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栋梁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明治维新以来一路高歌的日本为了实现称霸东亚的皇国梦，内政治理方针和对外战略选择急剧“转向”,结果导致“大日本帝国”崩溃，其惨痛教训留给人类的警示，不可不察。
一“转向”史的确认
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发展进入全盛期，在弱肉强食的时代音符中，西方列强已将世界分割殆尽，中国、朝鲜和日本所处的东亚，成为西方殖民者觊觎的最后一块蛋糕。然而，与走向亡国的朝鲜和长期在列强欺凌下挣扎的中国相反，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实现近代第一次社会转型，成为世界东方唯一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且“发展最快”的国家。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不仅摆脱了殖民危机，维持了国家独立，而且已经加入列强俱乐部，并在列强重新瓜分殖民地的争夺中异军突起，上升为综合国力世界前五、军事力量世界前三的所谓“一流”帝国主义强国。
以明治维新为标志的近代转型，并不意味日本“近代社会转型”的终结，国力的增强也不意味其社会内外矛盾的缓解和消弭。历史发展
的进程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重新站在了国家发展向何处去的十字路口，出现了可称为近代以来第二次社会转型的契机。各种思想和力量殊死博弈的结果是，军部法西斯势力掌握了国家主导权，并在国家民族利益至上的名义下，以“昭和维新”“国家改造”为口号，倒行逆施地推进“国家转向”,对内实行高度专制统治，对外疯狂侵略扩张，直至战败投降，“大日本帝国”灭亡。
二“转向”的演进路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转向”可以划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18—1930年。此间日本兴起大正民主运动，内政方面政党政治确立并进入“黄金期”,外交方面以“协调主义”为基调，表面看一度呈现向英美式民主体制转变的征兆，然而实际上危机四伏，连续发生的经济危机和关东大地震加剧了社会动**，社会底层的不满已进入临界点。
第二阶段，1930—1936年。以1930年11月滨口雄幸首相遇刺、1932年犬养毅首相被杀、1935年“国体明征”事件、1936年“二·二六”事件为标志，民间右翼和军队基层官兵自下而上地发起法西斯运动，思想界围绕内治上的民主与专制、外交上的“协调”与强硬等原则和方向性问题展开的博弈进入白热化阶段，在此过程中，民主势力严重受挫，法西斯势力则逐渐占据上风。
第三阶段，1936—1945年。以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为转折点，军部法西斯势力通过镇压自下而上、无组织的法西斯运动而完全掌控国家政治后，与“革新官僚”和财阀结成铁三角关系，自上而下、有组织地全面推进国家转向的法西斯运动，强力推行了对内高度专制统治，对外大规模侵略扩张的国策。
三“转向”的社会机理
研究、后日本的“转向”问题，以下内容值得重点探讨。
第一，关于“转向”的动因。需要从经济状况、政治生态、社会结构、思想动态及国际关系演变等不同层面入手，实证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空前发展的日本为何会出现国内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和对外关系空前紧张，进而发现导致其“国家转向”的社会病理。
第二，关于“转向”的动力。需要阐明“转向”的核心理念及主要思想是什么,又何以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左右着“转向”的社会力量是怎样形成和集结的，又何以牵引了社会的前行。
第三，关于“转向”的路径。需要阐明军部法西斯势力通过何种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的手段、方式和策略，蒙蔽、**或强制地绑架了民众，进而在解构明治体制的同时建构了高度专制的法西斯体制，并在内政治理和外交战略的选择上全面“转向”。
四“转向”研究的理论价值
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转向”问题，以下理论性课题值得深入探讨。
第一，从世界史的角度看，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存在不同的方式和类型，其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个持续深化的演进过程。同时，社会转型未必一定是正向的直线发展，逆向的转型亦非鲜见。后日本“转向”所提供的便是“转型失败”的反面案例。这一案例与正向转型的成功案例一样，对人类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社会经济发展到明治以来最高点的日本，没有出现社会稳定、对外关系“和谐”的局面，而是内外矛盾空前激化，出现了需要“转向”的客观要求，这一历史现象是偶然还是必然，需要在理论上作出科学的解释。
第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是否存在国家发展方向和路径选择的多种可能性，为什么法西斯专制及其强制推行的内外政策成为其最终选择。
第四，“国体”(皇国体制)和“国益”(国家利益，亦即民族利益)作为日本法西斯势力控制舆论、**和绑架民众的利器，是如何使用并生效的。从日本的案例中，是否可能对传统与近代(现代)、阶级与民族的关系问题作出新的理论诠释。
第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转向”的研究中，将社会心理学等理论方法引入历史研究，解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内外决策过程中社会心理因素的作用，似有很大的学术拓展空间。
第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转向”(转型)失败案例的研究，有助于通过辨明日本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惨痛教训，厘清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使自我和他者认知更加客观，行动选择更为理性；有助于把握战前日本与战后日本的“连续”与“中断”,深层次认识当代日本政治与社会，从而科学制定对日战略，妥善处理对日关系；有助于从日本的教训中获得治国兴邦的启示，知己知彼，使我中华长期立于不败之地。(作者为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