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理念”纵横谈[1]

大学是传授知识的殿堂，是培育新人成长的基地，是自由创新思想的培植场所，是推动学术勃发的重镇。大学的特色都与其大学理念有密切的关系，或者说大学理念就渗透于大学特色之中。

大学理念，从严格的定义上讲，是对“大学”这一共同体存在的本质特性的规定。它决定着大学的功能、定位、价值选择和发展方向，决定着大学精神的基本内涵，决定着大学的行为和特质。

从逻辑层面上说，大学理念不是指具体的行动，但它是行动的指南；大学理念不是指具体的制度，却为制度提供依据；大学理念不是指组织，却是组织运行的基本准则。大学理念是一所大学的灵魂，是一所大学之所以成为这所大学的根本。

从发生学的角度上说，大学理念与大学同时产生，共同发展，是人类教育事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它们都有悠久的历史。

在中国，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大学”早在两千年前就已存在。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汉代的“太学”及后来的“国子学”、“国子监”，宋代的“书院”，等等，都可以看作以传授“为人之道”为目标、以教授“伦理道德”为宗旨的“大学”。

在西方，最早出现的“大学”当属柏拉图在雅典创办的“学园”（Academy），其时间大约是公元前387年。“学园”的基本职能就是传授知识、为公民集体培养管理精英或杰出人才。

古代中国与古代西方的“大学”尽管文化背景不同，但其目的都是相同的，都是为了传道、授业、解惑，提高学子的学术修养和个人修养，进而教其明了“人”之为“人”的根本道理。古代的“大学”虽然和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有很大的差别，但其所具备的基本功能、所崇尚和追求的目标却对现代大学有影响，构成现代大学的传统基础，是现代大学理念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近现代大学直接起源于12、13世纪的欧洲中世纪。在欧洲，“大学”的含义源于拉丁语“universitus”，全名为“Universitas Magistrorum et Scholarium”，意为“教者与学者之协会”。意大利的波伦那大学是最早产生的中古大学之一。中世纪大学基本上是独立单位，游离于社会、政治和经济实体之外，以传授知识，研究学问及培养高贵的、有教养的神职、法律及医学人才作为其主要的目标。

1810年，普鲁士创立柏林大学，以此为标志，大学开始与科技发展建立密切联系。柏林大学改革和摆脱了中古古典大学的学术传统，把原来主要为国家培养官吏和神职人员的大学转变成向学生传授科学知识、进行科学研究、提高国家学术水平的中心。洪堡是创立柏林大学的主要领导者。他在柏林大学的最大成就有几点。第一，明确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洪堡在《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在和外在组织》中指出，国家“不应该就其利益直接所关所系者要求于大学，而应抱定这样的信念，大学倘若实现其目标，同时也就实现了，而且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国家的目标。由此而带来的收效之大和影响之广，远非国家之力所能及”，从而确定了政府与大学皆是法律上平等的主体，政府与大学是目标不同的社会组织，政府不能领导与管理学术活动。第二，明确提出“育人”与“科研”并重的大学理念，推崇“学术和教学自由”和“教学与研究的统一”，强调大学不但要成为人才培养的中心，还要成为科学研究的中心。洪堡改革确立了大学的独立地位，排除了行政对大学学术的不必要干预；突出了科学研究的作用，并将其视作大学的重要功能，从而进一步凸显大学自身的学术性格。而这一切皆标志着“现代大学”的一些基本价值趋向和制度特征已经形成。“现代大学”开始承载新的使命，接受社会的检验。这次改革的不足是：大学的教学受到一定的挑战，师生之间的关系也有疏远的趋势。但其改革所带来的成效是不容忽视的。德国在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期，在学术文化领域出现的大批世界级领军人物都与洪堡的这次大学改革有密切的关系。同时，这次改革也为德国未来的发展输送或储备了大批高质量的、有创新意识的建设者。

19世纪30年代，美国大学兴起，洪堡的大学理念在美国备受青睐。“科学研究”被看成是大学的职责，“发展知识”被视作大学的功能，现代大学理念被迅速移植于美国的高等教育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大学发展的领袖，不但在数量上位居世界之首，而且在质量上也独领**，形成了自身独立的品格。求新、求适应社会之变、求赶上时代之步伐成为美国大学的发展目标，大学彻底地参与到社会中来。美国的一些大学如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等明确提出，大学的最终目的是要对社会开放，为社会服务，并在服务过程中对社会产生作用。当今的美国大学已成为世界众多大学的模板，被称作为“Multiversity”。它的性格已不是University所能表达清楚的；大学已经不是一个单一的共同体，而是一个多元的共同体。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大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社会，教学、学术直接与社会服务紧密结合。大学已经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推动经济增长、保证社会持续进步的基石。美国的大学理念对世界教育界的影响越来越大。

马里兰大学是美国重要的公立大学之一，在坚持科学研究与教育并重的原则下，又把“企业家精神”的培育置于大学的理念之中。“企业家精神”的特点是讲成本、讲效率、讲勇气、讲开拓、不怕失败、勇往直前。大学鼓励师生充分参与产品的开发、营销与上市，帮助学生申请社会资金，缩短产品商业化过程，使学生在实践中增加知识，在创业中推进进步，在创造中赢得尊重。把“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放入大学的理念中，大大地丰富了大学自身的内涵，使大学在固有的精神产品生产地的基础上，又多了物质产品创造地这一重要功能。虽然我们还不能过早地对马里兰现象下结论，但它的发展趋势确实应该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

2010年6月，哈佛大学校长、著名历史学家德鲁·吉尔平·福斯特应邀访问都柏林三一学院皇家爱尔兰研究院，并在该校做了题为《大学在变革的世界中的角色》的演讲，引起了众多高等教育工作者的重视。她立足当下，深刻分析了大学在变革的世界中的作用以及它应扮演的角色。她说：“当其他机构在令人沮丧、持续不断的经济萧条的时代停滞不前时，大学，滋养着世界的希望。因为大学克服了那些跨越边界的种种挑战，解读并充分利用新知识，搭建文化与政治相互交流的桥梁、创立可以促进对话与辩论的环境。”但她认为：“高等教育的未来陷入了危机之中。”理由是：各地都在大幅削减大学的预算经费，大学也在缩减课程、压缩师资、减少各种经费；政府以及与高等教育有关的重要的合作伙伴，都要求大学对于他们的投资给予更直接、更具体的回报，而这种短视行为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很多难以衡量其价值的学科都被砍掉了，而“首当其冲的就是人文学科”，因为社会只把教育看作衡量经济增长的一种手段，所使用的标准是它有用与否。福斯特在忧虑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同时，还是大胆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极力主张在以职业为导向的高等教育全面兴盛的同时，应一如既往地重视人文教育。[2]从福斯特的演讲中，我们也能深深地感受到社会发展对大学理念的强烈冲击以及社会对大学办学的制约作用。

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出现于19世纪末叶，是接受西方影响的结果。模仿西方教育是这一时代大学的主要特点。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后，学习西方国家的教育和科学文化达到**。当时的大学校长和教员中，许多人都有出国的经历，受过西方思想和文化的熏陶，因而比较关注大学理念对大学发展的影响。1916年12月，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极力推崇德国的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大力推动学术研究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和“教授治校”等理念。他主张：“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3]1928年，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代校长，也提出了“大学之大，非谓有大楼之谓也，乃谓有大师之谓也”等治校名言。这些大学理念既反映了近代学者对大学内涵认识的加深，又影响或规定了中国近代大学发展的轨迹，在中国大学的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当代中国的大学则是社会主义接班人的主要培养地，是为中华崛起提供智力与道德支撑的重镇。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大学已经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原有的高等教育的办学理念已经不能完全满足人们对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要求。大学与经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经济和社会发展直接为大学提出课题，大学又直接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大学同经济与社会传统的间接联系已经转变为直接的联系。大学主动参与社会建设，成为经济建设领域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当然，大学在成为社会建设的生力军时，也遇到了正确处理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因为大学毕竟与政府、社会的职能有所不同。如果大学只有“自治”与“自由”，而不关心社会的需要，不承担社会的责任，就会因此脱离社会，从而失去其存在的理由；如果大学一味地追求社会的需要，成为社会和市场的附庸，而丢失大学的“自治”与“自由”，就会成为社会的其他机构，从而失去其自身独立的价值。

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高等教育事业在处理大学与社会、学术与教学等关系方面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随着高校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大学建设和发展中的一些新问题、新矛盾也日渐凸显。在当前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转折时期，如何克服“千人一面、千篇一律”的办学理念、培养出更多更好的拔尖人才或创造性人才已作为重要课题摆在教育管理者和工作者面前，需要大家去思考，去破解。因为归根到底，衡量大学理念先进与否的标准取决于人才的质量，取决于社会对人才的认可程度。福斯特说：“对于一所大学而言，成功与否既没有范例可循，也没有一所脱离现实的‘全球性的研究型大学’可供我们所有人去效仿。我们的差异恰是我们的力量所在。”[4]中国的大学应该学会在差异中定位自己，大胆开放，勇敢探索，努力探求自身的发展道路，为世界大学的发展提供新经验，做出新贡献，用中国的经验来丰富世界大学的理念，用中国的贡献来诠释世界大学的价值。

[1] 与陈凤姑合写。

[2] 参见郭英剑：《大学在变革的世界中的角色》，载《科学时报》，2011-01-04。

[3] 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1918年11月10日），载《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

[4] 转引自郭英剑：《大学在变革的世界中的角色》，载《科学时报》，2011-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