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讲课的题目是“历史与治国经验的思考”，分三部分内容：第一，治国经验来自何处；第二，历史与治国理政；第三，历史学与治国经验的思考。

一、治国经验来自何处

治国经验来自何处？简单来说，一是来自亲自实践，二是借鉴别人的实践成果。前者就是指自己的实践经历，所谓“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是很有道理的。基层常常是矛盾最集中的地方，但同时也是最能化解矛盾的地方。领导干部有基层、地方经验对于治国理政十分重要。后者主要是指间接经验，也就是历史上留下来的经验。

二、历史与治国理政

有人说：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明天的历史。虽然这句话不够全面，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刘家和先生曾多次强调，“历史是政治现实运动发展的轨迹”，现实的政治运动不可能完全从零开始，它与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连续性是历史发展的特点。今天是昨天的延续，昨天是今天的基础，不能割裂。不念过去，必然会茫然于当下，迷失于未来。治国者治国，必须首先了解国情，而历史是最深刻的国情。

大家都知道我国的汉唐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汉初逐渐走向强盛的原因是及时调整了“逆取”和“顺守”时的政策，采用的是“无为”、“宽舒”和“中和”之政。改变政策的依据是历史，是秦朝没有及时调整政策，不知“攻守之势异也”的道理，“用刑太极”从而导致灭亡的历史。

唐初的许多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也与历史有关。中国是农业大国，重农是国家的根本。唐初统治者根据“过役人力”导致强隋速亡的历史，提出“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的思想，制定“省徭薄赋，不夺农时”的政策，使农业生产迅速恢复，民生问题得到迅速改善，为“贞观之治”的出现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1]

又如，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唐太宗下诏令宫中有关部门铸造宫内金银用器五十种，因此出现了“供官徭役，道路相继”、“春夏秋冬，略无休时”的情况，百姓“咸有怨言”。马周以三个历史事实论证之：隋朝在洛口仓储藏粮食，却为李密所夺；在东京洛阳积蓄布帛，却被王世充所占；西京府库的财物，也为大唐所用，至今还没用完。他认为，“贮积者固是国之常事，要当人有余力而后收之。若人劳而强敛之，竟以资寇，积之无益也”，并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观点：“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蓄积多少，唯在百姓苦乐。”[2]唐太宗认为此言极是，于是停止了上述政策的实施。

在内政方面，关注法制建设是西方重要的治国方略和传统。早在东罗马帝国时期，查士丁尼就说过，要在战争时期或在和平时期公正地治理国家，必须依靠两样东西，一是武器，一是法律。世界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的《查士丁尼民法大全》就是查士丁尼时期完成的。1804年，法国制定反映资产阶级革命胜利成果的法典——《拿破仑法典》，实际上就是以罗马法（主要根据《法学总论》）为蓝本的民法典。这部被恩格斯称为“典型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的法典，从结构、内容、基本原则到法律术语都学习和假借罗马法。1900年制定的德国民法典，实际上也是以《查士丁尼民法大全》中的《学说汇编》为其蓝本的。

用历史事实来解决国家的重大问题是古今中外的政治家经常使用的一种方法，它很容易统一思想，达成共识，因为“历史中有一切治国之道”（丘吉尔语），有解决人类众多复杂问题的共通之法。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三、历史学与治国经验的思考

从严格意义上讲，历史与历史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历史是指已经过去的事物与现象，是客观世界以往的发展过程。历史学则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客观的历史不能再现，但科学地总结出来的经验是可以复制，可以掌握的。那么，历史学与治国经验到底有什么关系？

第一，历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人与社会，其研究的主题就是人类本身及其行为，目标是求真，最终目的是增进人类的知识与福祉。因此，历史学研究的问题与治国者有非常明显的一致性。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历史学正是研究和阐述人们在创造历史时所遇到的已有基础的学问，其研究的对象是现实运动的起点。实际上，每个人或国家都处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深受历史文化的影响，深受历史传统和条件的制约。今天的行为既受制于昨天，更对明天的发展起重大的规定作用。

我们都说美国的历史很短，但美国的文化传统非常悠久。这个传统来自何处？来自古代的罗马。对于西方列强来说，搞帝国主义是传统，不搞帝国主义倒有违传统，是不大可能的。处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学家特纳指出：“几乎三个世纪以来，美国人生活中占支配地位的一大事实一直是扩张。”[4]美国史充满着扩张这一永不改变的特色。现在的美国政府除了用武力以外，还用所谓“软实力”来颠覆别国政府。据统计，截止到2005年8月15日，全球共有2914个非政府组织在中亚地区注册。这些组织大多有美国背景，并以参与政治为目的。美国认为利用这些组织达到“无声的政权更迭”最为理想。2005年5月，美国总统小布什在参加一个非政府组织的仪式时透露：为了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推进“民主”、进行政权更迭，美国几乎耗费了3000亿美元；相反，在策划独联体地区的“颜色革命”中，美国仅花了不足46亿美元。[5]应该说，美国实施帝国主义战略是旗帜鲜明的，但采取的行动会因时因地，各有舍取。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选择脱亚入欧，向欧洲学习。学什么？学的就是走军国主义的扩张富国之路。1873年3月15日，日本岩仓使团在考察德国兴起、发展和强大的原因时，拜会了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向他请教小国富强之道。俾斯麦说：“方今世界各国，虽皆声称以亲睦礼仪相交往，然此全系表面文章，实乃强弱相凌、大小相侮……彼之所谓公法虽号称保全列国权利之典章，然而一旦大国争夺利益之时，若与己有利，则依据公法，毫不变动；若与己不利，则翻然诉诸武力，固无常规也。小国孜孜省顾条文与公理，不敢越雷池一步，以期尽力保全自主之权，然遭其簸弄凌侮之政略，则每每几乎不能自立。是以（普鲁士德国）慷慨激奋，一度振兴国力，欲成为以国与国对等之权实施外交之国。乃振奋爱国心，积数十载，遂至近年始达成所望。”[6]俾斯麦这番“强权即公理”的话不久就成了日本的治国方针，使日本走上了欺凌、侵略弱小国家的道路，而且很快就见到了效果。例如，甲午战争后，日本就迫使中国赔款两亿三千万两白银，相当于日本国库的四五倍。[7]下面我们看看具体的历史：1871年组建天皇“亲兵”近卫军；1873年建立常备军，称“皇军”；1874年发动侵略中国台湾的战争；1875年，挑起侵略朝鲜的江华岛事件；1876年签订《江华岛条约》；1894年，发动侵中、侵朝的甲午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日本出兵两万三千人，是八国联军中出兵最多的国家；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1910年，朝鲜成为日本的殖民地；1915年，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1932年，成立伪满洲国；1935年，策划华北五省自治；1937年，发动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45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日本被彻底打败。由此可见，实施帝国主义政策是其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西方帝国主义传统的祖师爷是谁？是古代罗马。

而就中国来说，文化的核心就是和谐。在中国的文化中，根本没有搞帝国主义的基因。

学习历史可以获得“一种观察世务的方法，并可以加增认知事实和判断事实的力量”[8]；可以使人明辨方向，看清大势，把握发展的前瞻性和主动性。读史使人明智，使人能够在复杂的变化中，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做人、为官、治国的本质定力。优秀的治国者可以在了解历史文化的传统中增强自己的判断力、决策力和执行力，制定出有利于国家发展的政策，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不断丰富自身的治国经验。

第二，中国传统的历史学是前人的实践和智慧之书，常常是政治家的经验之学。中国传统的历史学实际上是一门治国之学，是治国者必备之良师，常用之武器。因此龚自珍有“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的著名论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记述了前人积累的各种科学文化知识，记述了他们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思想与智慧，记述了他们经历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与教训，学习和了解这些历史上的文化知识、思想智慧、经验教训，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结合领导干部的思想和工作实际，或者吸取应用，或者作为借鉴，或者引为警戒，这对于提高我们的思想政治水平、改进我们的工作，是会大有助益的。”[9]“历史中存在着普遍真理。”当然，这种普遍真理还要通过历史学将其揭示出来并产生作用。例如，白寿彝在深入研究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基础上，于1951年5月5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的文章。文中指出，历史研究应当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为范围，由此上溯，研求自有历史以来，在这片土地上的先民的活动。这一理论，对于合理确定中国历史教学与研究的范围具有重要意义，对维护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具有重大价值，为我国制定相关的民族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

第三，总结历史经验是历史工作者和治理国家者同样重要的任务。有些经验或教训对我们有一定的启示，有些可以帮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15世纪以来出现过的9个强国中，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德国、法国、美国、日本都是依靠利用海洋，走上快速发展之路的。例如，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就提出“雄飞海外论”，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再如，19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艾尔弗雷德·马汉提出“海上实力论”，主张利用美国的两洋优势，大规模建立现代海军。他认为，不论美国人“愿意与否”，美国“现在必须‘向外看’，因为这个国家日益增长的产品要求它这样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更是加快利用海洋的步伐。1961年，美国总统肯尼迪提出“美国必须开发海洋”，成立由几个政府部委组成的委员会，协助总统领导海洋事业的开发。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政府出资组织近千名科学家对海洋问题进行研究，把能否充分地利用海洋，提高到“将深刻影响美国安全和经济地位”的高度。80年代，美国提出“全球海洋科学规划”，更把发展海洋科技提到全球战略的位置。[10]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关注。中国海疆广阔，管辖海域面积大约有300万平方千米，占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左右，但开发很少；中国海上资源丰富但实际利用有限。如果说中国西部大开发是中国的国情使然，那么中国海疆大开发则是中国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海疆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也必将成为我国经济的新的突破点。

当然，创新型的教育对于国家的发展影响巨大。无论是德国还是美国，都是这方面的先行者，也是非常明显的受益者。19世纪德国崛起的一大秘密武器就是19世纪初洪堡开创了德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创新的全新模式，把科学研究引入学校，使其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高等教育异军突起，使高等教育的功能变成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并重。从1901年至2007年，美国有271人获诺贝尔奖，占总数521人中的42%。谁拥有了先进的教育，谁就拥有了先进的青年，谁就拥有了先进科技的创造者，谁就把握了新时代强国富民的根本点。人的持续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核心。

19世纪俄国思想家赫尔岑说过：“充分地理解过去，我们可以弄清楚现状；深刻认识过去的意义，我们可以揭示未来的意义；向后看，就是向前进。”我们党的领导干部是时代的先锋、民族的楷模，有主动从历史当中尤其是我们党的优秀传统中汲取智慧的高度自觉，因为在你们的身上肩负着“兼济天下”、“为万世开太平”的重任。衷心地祝福大家在为人民立德、立功、立言的过程中创造出更多的奇迹。

我的讲演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1] 参见《贞观政要》，“务农”第三十。

[2] 《贞观政要》，“奢纵”第二十五。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齐世荣、钱乘旦、张宏毅主编：《15世纪以来世界九强兴衰史》下卷，8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参见齐世荣、钱乘旦、张宏毅主编：《15世纪以来世界九强兴衰史》下卷，8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张经纬、汤重南主编：《近代日本的内外政策与东亚》，2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7] 参见张经纬、汤重南主编：《近代日本的内外政策与东亚》，1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评论参见龚书铎：《求是室文集》下，434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8] 李守常（李大钊）：《史学要论》，6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9] 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10] 参见齐世荣、钱乘旦、张宏毅主编：《15世纪以来世界九强兴衰史》下卷，7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