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恒

研究手段

西方学术界近年来出了几本关于人文史的书，诸如《形成中的学科：对精英、学问与创新的跨文化研究》 (2011)、 《人文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Humanities,3卷，2011—2015)、 《新人文史：探寻自古至今的原则与模式》(A New History of the Humanities:TheSearch for Principles and Patterns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2015)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与讨论，其中《新人文史》甫一出版便很快售罄，2016年又再次印刷。今年芝加哥大学也创办了一份叫《人文史》(History of Humanities)的新杂志。为什么西方学术界会在这个时间段出现这样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为什么会出现一个整体的人文史研究呢?抑或说为什么西方学术界的知识体系会不断更新呢?以我们的通常经验来讲，西方学术界理论层出不穷，多标新立异，但大多局限于某一个领域的一个具体问题，很少有这么宏观的领域，这属于整个知识史范畴，又是以人文史面貌出现的，而且也引起了很多关注。相关杂志也出来了，杂志是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这说明人文史研究进入一个大家认可的学科和研究范围了。

学术界进入了一个梳理人文知识体系的时代，这得益于数字时代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与普及，这使得先前人们不敢想象的那些观念逐渐成为现实。人类知识保存的数量与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技术的不断进步：文字的发明是一场智识革命，保存了人类的记忆，使后人有了可见识的物质证据可供参考；印刷术的出现则大大加快了人类知识的传播，使人们摆脱了必须记住所学东西的枷锁，实际上鼓励了自由表达与观念交流，也制造出了各类研究群体；而计算机的发明则大大延伸了人类的大脑，使知识呈现出爆炸式的发展，逐渐使得人们在获取知识面前变得平等。

如果说文字、印刷术、互联网还只是属于保存、传播知识之技术层面的东西，那么人类不断的精神追求则是形成知识所必需的内在动力。今天的人文精神追求放在前近代的背景下，可能就属于巫术、宗教一类的东西；换句话来说，巫术、宗教是特定时代的人文主义，不少巫术、宗教也在有意无意之间不断地促进知识的更新与发展。历史上的占星学与天文学、占卜学与医学、炼丹术与化学之间的关系最能说明问题，延伸开来的神学研究与经院哲学、金字塔学与埃及学之间的关系也大致属于此类。看似无聊的研究恰恰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被称为新赫尔墨斯的哈布斯堡皇帝鲁道夫二世(RudolfⅡ,1552—1612)热衷神秘艺术研究，在其宫廷大臣、古物爱好者斯特拉达(Jacopo Strada,1515?—1588)的帮助下，大力资助占星术、炼丹术、神秘哲学和大智(即知识分类)研究，这对后世的天文学、化学、数学和自然分类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鲁道夫是当时最伟大的收藏家，他建立的“世界剧场”收集了大量新奇事物，并加以分类、展示，我们关于植物、动物、语言分类等方面的知识，至今还在沿用他的一些成果。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约翰内斯·开普勒是鲁道夫二世的密友，开普勒在第谷观测资料的基础上于1627年发表了《鲁道夫星行表》,用以计算太阳、月亮和行星的运动。与鲁道夫二世交往的阿尔钦博托(Giuseppe Arcimboldo)、萨维里(Roelant Savery)、斯普兰格(Bartholom?us Spranger)等人形成了所谓“鲁道夫绘画圈”,引领当时的艺术潮流。历史上诸如此类的事件还不少，都在有意无意之间丰富着人类的知识宝库。

知识传统与技术有关，与制度、理念有关，有时也与个人经历有关，人类看待知识的方式方法就是构建思想传统的方式方法。

知识更新

艾略特在《磐石》中说：我们在知识中丢失的智慧何在?我们在信息中丢失的知识何在?可见，知识是人类的精神遗产，也是一座蕴藏智慧的宝库，正等待世人去挖掘、整理。信息、知识、智慧三者之间的关系又是很微妙的。向魔鬼出卖灵魂而换取获得知识的方法的浮士德博士虽然是一位虚构的人物，但他代表着人类对知识的渴望与追求。难怪莎士比亚感慨：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我们可以把这个精灵定义为本质上的精神追求者、知识制造者。

《辞海》把知识定义为人类认知的成果或结晶，经验知识是知识的初级形态，系统的科学理论是知识的高级形态，知识借助于一定的语言形式，可以交流和传递给下一代，成为人类共同的精彩财富。因此，在当下，总结知识史成为必需，西方学术界对知识史的关注始于20世纪早期，但其真正成为一个研究领域，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事。

如果说马克斯·舍勒(1874—1928)的《知识社会学问题》(1924)、卡尔·曼海姆(1893—1947)的《保守主义：知识社会学论稿》(1925)、《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知识社会学引论》(1929)这些著作还属于哲学家对知识问题的哲学思辨的话，那么福柯的《知识考古学》(1969)、彼得·伯克的《知识社会学》 (2000—2012)、劳埃德的《形成中的

学科》(2009)等著作则属于实证研究，是这一领域的扛鼎之作。伯克于2015年出版了《什么是知识史?》(What is the History ofKnowledge?)一书，从知识的历史、概念、方法、问题与展望等几个方面对这一领域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伯克《社会知识史》分上下两卷，第一卷出版于2000年，第二卷出版于2012年。伯克是英国著名的文化史家，影响巨大。他主要是从知识人类学的角度考察知识的分类，从知识政治学的角度考察国家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从知识地理学的角度考察知识的分布。他从不同的角度对整个近代直到当代这几百年来产生的知识产生进行梳理。

劳埃德在《形成中的学科》中提出：不同时空中的人类经验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作为经验的具体体现，不同学科是如何出现的?关于认知追求的理解是否是大多数人所共享的?不同社会的精英群体在学科形成和知识传递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劳埃德深入知识生产与分配的内部，通过对不同学科的研究比较东西方的异同，揭示跨文化的人类经验。该书结构简洁明了，选取了人类经验的八个不同领域进行研究，即哲学、数学、历史学、医学、艺术、法学、宗教学和科学，这是构成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基础学科，也是构成本书的基本章节。通过对比东西方，尤其是古代希腊和中国，劳埃德在本书的各个章节中分别探讨了上述学科从古典时代直至当代的发展状况，本书是有关知识史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著作。

前互联网时代的知识存储环境是各种物态的载体，诸如碑铭、陶器、钱币、雕塑、绘画，以及纸草书、羊皮书、纸质书等，图书馆为其藏身之处，占据大量的空间，而知识则处于静止状态，等待读者、研究者去激活。互联网时代的知识存储已经数字化了，理论上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这个世界的所有知识，这些知识处于可以被许多人同时使用的状态，知识处于不断调整的动态中，网络上的百科类网站为典型代表。

价值诉求

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像工厂工人一样也是生产者，是在传统基础上的精神产品生产者，不过这种生产更加无形，这种无形在很多场合是重于有形的。所有的知识创新，其背后都隐藏着一定的意识形态，有一定的寄托在里面，在研究任何一种观念时，心中都要持有谨慎的审视态度。

我一直在想：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各种话语体系是如何逐渐进入知识体系、学术体系的，又是如何进入学科体系的，诸如“自由、民主、博爱”、文明的等级观念等，西方人又是如何把这些话语体系变为大多数人可追求的价值标准的，把整个地球不分种族文化，纳入这个体系当中，使其成为他们的一种自觉的追求。这是需要我们深刻反思的。

所有的知识创新，背后都隐藏着巨大的价值诉求，蕴含了一定的渴望与需求，理论不会无中生有，而是有其强烈的现实需要。我们在关注某个知识体系时，一定要保持谨慎的态度。比如，近代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我们不仅要研究这类概念的来龙去脉，更要研究其在社会实际中如何展现话语所包容的实际需求，又是如何通过物质手段使其话语体系逐渐成为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的，从而最终实现了从技术霸权到知识霸权的历程，成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使这一思想体系以完美的面貌呈现出来，这一座巨大的思想磁场富有巨大的吸引力，以至于人们的观念、行为自觉遵循这一标准，最终陷入其所设定的价值陷阱。

近代文明史编纂起源于法国，到19、20世纪之交则转移到英国，威尔斯在1920年出版的《世界史纲》风靡一时，在英国成为仅次于《圣经》销量的读物，这时的英国成为文明史体系研究的重镇。这种情况与当时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国力相匹配，但伴随着这个帝国的衰落，整个文明研究事业也衰落了，逐渐转移到美国人那里。英国人的文明体系不同于美国人的文明体系，英国人强调扩张的合理性，美国人强调人权的合理性，其中各自蕴含的价值观值得我们深思。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