憾，切齿流涕，至老不衰，明室衣冠，如终如一”口。他在临终前的遗书中更痛陈自己生死皆为“故明人”的“思明衷情”:
予不得再履汉土，一睹恢复事业。予死矣，奔赴海外数十年，未求得一师与满虏战，亦无颜报明社稷。自今以往，区区对皇汉之心，绝于瞑目。见予葬地者，呼曰“故明人朱之瑜墓”,则幸矣。
因而，在朱舜水去世后，德川光圆特亲书“明征君子朱子墓”碑文以明其志。[31百余年后，明治初期的著名汉诗长老小野湖山，曾赴水户拜谒朱舜水墓并作诗一首，其文云：
安危成败亦唯天，绝海求援岂偶然。一片丹心空白骨，两行哀泪洒黄泉。丰碑尚记明征士，优待曾逢国大贤。莫恨孤棺葬殊域，九州疆土尽腥膻。
这里的“丰碑”便是德川光圆亲书的碑文，也成为朱舜水“故明人”身份的重要标识。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德川光圆的碑文书写于朱舜水去世之后，这种情形的出现，恐怕对于弥留之际的朱舜水来说，也是难以完全预料的。由此来看，朱舜水在其遗书中所云的见其“葬地”便知其为“故明人”的身份标识，显然并非(至少并不仅仅)指德川光圆的碑文而言。也就是说，除了德川光圆题写的“明征君子朱子墓”墓碑外，朱舜水在对自身墓地的设计中，应该还隐含了某些可以表明自己“故明人”身份的元素。不过，这些“元素”恐怕很难从日本的文化传统中得以有效检视，更多的还需要从中国——尤其是明朝——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中予以理解。
二朱舜水的墓地形制
朱舜水的弟子今井弘济、安积觉在《舜水先生行实》中记载舜水先生“以四月二十六日葬于常陆久慈郡大田乡瑞龙山麓，依明朝式成坟焉”[51,这应该也是朱舜水标示其“故明人”身份的一种方式。但到底何谓“明朝式”却语焉不详，因此从小野湖山直至今日，当后人不断膜拜于舜水先生墓前时，似乎对此都未能有更深的认知与体悟。今天当我们伫立于舜水先生墓前，虽然对所谓“明朝式”仍不太清楚，但墓地中清晰可见的两块对称摆放的三角形石块，以及环绕墓地周围的龙形凸起的树根，还是带给了我们极大的疑问与兴趣。
那么,这两块残留的三角形石块，到底是做什么用的?为何树根会环绕墓地伸展并形成“龙”状的凸起呢?实际上，今天我们看到的朱舜水墓地遭到了一定的破坏，已不完全是它过去的模样。在水户德川博物馆中，收藏有两副关于瑞龙山墓地的古画，一副作于弘化二年(1845),另一幅作于明治时代(1868—1912),两幅画中都描绘了当时朱舜水墓地的样子。
三朱舜水墓的“碑帽”与“封堆”
如果说朱舜水的墓地是依“明朝式成坟”,那么通过对比我们又不难发现，在明朝的墓式中几乎未见朱舜水墓地中的梯形碑帽与圆锥形封堆。 这种不同寻常的“碑帽”与“封堆”形制，是否与朱舜水的身份有关呢?
在朱舜水的生命与身份认同中，“大明衣冠”始终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明室衣冠，如终如一”。Zl在他所做的《避地日本感赋》中就有“汉土西看白日昏，伤心胡虏据中原；衣冠虽有先朝制，东海幡然认故国”8I的感怀。当德川光圆将朱舜水迎至水户讲学并欲为其建新居时，朱舜水也以“藉上公眷顾，孤踪海外，得养志守节，而保明室衣冠，感莫大焉”19力辞不就。后来，他的孙子蒙特许赴日本，他更明确要求“另作明朝衣服，不须华美，其(清国)头帽衣裳，一件不许携入江户”。[10]
那么,朱舜水所谓的“大明衣冠”又是何种样式呢?据《舜水先生行实》记载：甲寅(二年),先是上公使先生制明室衣冠，至是而成；朝服、角带、野服、道服、明道巾、纱帽、幞头之类也。山除却官服外，其中最能代表“大明衣冠”的自属“道服”和“明道巾”了。“道服”也就是所谓“深衣”,“明道巾”也称“方箭巾”或“方巾”,相传为南宋大儒程颢所制。明人王廷相就曾云：“方箭巾乃明道先生所制，今世士人多服之，较之幅巾，亦似简便。著深衣时，以小冠束发而戴此巾于上，亦足称也。”可以说，“深衣方巾”乃是明代士人一种重要的身份标志。
“方巾”除了儒学传统的文化意义外，在明代还被赋予了特殊的内涵。据说元末明初儒士杨维祯曾将方巾加高，颇有飘摇风逸之感。明太祖朱元璋召见他时颇为好奇，问他所戴为何巾，杨维桢机敏地回答道：“四方平定风吹草动。”朱元璋听后大悦，“召中书省，依此巾制颁天下尽冠之”。因此，方巾在明代也称“四方平定巾”,是明太祖朱元璋钦定颁行的一种方形软帽，一般以黑色纱罗制成，并可以折叠，展开时四角皆方，也称“四角方巾”。平常佩戴时，则多将四角收起，巾幅后披，略呈梯形造型。
“四方平定巾”在最初形制还较为统一，但随着时代变迁也呈现出一定的变化。清人叶梦珠在《阅世编》中就记载了明代“四方平定巾”的变化状况：
自职官大僚而下至生员，俱戴四角方巾。其后巾式时改，或高或低，或方或扁，或仿晋唐，或从时制，总非士林，莫敢服矣。
可以说，明朝中期后出现的飘飘巾(逍遥巾)、周子巾、莲花巾等都是在“四方平定巾”(即“方巾”)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尤其是飘飘巾更是晚明士人常见的样式。明人所绘的夏允彝父子像中的夏氏父子，就分别佩戴了“四方平定巾”与“飘飘巾”。(图11)也正因为如此，王圻的《三才图绘》中对“巾”的记述基本只有云巾、网巾、幅巾、儒巾、汉巾、唐巾、东坡巾、诸葛巾、治五巾、方巾等，而无“飘飘巾”等类型，应该是将其包含在了“方巾”的门类之内。151但对于“方巾”,王圻又进一步解释道：“此即古所谓角巾也，制同云巾特少云纹，相传国初服此，取四方平定之意。”[161
在日本茨城县立历史馆中藏有一幅朱舜水像，据说为其初来水户时的样子,所戴即为“四方平定巾”(方巾)。据《舜水谈漪》记载，朱舜水常戴“包玉巾,“用皂绢造之，玉为饰，朱先生常戴之”。[171安积觉在《舜水先生遗事》中也说，“先生朔望必拜……披道袍戴包玉巾，东向而拜，口诵细语”[181。这里的“包玉巾”实际上只是折叠后的“四方平定巾”,只不过加上玉片进行了简单装饰。而日本茨城县水户市彰考馆所藏长谷川等善所作的《朱舜水画像》 ，如果我们将折叠变形后的“四方平定巾”与舜水先生墓的“碑帽”结合起来看，不难发现两者在形制上有着惊人的形似之处。代表朱舜水身体的墓碑与代表“四方平定巾”的碑帽如此浑然合一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联想出一副身着汉家衣冠的明代士人形象呢?
按照这一逻辑思路，我们又不难发现，舜水先生墓的“封堆”形制与明朝另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六合一统帽”也是十分惊人地相似。
“六合一统帽”也就是民间俗称的“瓜皮帽”,相传也是明太祖朱元璋所创并颁行天下，在明代多称为“小帽”或“六合巾”。明人陆深在《豫章漫钞》中记载：“今人所戴小帽，以六瓣合缝，下缀以檐如筒，阎宪副闳谓予言，亦太祖所制，若曰六合一统云尔。”[191明末清初的谈迁在《枣林杂俎》也说，“清时小帽，俗称瓜皮帽，不知其来久矣。瓜皮帽即六合巾，明太祖所制，在四方平定巾前”[201。
“六合一统帽”作为国家颁行的衣冠样式，寓以“六和一统、天下归一”之意，在明代广为流行，在明人所作的《皇都积盛图》中就比比可见,应该也是朱舜水在大明生活中常见惯用的一种服饰。因明朝人的蓄发风俗，所以明朝的六合一统帽和清朝的比较起来，要相对高了不少(图16),尤其到明代中后期，受社会风气变化的影响更趋向于高、尖化的发展，诸如明朝墓葬中出土的男性陶俑所戴的“六合一统帽”就是如此，甚至多有夸张之感。 (图17)如果将“六合一统帽”与舜水先生墓的“封堆”相比较，其相似性是显而易见的。
“四方平定巾”与“六合一统帽”这两种典型的大明衣冠形制在舜水先生墓地的出现，若简单以巧合相解释，是否太过于简单了呢?这是否也是朱舜水在某种程度上对自己“大明遗士”身份的一种暗示呢?
四水户藩家族墓地的“封堆”形制
朱舜水受知于德川光圆后，对水户藩丧葬祭祀制度的变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据梁启超所作朱舜水年谱记载，到达江户后不久的康熙八年(日本宽文九年，1669),朱舜水就承命为德川光圆做《诸侯五庙图说》。[21而据水户彰考官所藏《桃源遗事(乾)》中记载，德川光圆三十九岁时，朱舜水已来水户并为水户常盘等地墓葬之事研习过《文公家礼》之《丧葬仪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瑞龙山水户藩德川家族墓地的基本形制，应该是德川光圆受到朱舜水影响后，并在延宝五年(1677)至延宝七年(1679),通过对德川赖房子女、侧室、光国夫人寻子及武田信吉等墓地的改葬奠定雏形的。水户藩家族墓的“封堆”形制，无论是在日本还是中国都是非常独特的。藩主墓——而且只有藩主墓——的“封堆”呈梯形，藩主夫人及族人墓(不论男性女性)的“封堆”皆呈圆锥形。 (图18)其中意味颇为耐人寻味，这种“封堆”形式到底表达了怎样一种内涵呢?
我们将水户德川家族墓的形制与朱舜水墓进行对比，不难发现，藩主墓的“封堆”形制与朱舜水墓墓碑的形制基本相同，而朱舜水墓的“封堆”形制则与藩主夫人及族人墓的几乎完全一致。如果藩主墓的“封堆”形制代表了“四方平定”,藩主夫人及族人墓的“封堆”代表了“六合一统”,这其中是否暗含了儒家传统“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理念呢?
若果真如此，朱舜水对德川光圆或者说是对水户德川，无疑寄予了极高的政治期待，恐怕在他的心里能在日本弘扬中原文化，实现“四方平定、六合一统”宏大目标的，非水户德川莫属。正如在他写给中国友人的书信中对德川光圆所赞誉的那样：
上公乃为当今之至亲尊属，封建大国，列为三家，盛德仁武，聪明博雅，从谏弗哪，古今罕有……若如此人君而生于中国，而佐之以名贤硕辅，何难立致雍熙之理。[24]
他自己也曾对德川光圆说：
夫以禹汤文武周公之治为小康，而以此为大同。……私计近世中国不能行之而日本为易。在日本他人或不能行之，而上公为易。[25]
这种期待与理念在他给德川光圆之字“子龙”所做的解说中，表达的更为明显：
又三四日后，燕前所，大兄锦衣君曰：前日龙之出处，无可搜求，物物皆如故。视毕，诸弟悉已下楼，我独凭牖远眺，顾见窗口，一砖渐昂，半掀之，则已损，龙正蛰于其中。取而视之，砖之下有形，泥之中有象，宛然一模范也。径三四寸，蟠旋约可尺许，此又其最奇者也。因叹曰：龙之神乃至于此乎?是犹所谓放之弥六合，卷之藏于密也。
这里的“放之弥六合，卷之藏于密”,或许也就是朱舜水对德川光圆的政治期待。颇为巧合的是，就在德川光圆对家族墓地进行改造的延宝五年(1677),他也将山名由原来的“隋留”改为了“瑞龙”。L271在家族墓地改造完成的延宝七年(1679),他还突然将自己的名字由“光国”改为了“光圆”。I28]“国”与“圆”虽为同义，但后者显然更具有与“四方”“六合”相允的“八荒”的逻辑脉络。而且德川光圆似乎也很看重这一“圆”字，甚至在贞享二年(1685)将追善供养自己生母的京都“本国寺”也改称“本寺”。[29]
五结语
朱舜水在自身墓地的设计中，应该是隐含了一些能够表明自己“大明人”身份的元素。通过对朱舜水墓地存在“护土墙”分析，其墓地设计应该采用了舜水先生故乡中国浙江省常见的墓地形制，也就是所谓得“依明朝式成坟”。同时，朱舜水墓地较为特殊的圆锥形“封堆”与梯字形墓碑“碑盖”,可能象征了“大明衣冠”中由明太祖钦定的“六合一统帽”与“四方平定巾”,这既是朱舜水自身经历中最为重要的两种“汉家衣冠”,也是隐喻其明朝遗民身份，寄托思明衷情的一种物化象征。而这两种特殊设计在水户德川家族墓地中的推衍，则表明了朱舜水对水户德川“四方平定、六合一统”的政治期待。
(作者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