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鹏

一中国文化兴复已在很大范围内取得共识

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尤其是讨论如何在走向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定位传统文化的角色，是近一百年来中国思想界的重要议题。修复传统的努力不绝如缕，相隔十数年，也往往会有大的争论发生。但整体来说，文化上的自我否定，是一个较强的音符。

这样的一种持续性自我否定，近年来越来越暴露出其负面影响。最近这十年左右持续高温的大范围传统文化讲习热潮，正是对这一负面性的修正。前一百年的文化否定，往往是建立在社会批判、弱国反省基础之上的。而近些年我国国力赶超，经济崛起，已经使得这样的一种文化反省模式的土壤不复存在。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的丰富，国人的文化自信也日益到来。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波传统文化热或国学热，群众参与度很高，社会性很强，不再是局限于精英文化圈中的争论，很多事件反而让专业学者感到很被动。群众性和社会性基础扩大，说明加强文化素养，提高文化认同，彰显文化标识，成为时代的需求。也反证，前一百年因经济、军事落后，而归因于文化落后的思路未必正确。

学术界、文化界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统一度，虽不及民间，但呼吁重新认识传统的声音也越来越强。尤其是新一代学者，受“五四”以降的革命传统直接影响较小，更容易倾向于尊重传统，重拾传统。以我熟悉的身边的情况为例，有一次我经过小小的统计，惊讶地发现，我的导师朱维铮先生的学生中，20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出生的，几乎都受他影响，对传统持批判态度；而70年代与80年代出生的，包括我本人在内，无一例外是同情传统，甚至是以儒家思想为皈依的。把这一比例推广至全体人文学者群体中，可能大致也能成立。这一现象不是偶然出现的。

相对于学界而言，民间兴复传统的积极性、主动性更高。据不完全统计，仅包头这样一个三线城市，民间读书组织已经超过两百个。

阅读的内容，与传统文化相关的书籍超出50%。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传统典籍的阅读、文化培训更是如火如荼。我对北京的情况不了解，所了解的上海、广州、深圳等地，都已经出现了国学培训势头压过非职业性商务培训的势头。很多非文化类培训，为适应形势也开始主动添加文化课程。由此可见，历史、文化知识的普及工作，社会基础非常良好，形势喜人。

二通过媒体带动的文化传播工作有很多缺陷

多年来，引领这波历史文化普及热潮流的，似乎是媒体，而不是正规的科研教学机构。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都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高校和其他研究机构因缺乏成熟的将学术文化研究成果转化为社会应用的渠道，也缺乏相应的社会服务对接通道，故而在文化普及过程中让位于媒体和一些社会文化机构。

媒体引领的文化普及工作，有功有过，利弊两存。凭借强大的宣传优势，媒体传播行为进一步推动了文化热潮。于丹的《论语心得》,行内专家颇有意见，但中华书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自从于丹的《论语心得》走红后，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也被带动起来，每年可以销售十万册左右(包括海外市场)。杨先生的《论语译注》出版了几十年，专业学者向初学者推荐《论语》读本，一般都会提《论语译注》,但几十年的销售量大概赶不上这几年。媒体传播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也正因为如此，谬误的流传也是可怕的。

媒体传播普及文化，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概括而言，首先是专业门槛的问题。媒体往往看重传播效果，而忽略专业要求。其次是市场导向对文化纯正性具有破坏作用，比如收视率、市场份额占有率，会导致产品制作过程中牺牲专业性以媚俗的现象。最后是周期性问题，媒体上的任何一种栏目，其生命都会有周期，不可能长盛不衰。依赖某一种媒体平台长期持续传播、普及文化，是不可能的。百家讲坛从2005年至2009年，是收视高峰，2010年以后就逐步滑坡，到现在已经失去了影响力。

如何加强专业研究、文化机构的社会服务渠道，使得质量更高的文化产品走进社会，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三专业学者所从事的文化普及工作过于零碎化

近几年来，位于省会城市及其他二、三线城市的地方图书馆越来越注重举办公益讲座活动。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很多地方政府都投资文化馆所，做了很多基础建设。尤其是东南地区，地级市一级的图书、文化新馆，甚至区县级的馆所面积都能达到上万平方米。另一方面，随着电子书普遍化，图书购买成本相对降低，图书馆的图书借阅功能日趋衰退。于是举办公益性文化活动，日益成为图书馆和其他文化类馆所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

正因如此，很多知名学者、文艺工作者都有受邀到地方图书、文化馆讲学的经历。这样的讲座，其益处在于，老百姓能当面聆听名家授课。其弊处在于，对于专家来说，这样的讲座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只能起到一是一的功用，无法使效益最大化。经常遇到的情况是，同样一个题目，要在不同的图书馆重复很多遍。这在时间利用效率上，是不合算的。对于听众来说，不同的专家走马灯似的变换，每个主题都点到为止，也不利于有进一步学习需求的个体走向深入学习。故而无论是从授课专家的角度，还是从普通听众的角度来看，都体现出这类普及工作的零碎性。

随着网络课堂的普及，在技术上解决讲座零碎化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是否有可能将系列的“慕课”,通过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等口径，送到普通群众手中，是一个值得研讨的问题。

四出台高质量少儿国学入门教程迫在眉睫

近年来在外讲座，被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有没有适合小孩儿阅读的国学入门书籍。这个问题，直到现在，我还回答不出来。

事实上，市面上打着“少儿国学入门”标签的读物并不少。我也翻阅过一些。但我觉得里面还是有很多问题。有一些读物，在语言风格、讲述技巧上，还是过于成人化，乃至于学术化。还有一些读物则是另一个极端，缺乏对知识正确性最基本的敬畏。

我认为，一套优秀的少儿历史或国学入门读物，应该由少儿教育专家与专业文史学者共同合作，才能形成。既要考虑到少儿阅读、学习的特点，又要兼顾专业知识的准确性。很遗憾，这类文化产品在市场上很难找到。而从目前的情况看，它又是市场所急需的。

另外，在对青少年、儿童进行历史、文化普及的过程中，有些问题需要正本清源。因为普通家长和绝大多数中小学老师，其自身的文化学术修养是有限的，故而在热情推动传统文化普及的过程中，往往会把方向带偏。比如，重新重视孝伦理，重新认识古人的家庭观，都是有必要的。但很多家长、学校，在这个问题上利用形式化，甚至是僵化的“礼仪”,片面强调孩子对家长、师长的权威服从，是一件令人担忧的事。这也从反面说明，对于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进行符合现代文明的重新解释工作，并没有形成有效的成果，学术界也还没有准备好。

五应在现有体制内对文化传播工作给予认可

现在体制内学者所做的绝大多数历史、文化普及工作，都是社会公益活动，不计算在工作考核范围内，无法计算绩效，对评职称、获得荣誉更没有帮助。这使得学者在从事这类活动时，必须要做些权衡，无法不计较时间成本。

历史、文化普及工作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学者在这件事上又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建议在现有体制内，给予从事历史、文化普及工作一定程度的承认。或是从经济上，或是从荣誉上，给予积极从事这项工作的个人和单位以回报、肯定。

六在讲述的同时应注入适合现代社会的新诠释

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发展、变化的。西方的“民主”“自由”概念并不是一以贯之的，而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演变，不同时期有新的诠释注入。中国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在以往的历史中同样也是一直处于变化、发展之中。今天讲传统文化，传播传统文化，也必须考虑到这个问题，我们的文化不是僵死不变的，而是需要时代的新鲜血液注入。故而在普及、传播的同时，应支持在学理层面上的新诠释，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现在社会上很多人讲传统，走向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以传统作为排外的工具。这有失我们传统精髓的本意。中国文化的传统从来都是开放的，我们的古人是在不停地吸取外来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自身文化的。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