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课程设置改革
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在系主任白寿彝先生的领导和主持下，对课程设置进行了重大改革。之后经过龚书铎等主任和历史系全体教师的不断努力，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可以肯定，随着岁月的推移，这一改革的作用将发挥得越来越明显。因此，对这一改革进行深入的总结和研究，无论对历史系教学质量的提高还是对历史系整体实力的提高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
历史系把教学改革的突破口首先放在课程设置的改革上，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原先的课程设置存在着严重的不足。
课程改革前，历史系的课程计划，基本上还是20世纪50年代初在苏联专家协助下，按照苏联高等师范教育的模式制定的。主要专业课是中国史和世界史，这两门通史又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四个部分，即习惯上所说的“两条线八大块”。之后虽然对某些课程的授课时数做过一些调整，也开过几门“提高课”，但基本设想和课程结构没有什么变动。与1949年前的旧大学相比，这种课程具有计划性强和授课内容完整等优点。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程度比较整齐，毕业时大都能达到一定的水平，改变了过去学生学业程度参差不齐的现象。但它也有许多明显的缺点。其一，这种课程设置没有体现由浅入深、由一般到提高的原则，四年的课程基本上停留在同一程度、同一水平线上，很难适应学生水平逐年提高的要求；其二，这种设置把学生限制在两门通史之内，而通史的内容又仅限于政治和经济，不能给学生以应有的广博知识；其三，它不能使学生在某些方面有更深入的学习，不利于培养和训练学生的治学能力，也不利于因材施教，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其四，它束缚教师的手脚，使大多数教师都在通史中转圈子，很难在某些方向上做更深入的研究，不利于教师自身素质的提高。
第二是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后劲不足。调查表明，“**”前分配到中学任教的北师大毕业生，刚到中学时，往往比同时从综合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教师更容易适应教学工作，也更快掌握编写教案、课堂教学诸环节。但几年后，后者对中学教学逐渐熟悉，教学水平提高得很快，而北师大的毕业生则逐渐显露出后劲不足的缺陷，教学水平难以提高。一些在高校历史系任教的毕业生也因在校时缺少治学能力的培养和训练，对科研感到困难很大。这种情况，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以往课程设置中存在着问题。
客观而严峻的现实，迫使历史系的领导和教师进行认真的思考。经过无数次的讨论和研究，他们终于达成了一种共识，即“师范性不等于低水平”，苏联专家提出的“一桶水”和“一杯水”的理论虽然有它合理的一面，但也有很大的缺陷，它只强调了“量”的关系，而忽略了“质”的飞跃，忽略了教师自身科研能力的提高以及对学生的科研能力的培养。师范大学的特点应体现在开设教育课程和日常教育技能的训练上，至于各个专业的课程设置，除极特殊的科目外，基本上不应与综合性大学的相应专业有什么不同。无论是综合大学还是师范大学，都应使学生具有深厚扎实的知识基础和很强的业务能力，只有那些既具有广博知识又具备独立治学能力的人，才能真正胜任历史教学的各项任务，才能适应科学不断进步、教学内容不断更新的现实。
正是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历史系提出了课程结构改革的方案。概括起来，这个方案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加强基础，扩大知识面。在理论方面，开设有关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读课，以加强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在语言工具方面，加强古汉语学习，增加“中国历史文选”授课时数，使学生具备熟练阅读中国历史典籍的能力，同时加强外语教学，开设专业外语课，使学生能够阅读一般的外文资料和著作；在专业知识方面，把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的授课时间从原来的三学年（此次教改前已由四年改为三年）减到两学年，到高年级时主要开设专门史、国别史、断代史等选修课，这样学生既能掌握中外历史的基本线索和概要，又具有宽厚的专业基础知识；另外，还增设了文学、逻辑学、自然科学知识讲座等课程，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第二，把课程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两类。必修课主要是打基础；选修课任务有二，一是使学生的知识基础继续加深加宽，二是使学生在历史学的某些领域有较深入的钻研，从而锻炼学生收集资料、钻研问题的能力。第一、第二学年以必修课为主，第三、第四学年以选修课为主。选修课授课时间占四年总学时数的30%左右。
这些改革措施在后来的实施过程中虽然有局部的调整，但改革的总方针一直未变。
应该说，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并实施的这一课程体系改革是很有远见和很有魄力的。它确实起到了“突破一点，搞活一片”的作用，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之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
从白寿彝先生提出并实施“课程设置改革”至今，已有17年的历史，实践证明，这次课程改革是成功的。
首先就学生而言，学生的基础有了明显的加强。在基础理论方面，学生除了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外，还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读”、“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以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等课程。大量经典著作的学习，既培养了学生阅读原著的能力，为他们掌握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同时也提高了学生学习马列主义的兴趣和信心。更重要的是，学生从伟人和伟人的作品中学到了做人的道理和处事的原则方法。在基本知识方面，学生通过两年通史的学习，基本上可以掌握中外历史的概貌、发展线索、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而选修课则从专史、断代史、国别史方面进一步充实了通史的内容，扩大了知识面。此外，学生的治学能力也得到了较好的提高。针对“**”前十几年历史系培养出来的学生独立工作能力不强这一弱点，这次课程改革将重点放在选修课的开设上面，强调以开设选修课等措施来提高能力。通过这些措施，学生们摆脱了局限于两门通史的圈子，扩大了知识领域，开阔了视野。由于各门选修课一般都介绍该学科已有的研究成果，目前达到的水平，有争论的问题以及有关论著、资料等，并引导、启发学生思考问题，因此思想比较活跃。同时，由于选修课的开设，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基础来加以选择，从而对某一断代史、国别史或专门史的学习比较深入，有利于把点和面结合起来，避免停留在通史的面上。这不仅对提高学生的能力有好处，而且也为他们今后在各种岗位上进一步对某一方面进行深入钻研打下了基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通过课程改革，学生初步掌握了一般的治学方法：第一，懂得了了解有关课题的研究现状和史料情况的重要性；第二，读书比较得法，能注意分析史料，并从中发现问题；第三，由于选修课一般以写小论文考察学生的学习情况，学生的写作能力得到了提高，而这又为以后写毕业论文和学术论文打下了基础。近些年从历史系毕业生、用人单位和社会反馈回来的信息表明，历史系学生的整体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正因为如此，所以第一志愿报考历史系的人数达到了高考总人数的60%左右。
其次，这次课程改革对教师队伍和学科的建设起到了尤其重要的作用。“**”前，历史系的课程基本上是两门通史“八大块”，教师年年在“八大块”上转，只有面，没有点，难以深入，不易提高水平。课程改革调动了教师的科研和教学积极性，使教师能够根据自己的特点选择和确定自己的专业重点，以在某一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大多数教师“通而不精”的状况，而使他们朝着各有所长的方向发展。教师对某些领域的深入钻研，同时也促进了科学研究的发展。近年来许多教师出版的专著都与他们开设的选修课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详见下表。
表2 课程改革时选修课与历史系近年来部分科研成果的对照
续表
续表
从上表可知，课程改革给历史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通过这次改革，历史系大部分教师的学术特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白寿彝先生最初提出的“开一门课，出一本书，成一方面专家”的设想，已经成为现实。
从表面上看，压缩通史课，好像是削弱了通史教学，但实际上恰好相反。教师通过开设选修课，通过对具体问题的研究，更加深了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真正做到了微观与宏观研究的结合。正是在深化通史课教学和研究的基础上，历史系完成了两门通史课及其他课程的教材建设。
选修课的开设、科学研究的广泛开展和深入，增加了新的研究方向，提高了教师的自身素质，这就为新的学科点建设和研究生培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前，历史系只有中国古代史、中国史学史和世界近代史方向的几位老先生带过研究生。到20世纪80年代末，历史系已有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中国近现代史、世界上古中世纪史、世界近现代史、学科教育论（历史教育学）6个硕士授权点，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上古中世纪史3个博士授权点，此外，还有博士后流动站。而这些学科点的设立，反过来又促进了历史系教学和科研总体实力的增强。1994年，历史系被国家教委确定为首批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这既是历史系多年来重视教改的结果，也是社会对历史系教改的肯定。
以白寿彝先生首创并一直延续到现在的课程体制改革，确实达到了“以学术带动教学，以教学促进学术”的目的，它给历史系带来的影响已经超出了课程改革本身。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系所取得的各项成就，大多都是建立在这次课程改革的基础上的。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说，是白寿彝先生首创的课程改革，确立了历史系现在的地位。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课程设置改革的成功经验表明：第一，教学和科研是辩证的统一体，人为地将“师范性”和“科研性”对立起来是没有道理的；第二，只有在重视科研基础上的教学，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才能将最新的研究成果传授给学生，从而扩大学生的知识视野，没有“创造性”和“科研性”的师范大学是没有生命力的；第三，狭隘地理解“面向中学”的口号，使师范大学的教学简单地跟着中学走，是不科学的，师范大学的目标应该是培养更多的掌握最新科学知识和科研本领的、有敬业精神的大学生进入中学，进入社会，为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服务，为提高中学教学水平服务。
[1] 本文原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