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越

构成当代“历史热”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历史知识被现代传媒的各种传播形式输入社会，更方便地为大众所接受。其中最明显的三种形式便是历史影视剧、电视历史讲坛和由非专业史家撰写的非学术研究型的各种通俗历史读物。从传播执行者的角度说，在这三种形式中，电视历史讲坛的主讲者多为专业学者，他们在电视论坛中讲述的内容可能有不准确之处，但是肯定不会去刻意编造；而由编、导、演制作的历史影视剧和由非专业史家(或称网络写手)撰写的非学术研究型的各种通俗历史读物，因各种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常常造成这些作品距离历史事实有很大出入，如果再考虑的历史观点、叙事规范、执行者自身的史学修养等原因，往往引起很大争议。

一历史影视剧的不同类型与不同特点

以历史为题材的影视、舞台作品，谓之历史剧。因为情节内容来自“历史”而不完全是文学虚构，这就使历史影视剧中的人物、情节、剧情拉近了与受众的距离而更容易引起他们的兴趣和共鸣；历史影视剧又因为是“剧”,如果没有对史实的演绎和对情节的想象便不是历史剧了，这便给历史剧对历史的虚构提供了理由，使编剧导演们对历史进行编造和改动在历史剧这里成为理所当然，结果就使得历史剧给予受众的所谓历史，在真实和虚构两个方面产生了混乱，也使得一些专业史学家非常不满，争议之声随之高涨起来。

简单回顾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历史剧也是有着自己的历史的。远的不说，抗战时期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和《屈原》等历史剧的上演在当时有着强烈的借古喻今的用意，1960年吴晗写出的历史剧《海瑞罢官》是为了呼应毛泽东关于学习海瑞、发扬海瑞精神的讲话。然而，当今历史剧的热播并受到追捧和产生争议，与以往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其一，现代传媒所提供的传播平台有着以往不可能具备的便利条件，这样的条件使这些历史剧能够更为方便地得以广泛传播，受众面较之以往扩大，作品内容所产生的影响也随之扩大，后果便是历史剧中那些不可信的、编造的、与史实不符的历史知识的传播效应也会扩大。其二，当今历史剧与抗战时期、20世纪五六十年代历史剧的时代背景完全不同了，借助现代媒体平台和商业运作机制，历史剧

的在大众层面的第一功能是用来消费的，尽管从历史中接受教育、获得知识、受到激励、满足兴趣的等传统功能依然存在，但是“消费历史”的目的当是历史剧出品者也是观赏者的最直接的目的。由此出发，历史剧的“创作”被业界称为“生产”的确更为贴切，从制片到编剧、从导演到演员、从服装到道具、从台词到插曲，所有的一切首先追求的是获得最大化的“收视率”。为了收视率，许多历史剧便会充斥有媚俗、低俗的内容，如以古人的隐私为重点，皇宫秘闻、后妃私事、历史绯闻、历史丑闻成了时髦的话题，历史剧所展现的历史俨然成了八卦娱乐圈。历史剧的编导者不尊重历史，为追求收视率而任意编造、杜撰、调侃乃至颠覆历史，津津乐道地宣扬迷信和宿命论，赞颂阴险狡诈的官场权术。这样的历史剧，消解了人们对历史最基本的“尊重”与“敬畏感”。历史被“恶搞”,历史成了“什么玩意儿”。专业层面的历史研究与大众消费层面的历史剧的“生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两回事。这些低俗的影视剧，严格说已经不能称为历史剧，这些低俗影视剧的出现有着现实社会的原因，也有着适应大众消费、娱乐的庞大市场，这显然不是历史学家所能左右的，历史学家如果刻意对这类影视剧在史实方面的缺失、讹误与改动指手画脚、吹胡子瞪眼，恐怕就有些太“一厢情愿”了。

事实上，历史影视剧的“生产者”的意图也不尽相同。如《还珠格格》 《康熙微服私访记》 《铁齿铜牙纪晓岚》 《甄嬛传》 《芈月传》等，虽然是以历史为题材的电视剧，但是编导者基本没有历史意识，只是借题发挥、娱乐至上，历史学者如果一定要指责其对历史胡编乱造，追究片中历史细节的各种错误，便如堂吉诃德战风车，意义不大。还有一类历史影视剧，编导具有一定的历史责任感，努力用严谨的态度去创作他们所要表现这段历史，如冯小刚导演的《一九四二》、冯小宁导演的《甲午大海战》、孔笙导演的《北平无战事》等历史影视剧，这类历史剧在情节上与历史事实也会有出入，但是在宏观方面大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细节方面也都是尽可能精雕细琢的，这类历史剧对历史知识的传播所起到的作用，有时候甚至比历史学家的努力还有效果，历史学家如果有兴趣讨论这类历史剧中的各种问题，对于正确传播历史知识不无裨益。

历史剧应兼顾“历史”和“剧”这两个方面，寻求适宜两者的最佳结合点。因剧情需要而对历史做适当虚构不仅是需要的，而且真正能够做好，那么编导和作品可能就是大师级别的了。事实上，一些历史剧的确得到了好评并成为戏剧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如威廉·惠勒导演的《宾虚》 (1959)、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1979)、黑泽明的《乱》 (1985)、爱德华·兹威克的《燃情岁月》 (1994)、斯皮尔伯格的《拯救大兵瑞恩》 (1998)等。

在我看来，历史剧需从宏观和细节把握历史真实，中间层面或可以灵活处理。

所谓宏观，即所表现的历史的时代背景、基本性质以及历史价值观必须明确。对中国古代王朝更迭和治乱兴衰的表现、对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处理、对近代史发展脉络的解读等，都是绝不可以观念混乱和胡编乱造的。以抗战题材为例，这本是中华民族遭受侵略、蒙受耻辱的巨大灾难，但是一些影视作品却以搞笑态度编创剧作，似乎艰苦卓绝的十四年抗战是一场轻松的游戏，观众在不断的爆笑中看完了抗战题材的历史剧，这就是对历史的不尊重，是对历史的歪曲。

所谓细节，指的是历史剧那些基本的历史场景，只要细心一点、认真一点，就可以避免很多常识性的硬伤。譬如，明代的家具摆在汉代剧的场景中，清代的称谓出现在唐朝剧中的对白里。还有那些常识性的内容，如八路军官兵的粗布军装里露出洁白的衬衣领子，大批逃荒农民的衣服上没有一个是有补丁的。只需请真正的专家审看一下或者编导自己去翻翻历史材料，问题都可以得到有效解决。

所谓中间层面，指的是不违背历史发展主要线索的一些具体情节、对话甚至史实，在历史剧中应允许编创者做符合剧情的、艺术的加工和处理。有谁能证明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记载的项羽死前发出过“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这样的感慨呢?历史剧因其“消费”特征，对历史事实、历史人物的艺术处理及适当改动并非不可以接受，学术意义上的历史研究都不可避免地会掺入现实的动机和史学家的主观因素，那么大众消费层面上的历史剧更不必苛求其必须严格遵照史实。在这个层面的改动，历史学家也最好不必过分指责，或者，写篇评论文章以正视听，以专业学者的眼光做些批评，指出错误，引导大众不受误导即可。

目前还有一种以电视政论片的形式出现的电视片，如2000年3—5月以及2006年11月分别在中央电视台首播的《走向共和》与《大国崛起》。电视政论片的性质完全不同于历史剧，它更是一种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特别是通过历史来体现某种现实诉求的影视作品。对这类政论片的讨论重点，不再是其中的史实是否真实、有没有虚构(尽管不能排除其中仍然有史实不清的现象),而是以对其中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处理、解释和评价及对现实的启示为主。以上面提到的两部历史政论片为例， 《走向共和》中对中国近代历史上君主专制和共和制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社会的土壤中植根、开花和结果的解读，对李鸿章的同情、谅解和首肯，对袁世凯和慈禧太后的评价，对孙中山的刻画等，都引起很大争议。在《大国崛起》获得一片好评时，也有人指出这部片子存在着对霸权的欣赏、美化殖民史、在历史认识上的偏差等。对历史政论片的讨论已经不仅局限于学术层面。目前正在播出的由央视电影频道出品、中国社科院监制的100集纪录片《中国通史》,运用实景、实物以及三维技术、专家讲解等方式再现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图景和变迁，“让历史学家成为主角，不戏说不虚构，在严谨专业的历史学术态度与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观众感受间寻找平衡”,这种形式的尝试，成功与否，拭目以待。

历史剧凭借其现代传播渠道，今后势必会有更快的发展，而历史剧因历史二字背负的责任远比一般的影视作品要沉重得多。

二通俗历史读物与历史叙事

一直以来，专业史家为了使历史知识得到普及和推广，不断呼吁历史著作应改变文字枯燥乏味的痼疾，提倡用生动的语言和文笔写出引人入胜的历史作品，将历史情节记载得波澜起伏、引人入胜，将历史场景描述得细致入微、惟妙惟肖，将历史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性格鲜明，以为这样就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对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感兴趣，从而获得史学家所认可的历史知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从专业研究者而言，历史研究本身是一项有着本学科学术规范的学术研究工作，衡量史家研究成果水平高下的标准并非非专业者的青睐程度，而是其是否科学、严谨和正确，是否获得同行的认同。因此，专业论文和专著的文字必须是学术语言，因为它们本就不是为了适应大众阅读而写作的，刻意地通俗化和生动化，效果适得其反。

不过，历史学家如果能够致力于通俗历史读物的撰写，是值得大力提倡的，因为历史学家才是最有资格做这件事的人。从当年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直到201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由李学勤、郭志坤主编的12本“细讲中国历史丛书”,这期间或系列成书或独立撰写，出版了许多形式多样的由专业史学工作者撰写的历史知识通俗读物，尽管产生的影响有大有小，但是专业史学工作者主动在通俗历史读物这个领域作出的努力与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而如何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则是一个大课题。

这里想要讨论的，是非专业史家撰写通俗历史读物的问题。非专业史家写史十分常见，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就曾形成过一次历史小说热，如蔡东藩的“中国历朝通俗演义”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近年来，随着网络的普及，由民间历史爱好者写的历史读物在网上流传开来，随着点击率的不断攀升，他们成为通俗历史读物中一个新的写作群体。由于他们的文字大多是定时不间断地发表在网上的论坛、贴吧、博客里面，网友不仅能够很方便地阅读，并且形成不间断地“追着看”的效果，他们的作品靠点击率和口碑赢得知名度，成功者在一段时间后便滚雪球般地拥有了数量可观的庞大读者群体。(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当年每日更新2000字，网络点击率平均每月超百万，书出版后，到2014年已经出版上千万册。)

近代史学专业化、学科化的后果之一，是史学日益向着社会科学的学科特征靠拢，对史料进行搜集、甄别、分类、考证，设定问题，展开论证，这成为历史研究的一般套路。其以微观见长者，穷尽材料、竭泽而渔；其以宏观见长者，套用理论、史论结合。无论是论文还是著作都成了“研究报告”,““问题—证据—结论’或‘假设—材料—理论’成为一种刻板的史学著作模式”。口经过系统训练的专业史家把主要精力投入专业化史学模式的研究程序中，各种解构、时段、范式、理路、文献综述、引文注释充斥于论文和专著中，传统历史叙事的故事性特征则渐行渐远。史学社会科学化趋势是以历史叙事的“故事性逐渐淡化”为代价的，这种变化或许与“科学”越来越近，却与大众越来越远。网络通俗历史爱好者没有专业史家的“专业”束缚，尽情地从他们对历史的最“朴素”的兴趣爱好出发，努力贴近历史人物中“人”的基本特征和历史事件的曲折变化来讲述历史，并且在作品中适时加入流行的网络语言，在不间断地发布过程中与读者在网上互动，以有效吸取大众阅读智慧，根据读者的反应随时调整作品的叙事结构、详略安排、评价观点，从而成功地抓住了大众对历史的兴趣点，在轻松、有趣的娱乐状态下将历史知识传播给大众。客观地说，这类作品在某些方面更为符合通俗史学的内在规律，使历史阅读离大众不再遥远。

非专业史家写出的通俗历史读物，当然水平高低不一，质量良莠不齐，但是经由市场、点击率、口碑、评论的过滤，真正受到欢迎的作品，即使在专业史家看来，也应该是值得重视的。事实表明，决定这类通俗历史读物是否成功的基本标准，还是其历史的真实性问题。网络作者如果没有尊重历史真实的自觉，他们的作品如果充斥着对历史的误读和戏说，也就不会拥有如此众多的读者了。据网上调查，读者和网友对这类历史通俗读物在历史真实方面的认同程度，要远高于历史剧，而获得成功的网络作者也众口一词地表示他们尊重历史事实，不仅阅读了大量原始材料，并且会借鉴专业史家的研究成果，他们会宣称自己是一个严肃的历史写作者，他们写的不是小说而是历史。只不过，网络作者在历史书写中坚持他们赖以获得大众青睐的“故事性”叙事方式，并不加掩饰地融入自己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感情寄托。如此看来，这样的通俗历史读物未必不是对专业历史研究所造成的远离大众现象的一种弥补，而他们的作品因拥有的庞大读者与粉丝数量所彰显的传播历史知识的影响力，专业史家也不能够视而不见。

可见，非专业史家在撰写历史通俗读物的过程中应努力加强自己的历史学养，避免使历史书写仅剩下讲故事的生动外壳；专业史家如果从事历史通俗读物的写作，亦不妨借鉴前者的成功之道。非专业史家撰写历史通俗读物有其长处和局限，专业史家撰写历史通俗读物也并非就一定得心应手。历史知识的传播需要二者在充分发挥各自长处的基础上更容易、顺畅地为大众所接受。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