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领导、各位老师，非常欢迎大家选择“历史思维和创造”这一专题课程。今天我讲课的题目是：历史学与执政创造力。

在讲课之前，我们先看一下中央电视台记者对俄罗斯总理普京的采访（播放中央台视频）。主持人说：“昨天俄罗斯总理普京在俄罗斯驻华使馆接受了本台记者的采访，普京畅谈，这位深受中国人民喜爱的俄罗斯领导人说业余时间他最喜欢研究历史。”普京说：“首先要透露的是，我的业余时间非常少。当然，一旦有业余时间，我会把这些时间用于提高解决工作难题的能力（上）。因为这是我的最终爱好，当然也是我工作的成果。我也争取能够不断了解新的东西。我特别喜欢研究历史。”

应该说，在政治家中有很多人都喜欢研究历史。我们先看看史沫特莱对毛泽东的一个评述。她说：“毛泽东以理论家闻名于世，而他的一套思想理论深深扎根于中国历史和军事经验之中。……他在抗大和陕北公学上课，在群众大会上做报告，和他的谈话一样都以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和丰富历史为根据。涌到延安的知识青年，习惯于从苏德等国的少数作家的作品中吸取精神养料，毛泽东则对学生讲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民族的历史和大众文艺。他引用《红楼梦》、《水浒传》一类古典文学作品中的故事。他懂旧诗，而且就诗品而言也是一个诗人。他的诗具有古代诗人的风格，但诗中流露出他个人探索社会改革的一股清流气味。”[1]这个评述应该说是非常到位的。

我们再看看周恩来对历史的精辟论述。他说：“历史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象记忆对于个人一样。一个人丧失了记忆，就会成为白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历史，就会成为一个愚昧的民族。”[2]

邓小平的女儿邓琳曾有过这样一段回忆。她说：“我爸爸最喜欢看的就是这两套书：一套是《史记》，还有一套就是《资治通鉴》。”[3]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政治家都喜欢或重视历史？（停顿、思考）这是因为：政治家需要了解国情，而国情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现实，另一个就是历史。离开历史的爱国主义是肤浅的，是没有根底的。政治家，包括我们每个人的行为都受历史条件的制约，不了解历史就很难明白现实，很难开展工作。

当然，政治家们也非常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即他们的行为要接受历史的监督，要接受历史的审查，他们的成就也要等待历史的鉴定。所以，每一个政治人物都必须敬畏历史。

那么，历史、历史学对政治家们治国安邦到底能起什么样的作用？今天我们就讲三个问题：第一，什么是历史和历史学；第二，历史学的价值；第三，正确认识历史与执政创造力。我们先讲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历史和历史学。

一、历史和历史学

历史是指已经过去的事物与现象，是客观世界以往的发展过程。历史是客观的，它已经存在了。它不能被复制。

那么，什么是历史学呢？历史学是帮助人们认识历史、了解人类社会生活的最主要路径。客观的事物已经存在，那在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才能及时发现客观的真相方面，历史学就起重要的作用了。从事历史必须要进行历史学的探究。历史学的研究是一项综合的工程。这项工程包括取材、分析、形成思想、得出结论，等等。因为它的整个制作过程是和科学研究相一致，所以，历史学是科学，是能够产生巨大作用的科学，凡是认为“历史学无用”的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

另外，从事历史学工作的人都要经过严格的训练。这个训练包括文字的解读、思想的形成、文字的表达。历史上的问题和事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随意解释的，历史绝对不是“可以随意打扮的小姑娘”。历史学需要真实，需要真实基础上的思考。它是求真基础上的思维活动。所谓历史“能够随意解释”的观点也是不能成立的。这就是说我们现阶段电视上的某些戏说历史，或者随意解释历史的现象都是与历史学背道而驰的。舆论和观众的爱好，不一定与科学的说法相一致。这一点，我们的干部，我们的学者，都应该保持清醒的认识。

从历史学的训练层面看，因为它要取材，也就是说历史的客观真相已经不存在了，许多信息都保存在文献等材料之中，保存在文献的记录之中，所以对文献的记录要特别关注。我们生长在中文世界里，中文应该不错，但实际上，对于中文文献表达出来的厚度或者表达出来的意思，并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准确地把握的。举一个与大家关系密切的例子就能说明这个问题，如“聖”（简写为圣）字。在文字出现之前，我们的许多概念如“圣”字是不存在的，或者有概念，但没有表意的符号，后来我们的祖先把它简化成图或文。其实我们的古人在提炼过程中早已经告诉了我们“圣”的核心内涵。“耳朵”就是说要成为圣人，第一必须了解情况，第二形成思想，第三用“口”即嘴巴把思想表达出去。如果这几个程序都做不好，你不可能成为圣人，而且还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壬”，很踏实之意，即像大地那样，实实在在地了解情况，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去。我用毛泽东的一句话讲，了解情况就是“认识世界”，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出去，变成行为，就是“改造世界”。这样的例子还很多。要在文献中，取材分析，形成思想然后把它表述出来，这都要下很大的功夫，要经过严格的训练。而这个训练模式和政治家的决策过程具有一致性，即大家都要搜集材料，进行分析判断，形成（思想）作战计划。唯一不同的是，政治家还要下命令，组织执行或落实相关的计划。而在下命令之前的过程和历史学的训练过程基本上是相同的。这就是说历史学的训练和政治家的决策之间有密切的关系。许多政治家都重视历史，重视历史学的研究，这显然与历史学能帮助政治家解决问题有关。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第二个问题。

二、历史学的价值

历史学是一个大学科，包括的内容很多，有经济史、社会史、环境史等，但它的核心还是政治史。有人说，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明天的历史。虽然这句话不够全面，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白寿彝先生说，“政治是历史的脊梁”。刘家和先生说，“历史是政治现实运动发展的轨迹”，现实的政治运动发展的轨迹来自何处？来自历史。所有的这些论述都告诉我们：历史学研究的是大问题，是与国家、民族和政治有密切联系的大问题。历史学是治国安邦的大学问。

那么历史学在治国安邦中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下面我讲一段历史，以说明历史学作用的重要。大家如果注意的话就会发现，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于毛泽东于1941年5月19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做的一个报告。报告的题目是《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个文本写得非常精彩。毛泽东是湖南第一师范的师范毕业生，师范生有自己的长项，其中最重要的长项是能把自己的思想简洁明了地告诉大众，从而影响别人的行为。这一点，在毛泽东这位受过师范教育训练的政治家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个报告，非常简短，总共只有四段。

第一段讲了20年来（1921—1941年），中国共产党在某些方面的进步，很简练。毛泽东这样说道：“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则现在我们对于这些的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抗日战争以来，我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研究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是进一步了，研究中国历史也有某些开始。所有这些，都是很好的现象。”毛泽东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分析了中国共产党20年来在理论认识与革命实践两方面的进步。

第二段讲了中国共产党这20年来，尽管有进步但有很多缺点，而且“还有很大的缺点”。有什么缺点呢？也就是说，这个缺点是什么呢？这个缺点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研究现状不细致。二十年来，一般地说，我们并没有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第二，研究历史不够，许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有“言必称希腊”的现象。“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当然，“言必称希腊”从政治的含义上讲是非常巧妙的一句话，这里的“希腊”显然是指“苏联”，指从苏联那里学来的所谓教条式的理论。话讲得非常有策略。第三就是学习国际的经验、坚持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方面还没有做好，还做得不够。“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这是三个很大的缺陷。大家如果留意看一下，就会发现，这三大问题都与历史问题有密切的关系。

报告的第三段讲的是，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主观主义的态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为讲述方便，我分别将相关的内容列表如下：

表3 主观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态度的比较

毛泽东给主观主义者的画像是：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这句话既形象，又生动，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主观主义者的要害。

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毛泽东开出了解决问题的处方，就是要加强对现实的研究，同时，对历史，尤其是对中国近现代史要有组织地进行研究，当然还要加强对干部的教育，要理论联系实际。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个报告是1941年作的。你想想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力量还很小，条件也很艰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中共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就提出来，要重视历史，要重视历史的研究。由此可见，历史研究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占有多么高的地位。这篇报告和《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组成了我们党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

那么，为什么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党的领导人还提出要从事历史研究呢？（停顿、思考）这是因为历史的重要性，正确认识历史对于我们党的建设与发展十分重要。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历史学在管理方面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和功能。

第一，历史学能够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历史中蕴含着普遍真理，但这些真理只有通过研究历史才能得到揭示。“历史中蕴含着普遍真理”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刘少奇说的。对于现在存在的许多问题，不了解历史，不研究历史，不研究透历史，那是不能正确认识的。

从维柯的《新科学》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再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到白寿彝的《中国通史》，都在探讨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而且也回答了许多重要的问题。我们在他们提供的许多规律中学到了许多东西或者得到了很多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启示。

所以我们说唯有历史学，可以在更开阔的视野下观察事物的发展。这个太重要了。我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汉武帝，知道汉武帝是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同时代的司马迁对他有过评价，对他的批评也不少。但从历史的角度讲，当我们把历史往西方慢慢展开的时候就会发现，汉武帝的地位可能比司马迁给他的定位要高得多。因为汉武帝当时主要面对、打击的是人和骑兵相结合的匈奴。而汉武帝保护的是农耕社会体制下的农民，或者说是农耕文明的代表。农耕文明和骑马的草原文明之间的战争打了数十年，最后把骑兵打败了。后者逐步往西部迁移，这样就保证了汉朝中原地区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安定。骑兵在中国的汉朝被打败了，但是恰恰在同样强大的罗马帝国面前打赢了，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而且赢得很漂亮。

众所周知，罗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西方国家，最初只有3300个男人，经过五百年的奋战把整个意大利变成了自己的领土；再过一百余年的征战，又征服了整个地中海西部地区；再过一百多年的扩张，埃及、叙利亚以及两河流域都成了罗马帝国的一部分。据保守的统计，强盛时期的罗马人口大致是5400万，和中国汉朝强盛时期的人口差不多。公元前2世纪的阿里斯提德斯对罗马的发展赞不绝口。他说：“现在整个世界都好像是在欢度假期一样，脱下了古时的战袍，穿上了自由欢乐的锦袍。所有的城市都已经放弃了它们旧有的争端，希望在一件单纯的事情上取胜，那就是每个城市都希望使它自己变得更快乐、更美丽。到处都是游乐场、林园、神庙、工场和学校。……所有城市都充满着光明和美丽，整个大地都好似元首的花园一样。友好的烽火从平原升起，而战争的硝烟随风飘至山海以外，代替它们的是说不尽的美景和欢快。……今天，希腊人和外国人都可以空着手，或是满载着金钱，随意旅行，犹如生活在自己家中一样，安全自由。……只要做了罗马人，或者是陛下的臣民，就有了安全的保障。荷马曾经说过大地是属于大家的，而您却使这句话变成了现实，因为您已经测量了整个世界，架桥梁于河川之上，开驿道于山地之间，建基地于沙漠之中，使万物都有了文明，使万物都有了纪律和生命。”从这么小的一个小国变成了这么大的、横跨欧亚非三洲、以地中海作为桥梁的大帝国，在人类征服史上，应该是一个奇迹。这么大的帝国的形成当然有它的先进性，但是它的先进性恰恰在人与马结合的哥特骑兵的进攻面前被冲垮了。公元378年，罗马人与西哥特人在亚德里亚堡大战。罗马人成功的法宝，即步兵的优越性被骑兵彻底击败。当时罗马元首瓦伦斯带了6万步兵与哥特人作战，结果罗马的4万余步兵被人和马组合的西哥特骑兵所杀，瓦伦斯自己也在这一次战役中战死。此后罗马人根本不可能组织起一支步兵的力量与骑兵进行抗争，罗马帝国从此四分五裂。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所以当历史画卷向西展开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人和马结合的骑兵对农耕社会的巨大冲击，由此也可以看到汉武帝抗击匈奴的价值所在。

因此，我们可以说，唯有历史学，可以更好地观察事物的发展。同时，也唯有历史学可以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定位政治家的功绩。有一句话叫作“盖棺定论”。但对政治家来说，很可能盖棺不能定论。因为政治家的思想、行为和在他倡导下形成的制度在相当长的时间段内仍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从事政治的人在进行决策的时候必须要思考两步：第一是现实，第二是未来，要对历史负责。

罗马历史上有一个文献材料叫《奥古斯都自传》。众所周知，奥古斯都（生于公元前63年，卒于公元14年）是罗马强盛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元首，在罗马最主要的岗位上执政44年，对罗马社会影响深远。他在76岁时，写了《奥古斯都自传》，留下了他对自己的评价，希望用自己的自传为自己定位。

《奥古斯都自传》实际上是奥古斯都自己向罗马人民提交的一份“成绩单”。奥古斯都在自传的1～14段概括了他自己历任的官职和所获得的荣誉，在15～24段总结了他为罗马和公民所做的各种好事，在25～35段阐述了他在战争和和平时期为罗马做出的伟大业绩。因为《奥古斯都自传》为奥古斯都去世前一年完成，其价值显然无法估量。

奥古斯都在自传中写得很实在。我看完《奥古斯都自传》后，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即这位元首在44年的时间里怎么做了这么多事呀！他几乎把整个罗马都改变了，罗马人的生活、罗马城的面貌等一系列问题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他说，“是我把砖瓦的罗马城变成大理石的罗马城”。

但是从之后的历史发展来看，奥古斯都似乎忽略了他自己在创制和制定规则等方面对罗马产生的巨大影响。这显然是值得历史工作者特别注意的。奥古斯都把自己定位得太低了，似乎他只是把罗马城改变成了一个用大理石建成的罗马城而已。但他并没有意识到，他已经建造或者重新建构了两座“罗马”城。第一座是以罗马城为中心的城市，第二座是以罗马帝国为中心的“城市”。对于后一座城市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而从历史层面上看，这第二座城市比第一座要重要得多。它体现在制度上、管理体系的架构上以及帝国居民对罗马的认同上。这一座以帝国为中心的庞大的罗马城也是奥古斯都将它建立起来的。可惜他自己没有发现它。后来的数百年间，罗马帝国实际上就是按照奥古斯都时期设定的规则运作的。

因此，政治家要有一种意识，即你所决策的肯定是现实问题，解决的也是现实问题，但同时你也会对未来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政治家的功绩只有在历史过程中才能确定，才能看得更清楚。

第二，历史学是人们认识历史真实的重要途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过一句话：“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这句话充分说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心目中，历史学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人们通过历史科学能够总结出历史的经验与教训。“知兴替，免覆辙”，历史家的任务就是要把经验和教训总结出来，为政治家或管理者或广大民众提供可以选择的智慧。

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在其《史通·史官建置》中曾这样写道：“向使世无竹帛，时阙史官，虽尧、舜之与桀、纣，伊、周之与莽、卓，夷、惠之与跖、蹻，商、冒之与曾、闵，但一从物化。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者矣。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

这一段话的大意是说：在古代的时候，如果没有史册，没有史官，那么，贤明者如尧、舜，残暴者如桀、纣，辅佐者如伊尹、周公，篡权夺位者如王莽、董卓，能力强者如伯夷、柳下惠，犯上者如盗跖、庄蹻，孝顺者如曾参、闵损，弑君父者如商臣、冒顿，其身名皆不能为后人所知。坟土犹湿，那些善的与恶的、美的与丑的也将全部被人忘却。然而因各朝各代皆设史官一职，史册又能妥善保存，故而虽然古人已亡，其身也朽，但他活着的时候所做过的事情却为人所知，如同天上的星月那样明晰。后世之学者，凭借阅读史册，就能和古人做思想上的交往；不出门户，却能洞察千年的历史古貌。后人在阅读史册时，见到德才兼备者，便向其学习；见到品德恶劣者，则考虑如何从其身上引以为戒。《春秋》一书编成，乱臣贼子因惧怕遗臭万年而对自己的恶行会有所收敛，而此书也为史家树立了秉笔直书的样板。翟杼弑其君，太史书写其事被杀；其弟再续，又被杀；另一弟再写之。南史氏听说后，准备也用自己的生命维护史家不隐恶的优良传统。史官记载史实，实事求是，不饰美，不隐恶，客观上就起到了劝善惩恶的作用。就这一点而言，史书的社会作用是很大的。一般百姓可以从中得到为人处世之道，统治者也可以从中看到国家兴亡盛衰的经验教训。因此，历史书籍，无论是对大众，还是对国家，都是相当重要的，不可或缺。

刘知幾的这段话非常透彻地指出了历史学所具有的“断是非、惩恶行”之功能。罗马历史学家李维也说：“往事研究特别富于教益，富于成效，因为从录于珍贵碑文的历史档案中可看到各种各样的范例。你可以从中为自己和自己的国家选择能够模仿的榜样，也可以从中察觉到源自始点的或过程中与终点的失误，并将之杜绝。”[4]惩恶劝善既是对史家提出的要求，也是历史学的重要功能之所在。

尽管历史不能再现，但在科学研究基础上总结出来的经验是可以复制、可以掌握的。它可以帮助人们少犯一些错误。

除了前面讲的两个价值以外，历史学到底还有什么价值呢？我认为第三个价值在于历史学是管理之基础。

第三，历史学是管理之基础。

历史学是管理之基础，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与社会，其研究的主题就是人类本身及其行为，而研究的最终目的也是增进人类的知识与福利。因此，历史学研究的问题是学术问题，但常常也是社会问题，因为社会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学术问题。学习历史可以获得“一种观察世务的方法，并可以加增认知事实和判断事实的力量”[5]；可以使人在运动和发展中明确方向，定位自己，定位自己的行为；可以使人在矛盾中分辨主次，看清大势，把握发展的创造性和主动性。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6]同样的话，马克思、恩格斯在另一处也有过阐述：“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7]历史学正是研究和阐述人们在创造历史时所遇到的已有基础，管理者若能了解社会现实活动所赖以存在的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制定有效的政策，就能更顺利地解决前进中的矛盾，取得理想的效果。因为每个人或单位都处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深受历史文化的影响，深受历史文化的制约。今天的决定既受制于昨天，更对明天的发展起重大的规定作用。优秀的管理者应该从历史的视角思考问题，承担历史的责任。

众所周知，管理的主体主要是人，提高人的精神创造力是管理者的重要责任。而历史学正好也是以人类的活动作为其特定的研究对象的。它能给管理者提供生动的事例、丰富的精神食粮。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曾这样说道：“吾人浏览史乘，读到英雄豪杰为国家为民族舍身效命以为牺牲的地方，亦能认识出来这一班所谓英雄所谓豪杰的人物，并非有与常人有何殊异，只是他们感觉到这社会的要求敏锐些，想要满足这社会的要求的情绪热烈些，所以挺身而起为社会献身，在历史上留下可歌可哭的悲剧，壮剧。我们后世读史者不觉对之感奋兴起，自然而然的发生一种敬仰心，引起‘有为者亦若是’的情绪，愿为社会先驱的决心亦于是乎油然而起了。这是由史学的研究引出来的舜人亦人感奋兴起的情绪。”[8]这种精神食粮对管理者有教育之能，对被管理者也有示范之效，给人以信心与动力。充分利用历史学的育人功能，培养民众的自觉与自律意识本身就是管理的核心内涵，是管理者增强凝聚力、降低管理成本的重要途径。

大家如果留意的话，或许会注意到这么一句话，即“少谈一点主义，多研究一些问题”。这句话显然是不对的。这句话错就错在把主义和问题两者对立起来了。而现实和历史都证明，多谈主义与多研究一些问题并不矛盾，因为主义照样能够解决问题。

当然历史学的价值还有很多，由于对象不同，所以侧重点不同。对于学生来说，历史学对自身训练有价值；对于一般民众来讲，历史学在自身知识结构的完善和提升方面有价值；对于领导者而言，历史学的管理价值就显得更为重要。历史学有这么多价值，但如果人们不去或无法把它利用起来，那么这些价值就会失去作用。下面我要提出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充分发挥历史学的这些价值呢？接着我们就讲第三个问题。

三、正确认识历史与执政创造力

正确认识历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创造历史，推动历史的发展。执政创造力与正确认识历史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第一，创造力是一个政党的生命力，是一个政党长期执政的基础。执政创造力来自多个因素，正确认识历史显然是执政创造力的重要保障。不了解现实的来龙去脉，脱离历史去研究现实问题，不但不利于问题的解决，相反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因为许多问题都有深刻的历史渊源，是历史发展中的一环，不放入历史的长河中加以研究，就无法把问题说清楚，讲明白！

领导领导，你自己都不清晰，怎么去指导别人？为什么领导的话叫做指示，指示就是告诉大家应该往哪个方向去做。指示的基础就是要对历史和现实有深刻的认识。应该说，我们党在这一方面有很成功的例子。例如，1981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一个重要的文件，叫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党的六十年发展的历史中来确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是一部用历史真实来解决我党重大问题的典范之作。

江泽民有这样一段话，他说：“我原来是学工程技术的，这几年到中央工作，花了不少精力看中国的和世界的历史书。你不看些历史书籍，古往今来许多中外历史上的事情都不知道或不甚了了，就难以做好工作。”[9]我自己认为江泽民的这个话是心里话，也是他的经验之谈。江泽民举了一个例子，在我国政府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以前，他已经把香港小学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所有的历史语文课本都看了，目的是从中了解香港社会、香港文化历史背景和香港居民从小学开始所受的教育，从而制定相应的政策。香港的平稳过渡以及持续发展显然与中央在深入研究香港历史的基础上做出的正确决策有关。

政治家虽然不是历史学家，但他们一旦与历史学结合，其处理问题的方法就会更合理，工作会更主动，成效也会更加明显。优秀的政治家都会在历史宝库中汲取智慧，从而提升自身的决策能力。

第二，执政创造力与政治领袖有密切的关系，与政治领袖自身的修养有密切的关系。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时代对政治家的要求越来越高，文化素质越来越成为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历史学恰好能给执政者提供重要的资料、案例与智慧。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现在的民众或新闻界对政治家的一言一行都非常关注。而历史学恰恰能给政治家们提供无数的智慧，因为这是由历史学的特点所决定的。那么历史学到底有什么特点呢？历史学的特点是可以和国内外一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打交道。这个学科和别的学科是不一样的，它每天都可以和国内外一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打交道。我们从中可以看司马迁对孔子的评价，学毛泽东的思想，听温家宝的演讲。

首先我们来看司马迁对孔子的评价。司马迁（公元前145或前135—前87年后），是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他借用诗经中的这样一句话来阐发自己对孔子的崇敬之情。他这样写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向）往之。”大意是：高山啊，使我仰望，大路啊，让我行走；虽然我永远不能攀及顶峰，走至尽头，但我的心还是非常向往。司马迁接着说：“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其意思是说，天下从君王直至贤人很多，生前荣耀一时，死后也就结束了。孔子一介布衣，传世十几代，学者都尊崇他。上至天子王侯，中国凡是讲习《诗》、《书》、《礼》、《易》、《乐》和《春秋》的都要以孔子的思想观点来作为衡量正确的标准，孔子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圣人！这对孔子的评价已经达到极点了。这是司马迁对孔子的评价，很典雅，很高。孟子对孔子的评价只是一个“圣”字，而司马迁则评价其为“至圣”。

毛泽东留给我们的财富就更多了，这个伟人太伟大了。1944年，作为重庆《新民报》特派记者的赵超构到延安采访毛泽东，之后曾发表过《初见毛泽东》一文。他在文中这样写道：“‘毛泽东是一个最能熟习中国历史传统的共产党行动家！’……他精通共产党理论，而同时更熟悉中国历史。……中国的史书包括许多统治民众经验，同时也指示许多中国社会的特性，精通了这些，然后可以知道在某种程度以内尊重传统的力量，或利用旧社会的形式，以避免不必要的摩擦……毛泽东……在尊重农民社会的旧习惯之中播种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毛先生另一点长处，是综合的工夫。不论是一场辩论，不论是一个问题的检讨，他最善于综合各种意见，而作一个大家认可的结论，或者综合过去的经验，而决定以后的方针。这种工夫，也不妨解释为熟读史书的成就。”[10]从历史上看，毛泽东确实是融学习历史、使用历史与创造历史为一体的典范。毛泽东摸索出来的成功经验很多，如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展根据地，最后夺取全国的胜利。这是我们做管理工作的人、搞学术的人、搞教学的人都要认真学习的。它有普遍的意义。如果你连自己的根据地都没有，怎么去发展根据地，怎么去建立更大的发展空间？又如，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也是一成功经验。对弱势的一方来讲，只有在运动中才有可能把敌人的弱点充分地“调”出来，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将其消灭。这些都非常符合辩证法。如果大家留意的话，毛泽东有一句话叫作“党指挥枪”，这十分重要。“党指挥枪”是有前提的。如果党的水平不行的话，怎么能指挥得动枪，所以党一定要优秀。只有优秀的党，才有可能指挥得动枪，两者才能结合。如果离开了这个条件，你即使想要改变军阀的部队，你也做不到。而党的代表者恰恰是优秀的干部，所以必须加强我们党的干部建设，加强我们党的干部的先进性建设。从历史层面上看，“党指挥枪”这一理论确实培养了一大批党的杰出领导人。再如，“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号召人民解放军把所有的勇敢、勇气都用出来，去追击走投无路的敌人，不要为了“和平”的虚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让其卷土重来。这话中既有历史又有经验，既有智慧又有思想，其创造力根本无法用语言表述。我自己认为大家应该多关注、多研究那些在最艰难困苦的情况中奋斗出来的领导人，因为在他们的身上有解决一切困难问题的方法和武器。

温家宝的演讲既在宣传和说明中国政府的政策，同时也在不断地传播中华文化，铸造中国形象。他演讲的价值不止在一个方面，而是在多个方面。所谓“行百里者半九十”，也就是说如果目标是百里的话，即使走了九十里，还只是完成了一半。用毛泽东的话讲，万里长征还只是走完了第一步。所谓“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是说，即使困难很多，也不用怕，因为你能够了解它的发展规律，居高临下，高瞻远瞩，因此浮云很快就会飘去，不会长久。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说，应该把“心”立于天地之间，把“命”置于百姓之中，然后去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如果把“心”立于自身之间，把“命”置于个人之中，这就显得太小了，根本承受不了“继绝学”、“开太平”的重任。所以我认为温家宝的文化素养显然是与有5000年悠久历史的大国形象相匹配的。

向一流的思想家、政治家学文化对于提升执政创造力很有帮助。从一流的思想家、政治家那里，我们除了可以学文化以外，还可以学管理、执政语言或执政风格。这更是历史学的强项。而真正把这些学好了，对于提高自身的执行力、判断力和决策力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执行力、判断力和决策力都会直接影响执政创造力。我们现在到处讲决策力和执行力，但它们的关键还是创造力，也就是你要有引领、指导别人的能力。对于政治领导人来讲，执政创造力体现于各个细节之中。

我们先看看毛泽东的表扬艺术。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后面有一支骑兵跟了上来，这就是宁夏马鸿逵、马鸿宾的军队。这支队伍如果跟着中央红军进入陕北根据地的话就会产生很大的麻烦，因为红军刚刚到陕北，脚跟还没有立稳。所以毛泽东要求彭德怀带领军队把这一支跟过来的军队打回去。胜利后，毛泽东给彭德怀写了一封表扬信，内容是：“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很谦虚地把后面的“唯我彭大将军”改成了“唯我英勇红军”。我的问题是：这封信表扬的到底是谁？（停顿、思考）这封信的第一个层面肯定是表扬彭德怀，但第二个层面毛泽东表扬的肯定是毛泽东和彭德怀的相互合作。毛泽东的名字没有出现，但信是毛泽东写的，毛泽东表扬的是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的亲密合作。第三个层面表扬的又不纯粹是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合作，实际上毛泽东表扬的是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和彭德怀的战术落实之间的密切合作。这应该是这封表扬信的核心。这些创造性的表扬方法和形式对于提高我们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应该说意义深远，价值巨大。

下面我们再看一看毛泽东动员民众的能力。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毛泽东用较为浓重的湖南话说：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笑声）

这是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讲的一段话。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是“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而不是我们大家都在说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和“中国人民”只有一字之差，但含义却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毛泽东讲这句话的时候，中国的版图上还有很多地方没有解放，用“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么一句话就把国统区、解放区和世界各个地区的华人都团结起来了，说出了所有华人都想说的话。全世界的中国人都有一种彻底翻身的感觉。这就是毛泽东语言的创造力，其威力是不是胜过百万雄师呢！执政创造力有可能来源于单位、团体的合力与实力，也有可能来源于制度与规章的合理规定，但有的时候，常常来源于领袖们或管理者自身的语言！！！

思想的创造力常常在领袖人物身上表现得非常清晰、非常充分。举一个例子。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是定规则。正是由于这个新规则，即三个世界的理论，解决了无数外交以及一系列国际关系等问题，结交了许多朋友。政治家的思想和语言的创造力太大了。1970年，毛泽东在会见非洲客人时讲亚、非、拉三洲是第三世界，中国是第三世界的一部分。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毛泽东说第三世界的兄弟们在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上提供了很大的帮助。1972年美国总统就来了，尼克松访华，之后美中关系以及世界上的许多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然三个世界理论作为一个完美的、完善的体系是1974年出现的[11]，但1970年的时候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来了。周恩来说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是经过长时间段的思考以后形成的结论，这个三个世界理论把中国之前没有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因为这个理论拉近了亚、非、拉大量民族之间的关系，使其成了中国人民的朋友，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命运、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任务，我们之间都是朋友，都是命运一致的朋友，我们都是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获得国家独立的。就是这样一些有共同命运、共同遭遇的朋友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毛泽东之思想创造力可见一斑。没有动用任何武力，也没有其他方面的任何重大动作，却取得了武力等都很难达到的效果。所以，许多行为是伟大的，但正确的思想可能更伟大。一旦正确的思想与行为相结合，那么它创造出来的价值就更大。

向一流的政治思想家学习，这是历史学的特长和强项。历史学从连续的角度、发展的角度分析问题，总结经验，判断和定位政治家思想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只有判断定位准了领袖的作用和价值，才会对我们的国家、领袖有所敬意。没有敬意就不可能有自觉的行为。这个自觉的行为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学习，另一便是执行与落实。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邓小平的执政风格。从邓小平的执政风格中能看到什么？在座的各位一定都读过《邓小平文选》，那么各位读过《邓小平文选》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停顿、思考）我认为这个文选非常好，从《邓小平文选》中我们能够判断出邓小平是一个有高度责任感的政治家、聪明睿智的实干家、成就盖世的总指挥家。他改革的所有目标几乎都实现了。无论是农村土地承包，还是建立经济特区，无论是改革开放，还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无论是废除干部终身制，还是一国两制，等等，可以说是项项成功，场场凯旋。邓小平的执政风格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这就是集决策、动员、宣传、落实、总结于一体。我认为这种风格与邓小平长时间担任政治委员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政治委员的性格。

“毛委员救国，邓政委富国”，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说明决策力和执行力都来自历史的永恒真理——会“做人的工作”。

古人说，“君子以多识（记住）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刘知幾说，读史可以“见贤思齐”，“见不贤而自内省”。西方近代哲学家培根也有一句话，他说：“读史使人明智。”这些都告诉我们，历史学对人的人格的完善有重要的意义，这些对于我们的领导干部来说，都非常重要。我们党的领导干部是时代的先锋、民族的楷模，更应该主动地从历史当中汲取智慧，因为在你们的身上肩负着“为万世开太平”、“兼济天下”的重任。

最后我想用下面的话，结束我的讲课：“人固然可以忽略过去，但永远不能与过去分离。因为先人们创造的历史和文化始终伴随着你我，与我们同行，给我们便利。它们渗透于我们的血液里，传递于我们的语言间，闪光于我们的思想中。我们应该对历史怀有敬意，怀有崇高的敬意！”（热烈鼓掌）

[1] 阿古拉泰主编：《名人眼里的毛泽东》，108页，青岛，青岛出版社，2003。

[2] 转引自郭圣铭：《历史教育的重大意义》，载《史学史研究》，1985（2），2页。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编著：《话说邓小平》，37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4] Livy，History of Rome，Preface，10.

[5] 李守常（李大钊）：《史学要论》，6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李守常（李大钊）：《史学要论》，13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9] 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8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10] 阿古拉泰主编：《名人眼里的毛泽东》，150～151页，青岛，青岛出版社，2003。

[11]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最为完整地提出了将世界划分为三个世界的理论。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并就中国的对外政策做了详细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