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兵

一引言

在17世纪以前的东亚世界，中日之间无论是亲密合作也好，还是处于因“倭乱”“海禁”而致的“政冷经热”状态也罢，至少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尚未完全中断，甚至中国的“唐船”在日本长崎的对外贸易中还一直居于首位，中国也自始至终是日本最大贸易伙伴。然而，自1601年始，作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的中国的地位却逐渐被越南山所取代。按照岩生成一的研究，自1604年至1635年，江户幕府曾颁发朱印状150人，对外派遣过356艘商船，其中有130艘直接驶往安南、交趾进行贸易l21。相互之间甚少联系的日本和越南突然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骤然接近甚至热络起来。考诸前近代东亚区域国际关系史可知，日越双方关系的突飞猛进便显得极为突兀。那么,这一“突变”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又何以会发生?德川幕府这一由“北”向“南”的外交路径转变，又折射出了东亚区域关系怎样的一种变化情势与发展趋势?显然，这与1592年发生在东北亚中·朝·日之间的“壬辰倭乱”所激发的东亚变局关联甚深。

20世纪中叶，以岩生成一为代表的日本学者在探讨日越关系相关问题时，其焦点主要集中于朱印船时代的日本与越南及其与东南亚的商贸活动，以及日本在东南亚因商贸关系而形成的大量日本人聚居而形成的“日本人町”问题，做了相当不俗的研究131。新近，菊池诚一从考古学的视角将越南会安的“日本人町”研究深入推进，不仅亲自主持考察越南会安的日本人町考古，而且还负责修复现在“日本人町”的遗留文物与历史景观14。菊池对越南会安地区日本人町的考古学研究与田野调查，可以说是目前日越关系研究方面最具说服力的一项实践性研究。

由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率先在东亚世界“西化”进而成为亚洲最早的现代化强国，与其适成对比则是其他亚洲诸国渐次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故而此时的日本也就成为中、朝、越“救亡图存”的学习对象。在此背景之下，越南学界最早从历史上寻踪日越关系兴起原点与发展历程的当属那些赴日本寻求“变法之道”的“东游运动”的文人志士。1921年，曾有过日本游学经历的广南学者黎余TapChí)上最(lê Du')在其所编辑的《南风杂志》(Nam Phong

先介绍了江户日本和广南、顺化阮氏之间外交文书收录情况。2001年任教于加拿大埃尔伯塔大学的越裔学者永骋(V?nh sinh)用越南语在其母国出版了《日越文化交流》一书，侧重点主要集中在近代越南“东游运动”中游学日本的启蒙学者和革命志士151;2003年阮文金出版的《日本与亚洲：新历史联系与社会经济转变》一书，以日本为中心广泛论及了日本与东北亚的中国、朝鲜的关系，日本与越南、菲律宾的关系，甚至还涉及了近现代以降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等诸多问题，由于涉及问题太多，故难免就显得宏阔而凌乱16l。最近，潘青海(Phan Thanh H?i)对日本外交文书《异国日记》《外藩通书》中收录的日越关系的史料作了介绍[Z1。

针对该问题，西方学界主要围绕15世纪以来葡萄牙、荷兰、西班牙等西方国家在东亚海域进行的商贸活动而展开论述，较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是澳大利亚学者安东里·瑞德的巨著《东南亚的贸易时代：

1450—1680》8I和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吉普鲁的《亚洲的地中海：13—21世纪中国、日本、东南亚商埠与贸易圈》19l。前者虽侧重于东南亚区域的商贸问题，但对东南亚各个国家与区域的风俗、宗教、农业、经贸关系均有详细论及；后者借鉴法国年鉴学派布罗代尔对地中海研究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依据东南亚区域的商贸关系径直将该区域称为“亚洲的地中海”。就具体的日越关系而论，李塔娜(Li Tana)对越南阮氏时期一项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具体申述了17世纪至18世纪以会安为中心所形成的东亚商贸网络中的日越经贸关系L101;近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黄英俊(Hoang anh tuan)运用全球史的理论和方法，以17世纪以来的越南、荷兰、日本之间的商贸关系(丝与白银)为中心，试图构建前近代东西方之间所形成的“世界史”图景的努力。

综上所述，无论是日本学界，还是越南学界，抑或是西方学界诸多颇富启发性的研究著述，从其研究的时段来看，主要是侧重于17世纪中叶以来的经贸关系、焦点也主要集中在具体的生丝、白银、铸币、沉香(奇楠香)等商品交易的数量统计与盈利税收，由荷兰东印度参与所形成“长崎—会安—马尼拉”之早期“东西”交流的“全球史”模式等方面。但就其具体的一些问题而言，由于该问题本身的复杂，其中也尚还存在不少可进一步探赜索隐的地方，比如16世纪末17世纪初日越关系的兴起与该历史时段“明清鼎革”及事关中、朝、日三国之间的“壬辰倭乱”之间有何关联?于九州博物馆新发现的1591年安南国副都堂福义候阮氏致日本国王的外交文书能否将学界所定形的日越之间外交文书的起点由1601年进一步往前追溯? 《外蕃通书》和《异国日记》均没有辑录而由日本儒者藤原惺窝所撰写的《致安南国书》和《舟中规约》121反映了怎样的一种东亚实情与日越商贸理念?本文试对其相关遗留问题略加研讨，希祈方家指正。

二壬辰倭乱与江户幕府的外交困境

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考察东亚区域国际情势，至少有这样几大特点引人注目： (1)中国明朝衰落，国内民变、地方起义汹涌澎湃；北方女真部落崛起，满族建立清朝政权，既而出现了明清易代这么一个混乱时期。 (2)日本方面，丰臣秀吉(1537—1598)侵朝兵变之后，德川家康(1543—1616)统一了全国，幕府政权刚刚建立，对内需要巩固封建政权，对外需要开拓海外贸易市场，以解决国内物资匮乏之弊。 (3)朝鲜的李朝政权在静观明清鼎革之变的同时，还时时刻刻警惕着东面的日本或许有再次侵朝的军事动向。 (4)处于黎朝晚期的越南，南北分裂，对峙而立，北部有郑氏统治，南方阮氏君临。

由于前近代的东亚，中国始终居于华夷秩序的中心，尤其对东亚诸国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贸上，抑或是文化和武备上，均有明显的优势。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试图打破明王朝对朝鲜半岛的支配能力，但最终失利，使日本遭到了明朝和朝鲜的封锁。

对丰臣秀吉的侵朝， 《明史·日本传》有这样的评论：“秀吉死，诸倭扬帆尽归，朝鲜患已平。然自关白侵东国，前后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国与朝鲜迄无胜算。至关白死，兵祸始休，诸倭亦皆退守岛巢。”不少史家更以极精微的数字统计和赡详的史实考证论述过该事件给中日朝三国带来的巨大灾难和影响。由于前近代的东亚世界，中国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而丰臣秀吉的侵朝事件，使得明朝斩断了中日间的官方往来联系继而与朝鲜一起对日本进行政经封锁，欲陷日本于孤立之境[131。新成立的德川幕府政权所面临的外交处境，主要表现在这样三个方面。

1.遭到了明朝的政治孤立和经封锁

壬辰、丁酉之役，明军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援助高丽前后七载，费币千百万，失士卒无算”141,损失难可估量。鉴于此，明神宗一改洪武所定日本为“十五不征国”之策，将日本归入“元恶”一类，发平倭诏以告天下，诏曰：“海滋山陬，皆我赤子，苟非元恶，普欲包荒”,“倭虽遁归，族类尚在，生心再呈，亦未可知”。151出于对日本的警惕和戒备，明朝对日本采取“禁”“防”之策，颁布禁令，严格限制对日经贸往来。福建巡抚陈子贞《海防条议》奏议：“近奸民以贩日本之利倍于吕宋，夤缘所在官司，擅给票引，任意开洋。高桅巨舶络绎倭国。”神宗遽尔下令，“清查山引，严禁压冬……各治以通番引寇之罪”[161。万历四十年(1612)又进一步重申了通倭禁令，并且予以增益，尤为明显的章程是：“凡沿海军民私往倭国贸易……为首者比照谋叛己行律斩，仍枭首，为从者俱发烟瘴地面充军。”L17l而且还规定去日本者以及同伴等都会受到分首、从、辟、遣、徒、杖等严厉处罚，为此明神宗还特地下令：“新定条例与旧例并行，永为遵守，仍著抚，按官刊榜晓谕。犯者，以例重处，不得纵容。”[18J

2.面临明朝的军事威慑

与此同时，明朝政府为防日本再肆侵扰，同时，亦为了震慑日本，在辽东半岛，设复州参将、金州守备；又以金、复、海、盖本营陆兵哨守海口，调山东登州水军驻扎旅顺，后又在黄骨岛上设水军，加强旅顺至鸭绿江口的沿海防御。191不唯如此，明政府还力促朝鲜积极通报日本事宜和活动动向，要求朝鲜将日本大小动向要通报辽东都指挥所。1601年辽东都司指挥使王汲至朝，指陈：“自倭变以来，御倭兵权皆在抚、镇两衙门，前此则未知圣谕故不为咨会矣。今后大小事先报于本衙门，使之转奏行可也。且抚、镇委俺前来，非徒详探倭情，亦令来观贵国军马钱粮城池器械可以御敌与否，幸须详细开录书何如?”宣祖表示：“当从后书送矣。”l201还愈加叮嘱朝鲜：“无论有无警息，每二月一报镇江游击衙门，如有重大情形，不时马上驰闻。”211605年明朝将官单游击在朝鲜釜山会见日本使者橘智正时，正告他，“传于家康，务要专心学好，不可阳与朝鲜将和，阴怀异图”,并威胁道：“我天朝登莱、旅顺，朝鲜平壤、义州，分布水路兵卒百十余万，又委官督送异样火器，以待你国动静。”[22]

3.受到了中朝就侵朝战争罪责的拷问

在丰臣秀吉横卧病榻行将殁去之时，明朝的质责文书已至。1595年(明朝万历二十三年，日本文禄四年)小西行长接到了明朝政府发来的“十二问”质询状：“一、问朝鲜是天朝恭顺属国，尔关白上年何故侵犯?二、问朝鲜告急，天兵(指明朝军队——引者注)救援，只令归顺，如何抗拒?有平壤、开城、碧蹄之战……”[231稍后，朝鲜亦发来了与此相类似的文书：“罗济以来，虽有边徼偶发之患，是不过岛屿间寇掠之徒耳，其有倾国兴兵、无故侵暴如壬辰、丁酉之甚者乎。孤寡抱怨，神人共愤，足下论此，其不慷于心乎。”1241李朝这般忿懑表达和严词责问频频发之日本，并且还将中国连带地进行拷问：“日本待天使(指明使沈惟敬——引者注)无礼，反肆桀逆，册使甫旋，众军继后，足下首谋指挥倭将袭我舟师……”1251朝鲜如是的咨质问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时出现，其怨愤之心与仇雠之意显得益为决绝。德川家康甫立政权，还未曾完全结束国内纷争之时，1607年(明万历三十五年、日本庆长十二年)朝鲜国王宣祖李昭就又致文书，复陈对日之国仇家恨：“壬辰之变，无故动兵，构祸极惨，而及先王之丘墓。敝邦君臣，痛心切骨，义不与贵国共戴一天。”126诸般责问，令日本无力应答。

明朝取消经贸往来，严禁海防，既而军事威慑，同时附以战争罪责的道义质问和非难，使得还未稳固全国的德川政权遽尔陷入外交困境。岛津义久就曾向琉球国王坦言：“中华与日本不通商舶者，三十余年于今矣。”I271由此窥之，明朝的外交封锁对日本幕府的影响诚不可谓小。故而，如何突破以明为主导的政经封锁和外交孤立以及寻求自身政权的合法性进而重新确立日本在东亚世界的国际地位，对德川幕府而言，确乎是一个无法绕行的、首要而又急迫性的课题。在此情况下，德川幕府的外交由“东北亚”转向“东南亚”的越南已为必然。

三日越关系之发轫

在近代以前，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体系，一直作为东亚世界的国际关系法则为中日韩越各国所遵奉。由于日本和越南都臣属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再加上东海、南海的天然地理阻隔，至少在16世纪以前，日本和越南几乎是没有什么联系的，更遑论经贸往来了。而日本对越南国的主要认知，也泰半经中国而流传入日本的越南香料获得一些片只性的了解。越南曾名安南，日本古代史书中对其几乎没有什么记载，现今研究者对日越关系史的起源追溯，也只能从那些早期去中国而漂流目的地的模糊记载中作出一些推测，认为日本人早在七八世纪就到过越南。有学者在追溯与越南关系的最早起源时，基于中国史籍《旧唐书》《新唐书》所载唐天宝十二载阿倍仲麻吕被任命为安南都护这一事实1281,有意认为日越关系的早在在奈良时代就已发轫。然而，地理方位上的不明和地名的古今相异，使得那些臆测皆缺乏有力的文献证明而疑点重重。最主要的史实是，当时的安南尚未完全从中国独立出来，不过是作为唐代中国的一个地方政权而存在。当然，日本诗词文献和史料中常出现的诸香料确实也可能对日本人的越南了解作出某种推论。沉香、伽罗、兰香是越南特产的香木料，公元756年逝去的圣武天皇的遗物中曾发现过这些香料。尽管香料遗留只是出现在王公贵族中，不过这些至少可以表明日本通过中国的一些舶来品应该对越南还是有所感觉的。

织丰时代，既是东亚区域关系大变革的时代，也是因造船技术提升而开眼看世界的大海航时代。中国正值明清鼎革、改朝换代，朝鲜遭受丰臣秀吉之侵而国内混乱，日本也刚刚结束内战和从对朝侵略中退回，以葡萄牙人为首的传教士和铁炮在此时也到了日本；明朝和日本之间堪合贸易因也受东亚当世之时局所扰，经贸规模和频率也急剧锐减。为了扩大贸易，江户幕府是给东亚各国赠送外交文书，以求通商往来，包括信州(今漳州)、高砂(今台湾)、柬埔寨、吕宋(今菲律宾)、交趾(今越南河内)和安南(今越南)等地。这种贸易史称堪合贸易，双方以互相赠送的朱印状作为贸易通商凭证而进行进出口买卖。从庆长六年(1601)到宽永十一年(1634),从长崎到越南的渡航数达130次，占到了日本海外总渡航数的37%l291。伴随着日越贸易额的增长，日越两国间的贸易关系以及围绕此展开的一些双边关系问题，成为一个日越双方都不得不直面的重要课题。

基本上目前所有的研究都依据辑录江户日本外交文书的《异国日记》《外蕃通书》所载的日越之间的商贸文书而将日越关系的起点定为庆长六年301。不过，新近由九州博物馆所藏的一份1591年(越南光兴十四年、日本天正十九年)安南国副都堂阮氏所写给日本国的外交文书的展出，无疑将日越关系的起点向前推移不少。该份文书最早是在2013年4月16日至6月9日九州博物馆为纪念日越建交40周年以“大越展”(大ベ卜十么展)为题特别展出的，其内容如下：

日本国国王陛下。窃问，信者国之宝，诚所当修。前年见陈梁山就本国，谓国王意好雄象。有象壹双，已付陈梁山将回国王，其槽小不能载。有好香式株、雨油盖壹柄、象牙壹件、好行式。寄与国王，以修好信。明年隆严又到本国，谓陈梁山并财务未见。兹有雨油盖老柄，再寄与国王为信。国王如好本国奇物，仍遣隆严、将好刃式柄、好甲衣壹领，就与阮。得买奇物寄回国王，以通两国往来交信之义。兹书。

光兴十四年润三月二十一日 书押

该份文书，落款书押采用越南光兴年号，光兴十四年是西历1591年。从书中提及的“前年见陈梁山就本国，谓国王意好雄象”和“明年隆严又到本国，谓陈梁山并财务未见”可知，在1591年之前“陈梁山”“隆严”两位应该是访问过安南国，且两位是受日本国王派遣到安南的。而1591年时候的日本，丰臣秀吉正“磨刀霍霍”为侵略朝鲜做军事准备工作。这份文书是否送至丰臣秀吉手中，尚难断言。若作一大胆的推测，笔者以为该份文书并没有送达秀吉手中。如果送达秀吉，应该在《异国日记》《外蕃通书》 《鹿苑日录》 《长崎实录》等史料中会留有记载。但是检索这些史料，并没有发现。

《外蕃通书》所收藏的最早的一份文书是“安南国瑞国公”写给德川家康的。兹抄录如下：

安南国天下统兵部都大元帅瑞国公，兹屡属家康公贵意。前差白滨显贵发船往返，通商结好，又蒙赐文翰，乃前任都堂往复。今我新任都统元帅，欲依前事两国交通。不幸至旧年四月间，显贵船舶在顺化处海门被风**，船破无所依侍。顺化大都堂官，不识显贵良商，与船众争气，不意都堂官事误身。故诸将帅兴兵报怨，且日日要杀死显贵。我在东京闻此消息，爱惜难胜。于上年我奉命天朝，复临巨镇，见显贵尚在我国。我本欲发船许回，奈天时未顺延至今日。幸见贵国商船复到。显贵晴晓事由，我无不悦。爱谨具菲仪，聊表微意，庶容少纳外，专书一封，烦为传上位示下予。显贵返国，以结兄弟之邦、以交天地之仪。诚如是则助以军器，生盐漆并器械，以充国用。我感德无涯，异日容报至祝。兹书。

弘定二年五月初五日 书押

该份文书是落款是“弘定二年”,即日本庆长二年、西历1601年。自称“安南国天下统兵部都大元帅瑞国公”者，指的是广南阮潢。文书内容，甚为明了。值得注意的是提及了日本商人“显贵”,而且从文书中反映的情况来看，“显贵”与顺化地方官和“船众”发生了一些冲突。无独有偶的是，越南的《大南实录》中也出现了将其定性为“西洋国贼帅”的“显贵”其人：“乙酉二十八年(黎光兴二十八年、明万历十三年、日天正十三年、西历1585年)时，西洋国贼帅号显贵者，乘巨舟五艘泊于越海口，劫掠沿海。上命皇六子立即领战船十余艘战舰直抵海口，击破贼船二艘。显贵惊走。上大喜曰：吾儿真英杰也。厚赏之。”I331由此观之，阮潢也仅是把“西洋国贼帅”的“显贵”看成是江户幕府派遣至顺化的一位日本商人而已，或者充其量“显贵”也只是能连接两国进行商贸往来的具有“客气”性质的一个借词而已。不过，两国的商贸关系却是由此开始。

四日越商贸外交关系的理念：朱子学者藤原惺窝的观察

从1601年伊始，止于1695年，在整个17世纪的百年间，日越之间进行了广泛的贸易往来。这些商贸交易活动的组织者、参与者、发生时间、实施过程、货物种类数量，甚至其间发生的逸闻趣事都鲜有例外地被《异国日记》《外蕃通书》《通航一览》《华夷变态》《长崎实录》等史籍记录在案。除却重复收录的一些文书外，日越之间共计有56通交换文书，其中日本送往越南的共计21通，越南发致日本的共有35通(广南阮氏22通、东京郑氏13通),这些外交文书展示出了前近代东亚世界日越关系兴盛与曲折的多样风采。

在诸多对东亚及日越关系的研究中，笔者发现留存于日本近世儒学者《藤原惺窝集》中的两封致广南阮潢的文书(《致安南国书》和《舟中规约》)尚未有学者利用到。坦率一点地讲，迄今无论是对日越关系的研究还是有关藤原惺窝思想的考察中，都尚未对此文献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可以说，藤原惺窝留存于世的《致安南国书》和《舟中规约》两文，不仅是了解前近代东亚区域国际关系，特别是日越关系的重要文献，而且也是理解藤原惺窝政治思想和外交理念不可或缺的关键材料。

《致书安南国》,又称《致安南国书》。按照时间推算，藤原惺窝代素庵草就此文的时间应该是庆长九年或十年，也即西元1604或1605年。此时，正值德川幕府建立伊始，日本的海外贸易也刚刚拉开帷幕。为扩大商贸往来，幕府设回易大使司官职处理堪合贸易往来事务。对越南的贸易，由角仓了以担当。角仓氏本属近江国，后得滋贺县犬上郡为封邑而改姓吉田。应永年间(1394—1428)上洛仕于室町幕府，在京都嵯峨之地兼营土仓、酒仓，幕府以此赐姓角仓。家族五代除经营酒屋等事业外，还与明朝有贸易往来。角仓了以之时，受朱印状与安南开展起商贸活动，幕府授其回易大使司一职。角仓的一些事务常由其儿子素庵担当处理。当时，越南是后黎朝时代，国内分裂为南北两部，北部属郑氏统治，南部由阮氏君临，国内动**，乱象丛生。为了更好地展开日越之间的双边贸易往来，素庵委托藤原惺窝起草两国经贸关系函书。这也就是藤原惺窝《致安南国书》和《舟中规约》成文的时代背景。在此，不妨将这篇外交文书引录如下：

致书安南国代人

日本国oooooo致书

安南国头目黄公，比年鸽舶往还，二国之情好稍好可征矣，感佩惟深。甲辰六月，我轴人亡恙归。辱复书，添以嘉佑若干。(青具四匹，白绢大好五匹，牙扇两件，香蜡一瓶，熏香一瓶)厚意不可言也。书中所谓一止于信之一语。诚是家国治教之要矣乎。夫信者，吾人性中之固有，而感乎天地，贯乎金石，无以不通，岂啻交邻通好而已哉。虽是千里不同其风也，所以五方皆不殊，此性者也欤。由是见之，则其不同者，特衣服言语之末而已。然则千里万里虽远，衣服言语虽殊，有其不远者不殊者而存，是以所谓一信也。前使不德，望还彼此千里之间，上下其手，表里其言，而多误事情，故处之以国刑。想在贵国一如此乎。凡舟人者，命市儿贩夫之徒，而仅见小利，则忘大辱。其言多任喜怒之姿，而不足取其信。自今而后，而国之信者在书，书之信者在印，是以为证耳矣。故今附舟人以今夏之复书，贵国子细检焉。方物数事，聊寓绥好之礼。书中又言贵国者，诗书礼仪之国，而非市货会集之地，苟市货商贾之事，唯利是务，真可鄙焉。然亦通论之，则四民孰非民，八政孰非政?安民为政之外，无诗书礼仪；诗书礼仪之外，无安民为政。是亦五方固有之定性，而乃一信之所主在也。贵国之所诫者，在彼失信，而屡生不好之事而已。二国不是其信，则纵虽有小人，何至生不好之事乎?然亦不可以不诫。若生事，则二国各有刑法乎哉。

从开篇的寒暄之词中可以推测得出，素庵刚刚去越南，与被称为“黄公”的阮潢进行了贸易。而且还得到了青具、白绢、牙扇、香蜡和熏香等馈赠品，双方的交易还算和平和顺利，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这种贸易，双方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原则。该原则应以诚信为本，不欺凌，不诈骗；交易双方应该按照朱印状的配给进行往来，“国之信者在书，书之信者在印”。尽管双方都还算得上是诗书礼仪之邦，然而总不免有一些图谋不轨者，背信忘义，唯利是图，破坏一些贸易规程，所以当出现这些情况时，两国都应严刑苛法，予以惩治。

为了使得日越双边经贸有条可查，有法可依，藤原惺窝又替素庵起草了《舟中规约》。依照现今的国际公约来做一评判的话，其所体现出来的和合共赢理念和精神，不能不让人惊叹。

舟中规约代贞顺。按贞顺迁人运商舶于安南国。贞顺运商舶于安南，因代之。

一、凡回易之事者，通有无而以利人己也。非损人而已矣。共利者，虽小远大也。不共利者，虽大远小也。所谓利者，义之嘉会也。故曰贪贾五之，廉贾三之，思焉。

一、异域之于我国，风俗言语虽异，其天赋之理，未尝不同，亡其同，怪其

异，莫少欺诈谩骂。彼且虽不知之，我岂不知之?信及豚鱼，械见海鸥，唯天不容伪，钦不可辱我过俗，若见他仁人君子，则如父师敬之，以问其国之禁讳，而从其国之风教。

一、上堪下舆之间，民胞物与，一视同仁，况同国人乎哉，况同舟人乎哉，

有患难疾病冻馁，则同救焉。莫欲苟独脱。

一、狂澜怒涛虽险也，还不若人欲之溺人。人欲望虽多，不若酒色之尤溺人，

到处同道者，相功匡正而诫之。古人云，畏途在衽席饮食之间，其然也，其可不慎哉。

一、琐碎之事，记于别录，日夜置座右以鉴焉。

该约定共五点，几乎每一点都体现出现代国际商贸原则的主体精神和主要理念。若以现代商贸话语来解释的话，可读解为这样几点原则： (1)双赢原则。双边贸易要以共同盈利为其商业目的，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不能急功近利，损人利己，可谓“共利者，虽小远大也。不共利者，虽大远小也”。 (2)求同存异，互相尊重原则。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国与国之间风俗言语互有差别诚属自然，故而经贸往来中，对于双方的生活习惯、民族禁忌要给予充分的尊重，不做有辱对方民族风俗的行为和事情。(3)平等互惠、相互救济原则。普天之下，民胞物与，皆为生命个体，故要一视同仁，有患难伤难之时，要给予双方以必要的救援帮助，尤其在遭遇海难之时，要对遭难一方进行积极的救援和帮助。

藤原惺窝提出有关在日越经贸活动中应共同遵奉的双赢、求同存异、互相尊重和平等互惠、相互救济原则，实事求是地讲，尽管在今日的国际社会经贸往来中，该原则已经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认同和首肯，然而在实施过程中，仍然是荆棘丛生、阻隔重重，在趋利避害的人性和人情支配原则下，其实际效果有多大，另当别论。然而，这种充满了人性光辉、人道原则和现代商贸精神的国际公约能够出现在距今越五个世纪前的东亚共同体世界中，意义诚不可谓小。

若做一番逆向观察的话，藤原惺窝所提出的上述日越商贸关系的原则和理念，也未尝不是当时17世纪初日越之间不和谐“音符”的真实写照。提倡两国要以“信义”为先，或许意味着“信义”无存；提倡相互“尊重”,或许意味着歧视、差别对待之事并不少见；倡导商贾要“诚实”,或许意味着坑蒙拐骗的行为也时有发生；主张两国之间要互相海难救援，或许意味着或因救援之难而只能任其自然了。不过，察这段时期两国之间的通商文书可知，日本客商在会安兴风作浪、作奸犯科等行为时有发生。

五余论

16世纪末17世纪初，中国“明清鼎革”,中朝日因“壬辰倭乱”而激发的东北亚变局深刻地影响了东亚世界区域国际关系的变化。从日本的角度来看，最大的变化莫过于日本与明清、朝鲜关系的中断，在东北亚区域限于孤立之境；由此为挣脱中朝之包围，日本开始了与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甚至是荷兰东印度公司、葡萄牙商船等西方世界的经贸往来，长崎成为当时东亚海域的经贸中心。尽管隆庆元年(1567),明穆宗(1562—1572)解除“海禁”,开放海外贸易，允许与东南亚诸国通商贸易，但“日本”仍是个例外，禁止与其贸易。不过，装载着中国货的“唐船”也并无消失，仍渊源不断地到达长崎，中国产的生丝、砂糖、瓷器等物品也在江户、大阪的市集被大小商贩高声叫卖着。这些商品，除了来自中国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走私船之外361,来自越南东京、会安等地的中国商船仍然是主力，越南成为中日之间贸易的中转地，“中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越南(东京、会安)—日本(长崎)”构成了因中日“海禁”而无法直接交易而形成的一条曲线通商之路。如果从相关事实进一步观察的话，这条海上路线不仅仅是一条通商之路，还承载着中日甚至是东亚的政治、文化交流甚至情报交流等特殊的政治文化功能。比如以“反清复明”为志业的朱舜水前后出入于日本安南15载，其间去日本7次，到安南6次，而他至日本也是经安南。朱舜水在“中国—越南—日本”之间的活动，折射出的“明清鼎革”之际东亚的巨變与后世影响迄今仍有未解之谜。[371其相关问题的复杂性，容待笔者后续再探。

(作者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