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先生对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科的发展做出的贡献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动力。全国民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身于人类历史上少有的伟大改革运动中。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科也随着全国形势的变化，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全体师生在白寿彝等先生的带领下，大胆探索，奋发向上，不但在教育改革、学术发展上，而且在学科布局上都做了许多前瞻性的部署，从而为历史学科的未来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一

高等学校的首要任务是培养人才，教书育人是学校的本职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给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的白寿彝先生提供了革除教学弊端、改革历史学课程结构的大好时机。白寿彝先生充分地把握了这一时机，从课程体系改革入手，对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教学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从而确立了以教改促科研、以科研促教育的良好发展模式。

1949年以来的三十年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课程体系基本上是由苏联专家帮助制定的。大学四年主要开设两门通史课，即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每一课程又各分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四部分，俗称“两条线八大块”。与1949年以前相比，这种课程设置有了较大的进步。这种进步主要体现在课程的计划性和内容的完整性、系统性方面。但随着教学实践的不断深化，人们越来越发现这“八大块”培养模式严重地束缚了教师和学生创造性能力的发挥。1978年10月，白寿彝先生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课程设置的弊端，他说：“我们高等学校的历史教学计划很害人，到今还是很害人。五十年代，我们请苏联专家帮我们制订了历史系的教学计划，主要是‘八大块’，实际是中外各‘四块’：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这‘八大块’把老师和学生放进了狭窄谷道里……教师搞的没有发展余地，老是讲那些；同学不能接受不同学科的知识，就知道这‘八大块’。”[1]1981年，白先生更进一步提到这种设置的局限性，指出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第一，大大地压缩了学生阅读参考书的时间；第二，一门课程搞了四年，经过了好多位教师去讲授。“这个‘通’字很难做到，可以说是‘通史’不‘通’。”[2]

从1981年开始，北师大历史系在白寿彝等先生的领导下，率先对高师历史学课程设置进行改革，“把四年的大通史，改成一部小通史”，用一至两年的时间将其讲完。这样改革的好处是：“第一，这样改了，可以腾出好多时间，去开设别的课程。象专门史、断代史、国别史和名著研究，都可以有较多的时间来安排了，也可以腾出一些时间学外系的课。第二，通史的时间少了，就比较容易把纲领抓起来，就容易讲得通些。”[3]这次改革取得很大成功，荣获了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各兄弟师范院校都纷纷效仿。

白寿彝先生选择课程体系作为其改革的突破点是非常睿智的。因为课程体系是各学科培养学生的核心，涉及教育哲学等深层次的理论问题。过去的历史学课程结构是建立在传授知识这一理念基础上的，而现在的结构则建立在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相结合这一理论的基础之上，而且传授的也必须是教师本人或学界的新知识、新成果和新发现，所以这种结构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必须随时关注学界的动态和学术的发展。讲通史课的教师必须具备“通”的意识，真正在“通”字上做文章，在轻重去取之间、在脉络贯通之间下功夫。而开设选修课更需要教师去掌握该学科或方向的核心材料，该学科或方向已有的研究基础、学科的前沿信息以及学科的发展前景，在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上做文章，在“新”字上下功夫。当然，课程体系的改革也给教师带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更广的研究领域，使教师有更多的时间在自己感兴趣的学术研究领域施展才能。课程改革以前，历史学科的教师和学生只能在“八大块”里转，教师只有知识记忆，缺少挖掘新知识的能力，不易出成果。课程改革后，历史学科积极鼓励教师突破“八大块”的局限，在讲好通史课的基础上，努力开设选修课，以提升教师自身的科学研究和教学能力。

课程结构改革对于学生来说则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历史系学生专业知识结构和综合素质的形成。白寿彝先生的课程体系改革对学生的最大影响有两点。第一，理论基础得到加强。学生们除了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外，还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等。通过这些理论方面的学习，学生阅读马恩原著的能力以及学生自身的理论水平都有了明显的提高。第二，专业知识更加扎实。学生通过两年通史课程的学习，基本上掌握了中外历史的概貌和发展线索，了解了历史的连续性和各地区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对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也有了一定的认识。而选修课的大量开设，又大大地开阔了学生的视野，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学生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和爱好来选择课程，确定研究领域，从而为其以后的深入钻研打下基础。

应该说，北师大历史系的历史学课程改革为全国高等师范院校历史系课程体系的顺利改革开创了先例，同时更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科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可以肯定地说，以后北师大历史学科所取得的众多成绩，如1994年北师大历史学系被国家教委批准为首批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2001年又被教育部评为优秀基地等都与白寿彝先生领导的这次改革有密切的关系。

二

科学研究是学科立足的基础，是学科持续发展的保证。白寿彝先生十分重视科学研究在学科建设中的作用，不但自己带头钻研，而且还带领大家共同探索。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编纂就是白先生带领国内众多学者共同攻关的最好例证。

多卷本《中国通史》是白寿彝先生在改革开放初期决定上马的重大科研项目，内容上自远古时代，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时20余年，于1999年全部完成。《中国通史》共12卷，22册，总计1400万字，是20世纪规模最大的通史著作之一，代表了20世纪中国通史研究的最高水平，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这部巨著出版后，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史学界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和赞誉。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通史研究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

《中国通史》的完成不但推动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深入，而且也带动了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两个学科的发展。在白寿彝先生的领导下，参与编纂的500余位专家学者，潜心钻研，同心协力，既收获了成就，又收获了友谊，更创造了协作攻关的成功范例。许多中青年学者在白寿彝先生的精心指导下迅速成长，很快成为中国历史学界的骨干力量，其中尤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科受益最大。

《中国通史》的完成给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科留下了众多精神遗产，其中主要的有下面两点。第一，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白先生开始主编《中国通史》的时候，已经是70岁高龄的老人了。当时，史学界有许多人都对这一工程持怀疑态度，“认为工程太大，白寿彝教授能否在有生之年完成尚有疑问；如何组织众多学者协作编写，许多学术难题如何解决，文字体例如何统一，都是问题。搞得不好，这部大通史就可能失败”[4]。白先生勇敢地挑战自我，并始终视学术为生命，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用自己坚强的毅力完成了这部“体大思精”的巨著的编撰工作。其言其行一直是北师大历史学系全体师生奋发努力的动力。第二，把握正确的治学方向。白先生反复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撰写中国历史，这是一种责任，既是对中华民族的责任，也是对世界各国人民的责任。[5]历史学要研究大问题，应走创新之路，“一个史学工作者应出其所学，为社会进步服务，为历史发展服务”，这是白先生对自己的要求，也是白先生留给后学的巨大财富。

三

一个单位的发展与国家的政策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与单位主要领导的眼光、判断力与责任心密切相关。

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白寿彝先生以其敏锐的眼光，洞察到历史学的春天即将来临。1980年，在白寿彝等先生的推动下，经教育部批准，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史学研究所，白先生出任所长。史学研究所的成立为加强学术研究、学术交流和培养专业人才创造了重要条件。史学研究所在白先生的领导下先后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史学史学术讨论会，举办了《史学概论》讲习班、史学史助教进修班等，恢复了停刊多年的《史学史资料》，不久更名为《史学史研究》，招收了史学史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和高级访问学者，承担了国家“六五”、“七五”、“八五”等一大批重大科研项目，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很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后来被教育部批准的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以及国家级重点学科史学理论与史学史都是依托于这一研究所建立起来的。

1981年4月，陈云就整理出版古籍工作提出重要意见。他说：“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重要工作。”“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6]

根据陈云的建议，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恢复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制定了《古籍整理出版九年规划（1982—1990）》。北京师范大学在白寿彝、启功等先生的努力下，于1981年成立了古籍研究所。这是全国高校中第一个以研究和整理古籍为对象的研究机构。建所以后，古籍所依靠全所研究力量，先后出版了两部大书。一部是《文史英华》，一部是《全元文》。白寿彝先生说：“《文史英华》是供高校学生、中学教师和机关干部诵读的选本，它的编辑意图是博而精。所谓博，是指上下两三千年文史名著俱备。所谓精，是指所选作品，文、情、道、义必有所当，读者可以提高阅读水平。”“《全元文》是比《文史英华》更大的一部书，在功力和见识方面，所需要的供给不知要高多少倍。更加以元史素称专门之学，对语言、地理、疆域、民族及其它有关的文献知识所需甚广，很不容易掌握。”[7]两书出版后，颇得佳誉，分别获得北京市和教育部大奖。2008年成立的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就是在古籍研究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成立史学研究所和古籍研究所两个机构，组织相应的研究人员对史学和古籍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同时培养一批合格的年轻学者，这些都是功在千秋的壮举。它既解决了这两个学科后继乏人的现象，又为这两个学科未来的发展铺搭了重要的平台。北师大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以及历史文献学和古典文献学学科在中国学界现今的地位都与这两个研究所的建立有很大的关系。

众所周知，白寿彝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为我国历史学科的发展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遗产。这些遗产得益于白寿彝先生敏锐的眼光、正确的判断、杰出的领导组织才能和深厚的学术功底，更得益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从白寿彝先生的身上，我们既可以看到党的政策的伟大，也可以看到老一辈知识分子在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方面所发挥的创造性作用。白寿彝的贡献属于北师大历史学科，但更属于中国学术界。

[1]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331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2]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203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3]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203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4] 李希泌口述，刘统记录：《深切悼念白寿彝教授》，载《史学史研究》，2000（3）。

[5] 参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深切怀念白寿彝先生》，载《史学史研究》，2000（2）。

[6] 陈云：《陈云文选》第3卷，289～2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弁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