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智良

日军“慰安妇”就是日军的性奴隶，这在当今的世界已成为常识，但在日本，反对这一提法的大有人在。甚至还在为“慰安妇”是商业行为还是战争犯罪，进行旷日持久的争论。这也表明，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过去70多年，但对于战争责任的认识与追究，并没有终结。研究“慰安妇”问题的意义，不仅仅是关注在战争中受到戕害的妇女们生活和命运的历史遗留问题，而是关系到如何认识战争的侵略性质，如何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如何把握日本今后发展方向的重大的现实问题。

一日军“慰安妇”:定义、真相与历史

“慰安妇”是日本语特有的一个名词，据《广辞苑》解释：慰安妇“是随军到战地部队慰问过官兵的女人”[21。但是，“慰问”的含义是什么,“随军”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显然，该辞典的释义模糊了“慰安妇”一词的真正含义，它无法反映“慰安妇”受到的残酷无比的性虐待。在国际场合，暖昧的“Comfort Women”日益为“Sex slaves”所替代。

自1932年1月日本海军指定虹口的“大一沙龙”等4个特别慰安所以后，慰安所便开始推广，尤其是在“七七事变”日本全面侵华之后，日军慰安所推广到各占领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出现在了东南亚各地，直到战争结束。

日军“慰安妇”问题的本质就是日本政府及其军队强迫妇女充当军事性奴隶。这一论断为大量的证据所证实。

1938年，日军刚占领上海时，就大肆抓捕中国妇女，直接押送到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的虹口大旅社，门口有宪兵站岗，这里成了日军控制的慰安所3l,实际上这就是1996年联合国人权调查委员会为日军慰安所定义的“合法的强奸中心”[41。同样性质的，还有一个日军于1938年设在北四川路横浜桥相近某银行旧址的“行乐所”151,“该屋各层有极暖之水汀，其最低一层，有日兵在无锡、浦东各地所掳之我国良家妇女，自十七八岁者，约数百人，皆一丝不挂，面有愁容，而日兵则川流不息其间，任意选择性的满足。如任何女子有不从者，皮鞭立至”6l。日军在上海掳掠中国女子后，常常当众“剥掉衣裳，在肩上刺了号码。一面让我们的女同胞羞耻，不能逃跑，一面又让充他们的兽欲”。LZ1这种强暴、强征并不鲜见。《新华日报》曾刊文报道“八一三战役”最后时刻日军对妇女的暴行。“上海四方协会原在闵行镇设有伤兵医院一所，自我军退出苏州河阵线后，即已改为难民收容所，其中住有良家妇女五百余名，系由敌宪兵驻所保护，迨至(1938年)一月二十八日，忽有大批敌兵开到该镇，当将该所妇女一一奸污，敌宪兵目睹暴行，无可如何。”L811938年的《新华日报》,还刊有《敌军在沪**兽行》一文，指出北站附近的路局大楼，居然也成了日军的慰安所，受害人数达千人：“顷有自上海来人称，敌自侵占上海后，将京沪路局新建之五层大厦内部，加以修葺，改为千余小房间，每一房间内只有草席垫地，将市外途中及夜间截抢之妇女千人，置于其内，强令剥去中国衣服**，只准着日本女和服一件，每日规定四小时为**时间，至时并用抽签式任敌军泄欲。妇女肩上均刺有号码，另有一大房间，预备妇女甚多，以作**之递补，敌虽多方防止此等妇女自杀，然伊等痛苦与耻辱多不能忍受，故撞壁而死者，日必数人，敌之此种集中秘密**我国妇女，外间鲜有知者。”

跟随战事的推进而匆忙建立起来的慰安所，有的甚至连名称也没有。日本战犯秋田松吉供认：自1940年2月至1941年5月，日军第43大队第3中队山东省章丘县南曹范分遣队长山根信次伍长以下15名在南曹范盘踞期间，我任该队一等兵步哨。山根伍长通过伪村公所强制带来5名中国妇女作“慰安妇”。我们15人对该5名中国妇女进行了一年零五个月时间的**污。[101二日军直营慰安所与日本政府的责任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军的慰安所有军队直营、日本民间人经营、朝鲜半岛人经营以及中国人经营等各种类型，而日军直营的慰安所可以说是最能体现“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国家控制的军事性奴隶制度的特征与性质。

1.日军直营慰安所的出现

1932年1月28日，日本发动淞沪战役，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大大超乎日军的预期，他们不断增兵，因此到3月时，在沪日军已达3万多人。在沪日军的违纪强奸事件不断增多。上海派遣军高级参谋冈部直三郎在3月14日的日记中记载：“这时，传来士兵们千方百计搜索女人、道德败坏的各种传闻，为了解决士兵的性问题，就着手积极建立这种设施。” 为制止军纪败坏和性病泛滥，稳定军心，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决定从日本关西征调第一个陆军“慰安妇

团”[121,并在吴淞、宝山、庙行和真如等战斗前线建起为日军官兵提供性服务的慰安所。这些慰安所是我们目前见之于史料中日军军直营慰安所设置的最早记载，可以说，这一次的行动成为后来日本战时军事性奴隶制——“慰安妇”制度的重要尝试和样本。这一过程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是日本陆军首先有组织地发起和直接参与了军事“慰安妇”制度建立的行动。[13]

2.军直营慰安所的扩大：1937年

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军进一步扩大军直营慰安所的行动范围，史料所见这一时期在上海、湖州、南京等地的军直营慰安所，也是在日本华中方面军、上海派遣军中枢机构直接指挥下进行的。当时的华中方面军总司令是松井石根，参谋长是壕田攻。这项命令的下达，时间至迟在1937年12月11日。日本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在该日的日记里写道：“从(华中)方面军那里收到关于建立慰安设施的文件。”L141由此可知，在占领南京前，华中方面军就已向上海派遣军下达设立慰安所的命令。另外，在上海金山卫登陆的第10军后来也收到了同样的命令。该军参谋寺田雅雄中佐在湖州指挥宪兵队秘密征集当地女性，并于12月18日设立了日军慰安所。151目前还没有更详细的资料披露这个湖州慰安所的实态，很有可能是日军宪兵队强征当地女性建立的军队直营慰安所。为了保证在上海地区尽快开设日军慰安所，上海派遣军参谋部要求该参谋部第二课长长勇中佐专门负责此事。12月19日，饭沼守写道：“委托长中佐迅速开设‘女郎屋’。”[161同月28日他又记载，“日本军的违法行为愈演愈烈，由第二课召集各部队负责人，传达参谋长的训诫令”171。上海的日军军直营慰安所系统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迅速建立起来。根据我们20年的调查，日军直营的有万安路陆军慰安所、第一师团丰田纺织厂慰安所、峨眉路400号海军下士集会所、虹口行乐所、千田部队慰安所、浦东旗昌栈陆军慰安所、崇明庙镇日军据点慰安所等。[181

至于南京日军慰安所的筹建，1937年12月28日，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上村利道记录有：“由于军队不法行为越来越多……审议第二课关于南京慰安所开设问题的提案。”191于是一批慰安所迅速出现于南京。1938年2月，日军华中派遣宪兵队司令官大木繁向华中方面军参谋部报告，南京已有141名“慰安妇”,1名“慰安妇”应对的士兵数为178名。[201

3.军直营慰安所系统的最高领导机构：日本陆军省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一份有关军直营慰安所与日军军方、日本政府有直接关联的非常重要的文件。1938年3月4日，日本大本营给华北方面军、华中方面军参谋长发送[陆支密745号]秘密文件，内容就是募集“慰安妇”、建立慰安所。规定“慰安妇”的征募工作一律由派遣军一级进行“统制”,各军要选派合适的专门人选来担任此事，征募女性时要与当地警宪取得联络。121这一文件得到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的批准。这一正式文件明白无误地揭示了除军方之外，政府的警宪系统也加入“慰安妇”制度的建立与实施中，也集中体现了日本陆军省作为政府军事最高领导机构在推行军事“慰安妇”制度中的领导者角色。1940年9月19日，陆军省颁发给各部队的教育参考资料《从中国事变的经验来看振作军纪的对策》,针对日军出现的“掠夺、强奸、放火、杀戮俘虏等”行为，认为“性的慰安所给予事变精神的影响非常大”,所以要求“对慰安设施有周到的考虑”。1221在日本政府和军队高层看来，慰安所承担了振奋士气、维持军纪、预防强奸等多项功能。12311942年9月3日陆军省科长会议上，恩赏课长指出要在现有基础上，追加“将校军官以下的慰安设施，拟按以下规模：华北100所，华中140所，华南40所，南方100所，南海10所，库页岛10所，共400所”1241。这一记录进一步表明，日本政府、军方设立慰安所系统，完全是有计划有步骤的。

从史料中可见，陆军省而下，日军基本在军一级机构设置管理慰安所的机构或军官(岗职)。通常由参谋部、军医部、管理部共同负责慰安所事宜，也有在酒保部或兵站下面设立专门管理慰安所的机构，有的称为“某某科”,有的则直接命名为“慰安所科”“慰安妇股”。如在关东军里是由司令部参谋第三课负责慰安所事宜。驻屯上海的第7331部队，则专门设有慰安所科。1251在武汉的日军第11军兵站也设有慰安所科，由将校2人、下士官2人、士兵4人共8人组成。其职责是管理“慰安妇”、监督慰安所运营。史料记载，每逢“慰安妇”到达民营慰安所时，兵站慰安所科即协同慰安所的老板一起，查验“慰安妇”的照片、户籍抄写本、警察的许可书，及地方政府颁发的身份证明书、病历等。[26]

4.史料与调查：建立在中国各地的军直营慰安所

日军在占领中国各地过程中，设立了不少由军队管理的慰安所。有一例对军直营慰安所描述得很详尽的日本兵的回忆，这是来自京都16师团福知山20联队的老兵(76岁)的证言，他明确回忆，慰安所是在军队指挥下经营的，“慰安妇”有日本人和朝鲜人，一个所里有15人左右。从白天到下午4时，一般是士兵进入的时间。从下午4时到晚上8时，是下士官(伍长、军曹和曹长)进入的时间。8时以后则是军官进入的时间。军官如果没有钱的话，干完了事就回去，有钱的军官则可以留宿。士兵们去慰安所时，都是带着安全套去的。支付的是满洲银行、朝鲜银行或日本银行的钱。1941年2月，在开封的

日军第84野战队士兵户村英雄写道：“军队管理下的P屋(即慰安所)大约有五十间的房屋，此处居住的女人们……对象大都是将校和下士官。也有些将校军官和这些‘战时妻子’保持着临时的无责任义务的关系。”[28]

再如，原日第15师团67联队联队长铃木启久供认，按照日军的“惯例”,他下令在联队盘踞的5个地方(丰润、沙河镇及另外3个地方)建立了慰安所，并抓来60名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在武汉西侧的葛店，日军独立山炮第3联队1939年11月设立了第一、二慰安所，又在华容镇设立第三、第四慰安所。第117师团少尉三田和夫回忆，该部驻扎在河南的考城县(今属兰考县)时，部队设有规模很大的慰安所。各部队由上级指定日期到慰安所去。他回忆说：“士兵们也不再那么贪婪了。他们感到随时可以解决问题。”[31在上海，一位年长的市民回忆，他幼时住在杭州路、眉州路，“八一三”事变以后，日军占领这一带作为军营，最初驻扎的是千田部队，在现在的跃龙化工厂门口的位置，挂有木牌，上面写着“千田部队慰安所”,后来深谷部队入住于此，于是，木牌又换成了“深谷部队慰安所”。在江南的湖州，有日军兵站设立慰安所的档案记载。1941年10月16日，在黑河的日本兵武田武二郎在信中写道：“北满黑河市街北方四里的山神府兵舍的川村、井上、绵引各位，心情愉快地畅想着回后方的日子。然在一望无际的旷野上，连村子也没有，只有各兵科的兵舍孤零零地显示着国威。唯一能看到的是利用陆军兵舍一角开设的东西向的慰安所。所谓的慰安所既像一寸见方的小剧场，也像储物的小屋，很难描述具体的模样。但这里却是生活在此兵舍的士兵非常重要的消遣解闷的地方。”34一个在孙吴的电信部队服役的老兵回忆，他们部队也有慰安所，并拥有20名左右的“慰安妇”。1942年4月到1945年3月担任日第59师团高级参谋的广濑三郎，曾积极参与建立慰安所。1944年4月上旬，日第12军发动“河南作战”时，军司令部的副官传达命令，由广濑接三郎手负责监督军用后方设施中的“军人会馆”“星俱乐部”“樱花饭店”等设施的经营业务。6月，第12军司令部又传来命令，要求广濑三郎把“慰安妇”送到前线去。广濑三郎也曾把30余名朝鲜“慰安妇”送到河南郑州的前线去。[在战火中建立的军直营慰安所，有种种战时形态，比如，大量的慰安所在建立时依靠掳掠或强制征用当地妇女建成，如前文提到的1938年上海北四川路虹口大旅社和“行乐所”。

跟随战事的推进而匆忙建立起来的慰安所，有的甚至连名称也没有。在山西盂县、武乡等地，日军在与八路军对峙的艰苦环境中，时常将抓到的农村妇女控制在炮楼里，那里就成了“合法的强奸中心”。经过长期的调查所知，当地愿意站出来指证日军新奴隶制暴行的受害者至少有50人。在海南许多地方，日军也是任意将女性抓入军队据点作为性奴隶使用。如在澄迈，“一发现稍有姿色的女青年都抓到军部里充当‘慰安妇’,专供其玩乐。日军每个中队都设有一所‘慰安所’。驻金江中队‘慰安所’,设在今江乐善堂旁边陈国宗的家里，全所有‘慰安妇’30余人；陈国宗一家被驱逐到别家居住，楼上楼下几百平方米全部供‘慰安妇’居住，四周用铁丝网团团围住，并设专人管理，关在里面的‘慰安妇’是无法逃跑的，外人也无法进去；驻石浮中队的‘慰安所’设在石浮岭的军部里。全所有‘慰安妇’20余人。也是用铁丝网围住，派专人看守和管理”[371。强制征用和随意抓捕中国女性作为日军的性奴隶使用，在中国的日军占领区，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三世界各国与日本政府的态度

早在1996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就专门就“慰安妇”问题进行独立调查，并发表了报告。是年4月1日，联合国法律专家库马拉斯瓦米(Radhika Coomaraswamy)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交了《关于战时军事性奴隶》的报告。报告认定，日本政府需要负起相关责任，并建

议日本政府：(1)应当对违背国际法设立慰安所的行为负法律责任；

(2)应当对被作为性奴隶受害的每个人予以赔偿；(3)应当公布一切有关资料； (4)正式向被害者谢罪； (5)在教科书中正确反映这

一历史事实；(6)对于战争犯罪进行惩罚。

就在报告公布后不久，同年6月17日的美国《时代》周刊登载了一篇名为《慰安妇：日本卸不掉的历史包袱》的相关报道。文章首次向西方读者揭示了“慰安妇”事件的真相，对“慰安妇”的悲惨遭遇表示了强烈的同情，还批评日本政府在“慰安妇”等历史问题上的顽固立场。[391

在东京审判中，以“慰安妇”问题为代表的针对妇女的战时性别暴力并没有作为单独的战争罪被提及。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日军“慰安妇”问题作为一种蓄意的国家政策越来越被看作一种人权问题。正如1993年《维也纳人权宣言》所指出的：“妇女和女孩的人权是普世人权不可剥夺、不可缺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40]

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日本侵略亚洲战争历史遗留问题的“慰安妇”问题，已经被看作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国际性人权问题。在各个国际人权团体和媒体的长期不懈的广泛宣传和游说下，“慰安妇”问题的真相已经为国际社会所普遍认知，国际社会要求彻底解决“慰安妇”问题的呼声也越来越高。2007年美国众议院有关“慰安妇”问题的议案就是这一国际运动的一大成果。

2007年1月31日，来自加州的民主党日裔众议员麦克·本田联合其他6名众议员重新在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提出“H.Res.121”决议，敦促日本政府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慰安妇”问题应该“以一种清晰地、毫不含糊的方式正式予以承认、道歉，并承担历史责任。日本首相也应该以官方身份予以公开道歉”41。是年7月30日美国众议院一致通过“慰安妇”决定。在此前后，加拿大、欧盟、韩国和菲律宾等议会(国会)也通过要求日本政府承认历史、承担责任的有关“慰安妇”决定。

然而遗憾的是，面对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吁，日本政府却采取了“鸵鸟政策”,闭目塞听。

1993年8月4日，时任日本政府内阁官房长官的河野洋平代表日本政府发表了有关“慰安妇”问题的调查结果，即“河野谈话”。河野表示要通过历史教育，让人们永远记住“慰安妇”这些事。他承认，日军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慰安所设置、管理以及运送“慰安妇”,“慰安妇”的“募集、移送和管理都是在有违本人意志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是一个在当时军队的参与下，给很多女性的名誉和尊严带来严重伤害的问题，并表示要“从内心加以谢罪和反省”。[421

对“河野谈话”,日本方面的解读是这样的，即日本政府承认“慰安妇”和慰安所是存在的，但是日本政府和军方并没有直接从东京(中央)下令强制招募“慰安妇”,而是分布在日本占领区的日军要求私人交易商设立这样的慰安场所。也因此，日本接受“慰安妇”历史的“道德责任”(moral responsibility),并对此表示遗憾，但不接受赔偿(慰安妇)的“法律责任”(legal responsibility)。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日本政府始终拒绝向仍幸存的受害妇女做出正式道歉、赔偿，并否认它应负的法律责任。其理由在于：第一，最新国际法的发展和进步不能追溯适用。第二，奴役不能准确描述慰

安所的体制，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适用的国际法，禁止奴役尚不构

成习惯性规范。第三，根据1907年第4号《海牙条约》或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生效的国际法可以援用的习惯规范，武装冲突中的强奸行为并不在禁止之列。第四，战争法规只适用于日军针对交战国国民的行为，而不能涵盖日军针对日本和朝鲜国民的行为，因为朝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日本的属地。第五，关于赔偿问题，日本政府认为战后所缔结的双边条约已予解决；“慰安妇”等个人的赔偿要求已经涵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签订的和平条约或国际协议之中了。第六，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涉及“慰安妇”的所有民事或刑事案件现在已经超过了20年的追诉时限。[431

四“慰安妇”资料申遗的进展与可能

2016年5月31日，中国、韩国、日本等向教科文组织联合申请世界记忆名录，主题为“慰安妇的声音”。本次申遗的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以8个国家地区为主，涵盖11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料。有中国、韩国、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东帝汶、荷兰、英国、澳大利亚、美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共11个国家和地区的民间团体或机构一起申遗。

其次，申遗资料丰富。申遗内容包括档案、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民间团体对“慰安妇”的调查以及各类“慰安妇”索赔材料，共计2744件。文献档案以外，还有“慰安妇”调查的记录和口述，起诉资料，还有照片、录像等，不仅是幸存者的口述史，还包括她们的抗争史，这些早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是活着的历史，值得被我们永远铭记。其中一个重要案例就是韩国“慰安妇”受害者从1992年起，每周三都会前往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前集会抗议，24年来几乎从未间断。这种抗争史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值得被人铭记。

再次，民间团体为申遗主体。与2014年我国官方以“慰安妇”档案和南京大屠杀资料申遗不同，本次申遗的主体是民间团体，我国以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为主，加上北京方元律师事务所。档案馆提供档案，同意并委托苏智良将其作为申遗材料。另一原因，是韩国政府与日本政府与2015年12月28日达成解决“慰安妇”问题的协议，尽管至今还未公布协议文本，但韩国政府不再与韩国民间团体合作申遗。

最后，日本的友好人士对“慰安妇”资料申遗有着很大的贡献。因为得益于更容易获取第一手材料，他们是较早从事“慰安妇”问题研究、调查的群体。他们和我们在“慰安妇”问题的定性上保持一致，即““慰安妇’是日本政府和军队制定的军事性奴隶制度”。[441

日韩两国在2015年12月28日达成了所谓“不可逆”地解决“慰安妇”问题的协议。如果日本政府真的期待“不可逆”地解决这一问题，就不应该再次**裸地反对“慰安妇”资料申遗，而应该静观其成，以此向世人表明日本已有所长进。[451

历史学应关注人类暴行，“慰安妇”问题的研究和申遗，其目的是拒绝遗忘，将这些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和资料永久留存，以推进人类对“慰安妇”制度的反省、思考与批判，同时保护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的名誉和尊严，防止歪曲历史。公正记录和评价日本的侵略历史，有助于避免悲剧的重演。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