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日烽火中的庄余霞

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以武力吞并全中国的罪恶目的，又悍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从卢沟桥事变肇始，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习近平总书记说：“从那时起，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千千万万爱国将士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各界民众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击日本侵略的英雄凯歌，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感天动地的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庄余霞的群众就是中华优秀儿女的重要一员，他们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草塔镇庄余霞村（现为上余村庄余霞自然村）坐落于黄泥尖山下，是一个在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的小村。但就是这么一个小村，在抗日战争时期却走出了一批选择跟共产党走的英雄，从而使村庄有了“红色”的印记，被陈昊苏（陈毅元帅之子、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会长）等领导誉为“红色庄余霞”、“抗日革命村”、“抗日英雄村”。

图17 陈毅元帅之子、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会长陈昊苏题写的“红色庄余霞”

1931年9月18日，侵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标志着中国局部抗战的开始。

1937年7月7日夜晚，日本侵略军向北平卢沟桥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1937年8月13日，日寇大举进攻上海，中国军队奋力抵抗，史称“八一三”事变。

1937年12月13日，日寇占领南京，制造“南京惨案”，30万中国军民遭惨屠杀。

“八一三”事变后，庄余霞村爱国青年杨朝表、杨国良分别从杭州和上海回到庄余霞，参加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战斗。1938年1月29日，杨朝表在渎溪乡（今草塔镇青山片）逢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庄余霞村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其入党介绍人为杨思一（1949年后曾任浙江省副省长）。庄余霞村党组织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不断壮大。同年6月，杨国良在草塔政工队党支部入党，后到梅山教书，发展党员。

1942年5月17日，是诸暨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这一天诸暨沦陷。6月16日上午，400余名日本步兵、50余名日本骑兵侵入草塔梅山（现为南山村梅山自然村），烧毁房子413.5间，受灾农户达139户。不久，日本军队侵入庄余霞黄泥岭，打死庄余霞村无辜村民杨如昌、杨小弯、霍佳木3人，后又烧毁岭上畈村房子6.5间，杀死无辜村民10人。

1942年9月，路西工委书记叶瑞康到达庄余霞村。此时庄余霞村已有5位地下党员，都是杨朝表（1949年后曾任郑州市总工会副主席）发展的。叶瑞康根据杨朝表的身体情况，指示杨朝表养病休整，由同为庄余霞的青年党员杨光负责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10月中旬会稽地委副书记马青（1949年后曾任江西省计委副主任等职）、叶瑞康以及其他中共地下党员来到庄余霞，具体商议建立中国共产党庄余霞支部和发动群众等问题。

11月，在路西工委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庄余霞支部成立。杨光为村支部书记，杨启江等为支部委员。党支部组织青年成立了“学习会”，在祠堂望青楼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宣讲抗日道理，创办《学习周刊》，先后出刊三四十期。杨光先后向杨启江、杨德仁、杨知行、杨高岳、杨克中（杨晓影）、杨水良、杨绍太、杨绍见、杨琪、杨云浩、杨宝琴、杨保大、杨巨焕等20余人讲了“火、火、火，东洋鬼子放的火”、“血、血、血，中国人民流的血”等课程。从此，庄余霞的群众基础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1943年大年三十，在中共庄余霞支部的领导下，庄余霞“弟兄会”成立。大年初四，在祠堂内，举行青年讨论会，讨论的题目是“青年人的出路”。当年春夏之交，为维护“短工”农民兄弟的利益，“弟兄会”组织“罢工斗争”，并取得最后胜利。12月21日，新四军浙东纵队金萧支队正式成立，一批庄余霞村青年加入金萧支队。

图18 1943年12月21日，“新四军浙东纵队金萧支队”正式成立，有一批庄余霞青年参加了金萧支队。图为行进中的浙东纵队

图19 原金萧支队支队长蒋明达、政治委员张凡当年的照片

1944年5月27日，金萧支队第一大队和支队部共500余人，在诸北墨城坞遭遇蔡廉伪军1000多人的包围，金萧支队抢占苦竹尖，激战一整天，打退伪军的四次冲锋。庄余霞村战士、机枪手杨高定在这次战斗中负伤。6月19日，经浙东区党委批准，金萧支队进行整编，彭林（开国中将）任支队部参谋长，庄余霞村入伍的战士杨绍邦成为彭林的通讯员。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庄余霞村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涌现出了一大批抗日英雄，其中有杨启江、杨达生、杨建法、陈枫高、杨江平、杨高定、杨纪法、杨水良等12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杨国良、葛鹏、杨水良、杨江平、杨高定、杨纪法、陈枫高、杨宝良、杨光、杨佳葵（杨旦霞）、杨国华、杨启江、杨石毅、杨晓影、杨律人、杨绍凯、杨德甫、杨绍太、杨绍见、杨杏雅、杨江霞、杨钦佩、杨朝表、杨琪、杨才裕、杨善友、宣长水、杨如江、杨仲金、杨绍邦、杨巨见、杨宝琴、杨姣宜、杨水雅等30余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金萧支队，投身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从庄余霞村革命队伍的发展中，我们可以发现共产党建立敌后抗战路线的英明与正确，可以看到唤起全民族抗战在有效打击日本侵略、捍卫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尊严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图20 最近发现的珍贵文物。1945年8月10日，朱德总司令发布命令，主要内容为：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应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发出通牒，限其一定时间内向我方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坚决予以消灭

二、解放洪流中的庄余霞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通过重庆谈判，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根据相关协定，长江以南的共产党主力部队北撤。随主力北撤的庄余霞村战士有11位，他们是杨朝表、杨石毅、杨克中（杨晓影）、杨国彦、杨江平、杨纪法、杨水良、杨保良、杨绍凯、葛鹏、杨绍邦。

浙东纵队主力北撤时，按照浙东区党委的决定，在三北、四明、金萧地区，分别留下了极少数中共地下党员，继续领导当地群众坚持斗争。1946年1月，诸暨路西地区的第一支武装——诸暨人民自卫队在庄余霞扁担山山庄成立。1947年2月16日，自卫队改编为路西主力路西人民救国先锋队。

1947年4月初，马青派往四明地区与特派员刘清扬处联络的交通员孙大毛，第二次从四明山回来，因找不到马青，便由吴人陪同，到路西庄余霞秘密联络点（现为杨颂乐家）找到蒋明达。孙大毛带来了刘清扬给马青的信，信中附有华中分局2月发出的指示。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第六两条：

华中分局指示我们的任务：一、团结和平民主党外人士，以便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早日实现……六、武装应尽量避免冲突，不轻易用武装……

庄余霞村在这一时期，以经过考验的革命群众为核心，建立了秘密群众组织“齐心会”，共有会员9人，以杨高岳（北撤前的村农会会长，入伍后化名陈杰）为会长，之后有6名会员入党并参军。6月底，国民党当局发动全面内战。杨光等留下来开展革命活动的同志遇到极大困难，只得隐蔽于草老山山庄或附近的蝙蝠洞，白天休息，晚上活动。

7月31日蒋明达冒险派庄余霞村杨旦霞（1949年后任湖州市妇联主席，曾得到毛泽东的二次接见）去诸暨城内向唯一的情报员冯天枢取情报。

杨旦霞进了北门便发现有人盯梢，就机智地吞下纸条。被捕后，杨旦霞巧妙地应对国民党县党部特务的审讯。伪县长祝更生找杨旦霞到家里谈话，对她说，“你们要革命应该到北方去，不应在我的地区内活动”，并准她“病保”出狱，住在城里亲戚家内，随传随到。杨光得此情况后，两次指示她逃跑。第二次是在她妹妹杨欢宜（也是共产党地下联络人员）手心上写了一个“逃！”字。杨旦霞看到“逃！”字后，于8月24日晚上逃跑出城。后由她母亲（杨珠林）去诸暨城，代她坐牢。

10月中旬，杨光抽出一段时间改写抗战时期新四军军部编的战士读物《我们的出路》，作为地方党组织发动参军的宣传资料和战士教材。

1947年2月，蒋明达交给蒋谷川一封马青给蒋忠（烈士，曾任路西县县长）的指示信，认为“目前形势的发展已经从实质分裂表面和谈到形式上的分裂，今后，只有全面武装斗争中来争取革命的胜利”，“根据当前形势，整个地区干部作了新的调整。路西地区将成为浙西联系的跳板……你仍负路西党的总责，党军分立，党的机关不设部队中，由你带领短枪单独领导地方党的工作……”

2月14日晚上，诸北武装人员除留下吴平在上北做党务工作外，其余12人带机枪1挺、步枪3支，以及短枪数支到路西庄余霞秘密联络宿营点（现为杨颂乐家）与蒋忠、杨光会合，准备突击草塔警察所。

2月14日晚，到庄余霞与蒋忠会合的诸北原诸暨人民自卫队武装人员有：陈相海（快）、张志骏（木）、赵友海（快）、吴人（木）、孙胡法（木）、陈志先（木）、郭胡老（木）、郑孝槐（木）、汤汉君（木）、杨志土（机）、李长江（步）、陈根太（陈志，步）。

3月5日，国民党浙江省反动当局在诸暨城内设立会稽山清剿指挥部，限4月15日“清剿”完毕。6月5日，反动当局更决定设立会稽绥靖区办事处，调括苍山绥靖处办事处主任吴万玉任会稽绥靖区指挥官兼绥靖办事处处长。庄余霞村面临严峻考验，杨光父亲逃亡他乡，母亲逃往尼姑庵避难。5月12日，上司坂的浙保和草塔保警队突袭庄余霞。地下党员杨绍田被捕，杨光叔祖杨珠清被捕坐牢，堂叔杨万祥被捕受刑。杨光、杨青章及刚从杭州来参军的知青王大可、陈更夫脱险，联络员杨欢宜隐蔽于路西联络站密道，未被发现。杨光家房屋被拆，材料被运去造碉堡。

6月底，人民解放军进入战略反攻。

1948年7月，杨光被任命为路西县工委书记兼县长。

图21 路西县领导暨警卫班中排坐者：中为中共路西县工委书记兼县长杨光，左为中共路西县工委副书记兼副县长李群，右为中共路西县工委委员兼县大队大队长蒋谷川（1948年摄）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爆发。庄余霞北撤战士杨绍邦、杨石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20军军长）、杨江平、杨纪法、杨水良、杨国彦参加了淮海战役。

1949年4月17日，杨石毅指导员在带领战士攻打永安洲时负重伤。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庄余霞北撤战士杨绍邦、杨江平、杨纪法、杨绍凯、杨水良、杨国彦参加了渡江战役。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5月6日，诸暨解放。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举行，中国进入了新时代。庄余霞也迎来了“人民安居乐业的崭新春天”。

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庄余霞先后有杨德甫、杨高岳、杨绍见、杨知行、杨绍田、杨占吉、杨清章7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有杨高岳、杨知行、杨绍田（脱产联络员）、杨占吉（脱产联络员）、杨清章、杨小林、杨祖良、杨起、杨万祥、杨建法、周婉芳、杨坚、杨青茂、杨小康、葛小志、杨云安、杨小狗、杨德仁18人参军加入革命队伍。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庄余霞虽只有97户人家，350余人，却是远近闻名的“革命活动区”。敌人怕“她”，围剿“她”，但村里的群众却越来越从现实的斗争中选择了跟共产党走。他们追求光明、不怕牺牲，先后参加或曾参加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的达58人，29人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军北撤的有11人，其中有5位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在这支队伍中，有父子、兄弟、姐弟、兄妹、叔侄12对。作为革命老区，这里群众基础好，进步群众多。周世浩、杨绍法、杨高乃、朱亚林、杨茶花、周金良、张卫镜、杨珠清、朱思滋、杨清良、杨忠清、杨高位、杨巨焕、杨裕林、赵茶亚、杨士表、杨高巨、杨全林、葛小志、杨金达、杨达信、杨高良、杨才裕等就是庄余霞先进的群众代表。他们都以自己不同的方式为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做出了贡献。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批的红色村庄、有这样千千万万的农民群众才撑起了新中国这一片蓝天。我们对他们表示敬意！崇高的敬意！！

三、庄余霞英雄群像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庄余霞的共产党人一面发动群众，一面积极开展革命活动，涌现了许多革命的英雄。他们或驰骋于金萧大地，或奋战在淮海、渡江战场；或在联络站传递消息情报，或用火车输送弹药物资。其事足可歌，其行足可敬。后来者应该见贤思齐，奋发图强。

杨珠林是革命队伍里的老妈妈。她家就是我党路西地区的重要联络站。马青、蒋明达、周芝山、蒋忠、杨光等新四军金萧支队的领导都是她家常客。老太太不显山，不露水，无论外边变化多大，都能闲庭信步，从容应对。她不但自己是队伍里的人，还把3个女儿培养成了党的人。革命胜利前夕，为保护替党工作的大女儿，老太太又亲自从乡下到县城，代女坐牢，一直到诸暨解放。此后，她就再也没有回过庄余霞。

杨光是著名的娃娃书记和县长。庄余霞、岭上畈、青山的大量党员都是由他发展的。他人小，能量大。敌人经常通缉、围捕他，但他总能在群众的掩护下安然无事。他钻过鸡舍，躲过山洞，用簸箕藏身，在祠堂的天花板上与敌周旋。敌人常闻其声，但就是找不到其人。群众对共产党的爱戴由此可见。

杨国华和杨德仁是两位活跃于铁路线上的庄余霞英杰。他们以上海西站为基地，建立联络站，把电台、书刊、药品、物资源源不断地通过铁路送往金萧支队。在他们的组织、安排下，上海西站俨然成了共产党的物资调度站。

参加北撤的庄余霞战士，在涟水整编，正式进入共产党的野战部队。他们作战勇敢，不怕牺牲。其中杨绍邦、杨石毅、杨江平、杨纪法、杨国彦、杨水良等参加了淮海战役，杨绍邦、杨江平、杨纪法、杨绍凯、杨国彦、杨水良等参加了渡江战役。时任指导员的杨石毅在渡江战役前4天的永安洲战斗中身负重伤。

证据表明，凡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每一位庄余霞战士，在他们身上几乎都有几处甚至几十处枪伤。他们是共和国的英雄，在共和国的旗帜上有他们血染的风采。

杨东毛和徐人达是另一条战线上的英雄。在庄余霞的英雄册上，他们应该留有重重的一笔。他们参与了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1949年11月9日6时，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两航）的12架飞机陆续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其中，央航潘国定驾驶的飞机，于当日12时15分到达北京。其他11架成功飞抵天津。与此同时，香港的2000多名“两航”员工通电起义。

“两航起义”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爱国壮举。毛泽东闻讯后，立即致电盛赞“两航”员工“毅然脱离国民党反动残余，投入人民祖国怀抱，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周恩来把“两航起义”看作“具有无限前途的中国人民民航事业的起点”。

作为“两航起义”的成员，中央航空公司机身股机械员杨东毛和中国航空公司养护课机械员徐人达，都为“两航起义”的圆满成功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在残酷的战争年代，有许多庄余霞籍战士负伤致残、痛苦终生，更有5位革命烈士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杨国良烈士，庄余霞村人。1918年出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庄余霞第二位共产党员，是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萧线人民抗日自卫支队（简称金萧支队）战士。1944年，在与汪伪军独立第四旅的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26岁。

杨启江烈士，庄余霞村人。1922年出生，从小在上海读书。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全家回乡。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参加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任儒城乡指导员。1945年9月，被国民党的部队枪杀，年仅23岁。

杨保良烈士，庄余霞村人。1924年出生。1943年，参加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1945年10月，奉命随浙东新四军北撤，到涟水整编。杨保良被编入新四军一纵队三旅八团二连，任副班长，参加了泰安、大汶口战斗。1946年10月，我军进行峄东反击战。在反击敌整编77师一部据守的马家楼时，杨保良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2岁。

杨则民烈士，庄余霞村人。1895年出生，1916年毕业于智胜公学，后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大革命时期，曾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家宣中华等一起开展爱国活动。1927年年初，受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之托，上海总工会秘书赵并焕返乡邀请杨则民去上海总工会，具体负责总工会和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宣传工作。大革命失败后，隐蔽于临安、余杭、吴兴、杭州等地教书。1945年应邀任小西区征粮委员、后方医院医师，参加伤病员救护治病工作。1948年7月31日被国民党警察暗杀，时年53岁。1949年年初查明，下令暗杀杨则民者为诸暨县新任伪县长周弘训。1985年10月，浙江省人民政府追认杨则民为革命烈士。2014年9月，民政部颁发烈士证明书。

杨祝仁烈士，庄余霞村人。1925年出生，1947年在村内参加“齐心会”群众组织，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入伍，为路西县突击队队员。1949年3月，在十二都从事革命活动时被捕。1949年4月10日，敌人以押解去余姚绥靖指挥部为名将他押至临浦枪杀，年仅24岁。

庄余霞的烈士都牺牲在为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征途上，他们的死比泰山还重，他们的精神将永远为人民所纪念。2014年，庄余霞烈士墓搬迁，为缅怀庄余霞烈士的英勇业绩，陈毅元帅之子、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会长陈昊苏特意题诗一首：“红色庄余霞，人民革命花。英雄先烈志，碧血润中华。”张云逸大将之子张光东将军也专门题了词，内容为“继承优良传统，争取更大光荣”。我们相信，庄余霞的红色基因一定会在大家的关心下，在年轻一代庄余霞人的精心呵护下生根开花，发扬光大。

图22 陈毅元帅之子、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会长陈昊苏为庄余霞村题词：红色庄余霞，人民革命花，英雄先烈志，碧血润中华

图23 张云逸大将之子张光东将军为庄余霞村题词：继承优良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四、庄余霞人在朝鲜战场

长津湖战役（1950年11月27日至12月6日）是中美双方王牌部队之间进行的一场鏖战。中方参战的是宋时轮领导的第九兵团，对手是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为主力的联合国军。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是美国机械化程度很高的王牌师，号称“华盛顿之剑”，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功显赫，曾多次荣获美国总统嘉奖。战役的结果是：中国军人以“小米加步枪”的劣势装备战胜了重型机械化的美军，用血肉之躯打赢了这场极不对称的战争。毛泽东对长津湖战役的评价是：“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完成了艰巨的战略任务。”英国牛津大学战略学家罗伯特认为：“中国从他们的胜利中一跃成为一个不能再被人轻视的世界大国。如果中国人没有于1950年11月在清长战场（清川江、长津湖）上稳执牛耳，此后的世界历史进程就一定不会是（现在）这样。”

在这次战役中，以浙东纵队金萧支队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二十军六十师一七九团一营承担了艰巨的阻击任务，也就是“斩蛇腰”的任务。庄余霞人杨石毅担任该营的副教导员，亲临前线指挥战斗。

战役开始不久，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就被我国志愿军陆续分割包围，师部被我军第二十军围困于下碣隅里。师长史密斯少将命令他的第一团团长刘易斯上校抽调29辆坦克、2个步兵连，由英军德赖斯代尔中校指挥，组成德赖斯代尔特遣队，分乘160辆汽车，在30多架飞机的掩护下，从古土里出发，欲打通古土里与下碣隅里的通道，接应下碣隅里师部突围。

11月29日上午10时许，特遣队在飞机的掩护下，以17辆美式中型坦克开道，向下碣隅里推进。特遣队沿途遭到志愿军二十军六十师一七九团一营杨石毅部的顽强阻击以及该部在公路上埋设的地雷的阻拦，推进速度极慢，一个小时才走了一千米路程。德赖斯代尔向师长史密斯少将报告，“一路上遭受中国军队的袭击，汽车、坦克被击毁很多，士兵伤亡不断增加”，希望允许其“返回古土里”。在遭到师长怒斥后，德赖斯代尔只好硬着头皮率部队继续往前冲。

11月30日凌晨，特遣队被我国志愿军杨石毅部包围于乾磁开地区。

二连朱大荣排长在公路边搜索时，发现了一个负伤的美军中校军官，他就把这位军官背到营部。通过交流，他得知这位美军军官名叫查伊杰斯达，是中校新闻官，会说几句中国话。教导员沈灿与副教导员杨石毅就利用这位军官向敌人展开了政治攻势。他们让他向包围圈内的特遣队喊话，结果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不久，有一辆吉普车开来，车上有一名美军军官与一名韩军军官。双方用手势和书写的方式进行谈判。教导员在工作手册上写了“缴枪不杀，宽待俘虏”8个字，要他们命令士兵投降。他们提出四项要求：一是不杀他们，二是将来释放他们，三是让他们休息睡觉，四是让他们写信回家。这些条件都得到一营指挥员的同意。但特遣队希望把投降时间拖延至6点半，这一点遭到一营指挥员的拒绝。教导员在纸上严厉地写道：“限半小时内放下武器！”

半小时过去后，特遣队没有回应。于是一营营长张宝坤命令各连以猛烈火力向被包围的敌人射击。敌人在遭到火力打击后，答应投降。

用杨石毅的话说，这就叫作“政治形势需要有军事压力来配合”。

最后，一位腰部负伤的美军少校军官下令投降。后经查明，这名少校名叫约翰·麦克劳林（John N.McLaughlin），是美国第十军司令部作战部长助理兼陆战一师联络官，是特遣队的指挥者之一。教导员叫营部军医滕文彦给他包扎好了伤口。

志愿军派营部通讯班长杨锡林作为受降代表，接受被围军队的投降。约半小时后，240名联合国军士兵放下武器，举着双手，像长蛇似的排成一字纵队向志愿军一营投降。

有一位志愿军战士见到排成一字纵队投降的联合国军，调侃道：“美国兵在杜鲁门的操心培养下，麦克阿瑟的大力教育下，的确是正规化的部队，投降动作都受过相当时间的训练。”有人更具体地说“起码三个月”，引来其他志愿军官兵一片笑声。

在这240人中，有美国、英国、土耳其官兵182名、韩国军人53名、日本军人3名，还有台湾国民党军士兵2名。

在这次战斗中，志愿军杨石毅部还缴获了坦克4辆，包括击毁的汽车78辆，火箭炮1门，无后坐力炮10门，90火箭筒10余个，轻重机枪26挺，步枪200余支及各式无线电台、步话机等物资。这是在朝鲜战场上美军投降人数最多的一次。美军营一级成建制的投降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的军史上还从未有过。

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特遣队的240人集体投降的消息，传到了第一大厦联合国军总司令部和美国华盛顿五角大楼，麦克阿瑟总司令和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都大为震惊。

非常有趣的是，当年下令投降的美军少校军官约翰·麦克劳林度过近3年的战俘生活后，于1953年获释回国，16年后成为美国少将，1974年晋升为中将，任美海军陆战队太平洋战区司令部参谋长。

乾磁开阻击战是二十军六十师入朝作战以来，在军事、政治攻势合力下，迫使联合国军向我军投降的一个典型战例。杨石毅作为这次战斗的主要领导和组织者，用政治手段迫使240名联合国军投降，不但大大减少了我军的伤亡，而且从心理和气势上压倒了敌人，为长津湖战役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不久，杨石毅晋升为一七九团二营教导员。

值得一提的是，杨石毅在战斗之余，还真实地记录了他在抗美援朝期间的所见、所闻和所思，书写了《在正义战火中的一段回忆》，总结了志愿军一七九团取得战斗胜利的具体原因，为专家学者研究抗美援朝历史提供了一手的资料。杨石毅的《在正义战火中的一段回忆》已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当时随二十军六十师参战的除了杨石毅以外，还有庄余霞战士杨国彦、杨逸波、杨江平和杨纪法等。他们都是最可爱的人。

五、在生死与去留之间

生命宝贵，人皆知之；职位珍贵，人皆明之。在生死、去留之间可以看到一个人的灵魂，它比世界上的任何鉴定都真实，比世界上的任何定论都正确。

杨石毅，庄余霞人，是一位曾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在战场上屡立战功的英雄，共和国的高级将领。他在生死面前，总是选择后者。

1949年4月17日，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所有指战员准备渡江、努力成为“渡江第一船”的时候，杨石毅部突然接到命令，让其带领所在连（六十师一七九团一营一连）迅速赶到永安洲，抢占永安渡口，为部队渡江扫清道路，为即将开始的渡江战役架好桥头堡。

接受任务以后，杨石毅指导员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在反复争夺江坝时，一块弹片穿透他的右肺，一枚子弹打中他的左腿。在生死关头，他还是命令赶来救助的班长不要管他，赶快抢夺渡口，保证大军顺利渡江。4天后，渡江战役正式打响。杨石毅虽然无法亲临战场，但其为全局而牺牲自我的精神已经使渡江作战的序曲更为雄壮，更具气势。

1985年，当祖国再次需要军人保卫家园的时候，杨石毅又把自己的儿子送上了反击越南侵略的战场。

杨少华，杨石毅军长的长子。1983年，杨少华从军校毕业，被分配到司令部当参谋，后主动要求下连队，由副指导员改任副连长，带领一个加强排，坚守在老山战区最前沿的阵地，打击越南侵略者。

对于身经百战的杨石毅来说，送儿子上战场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但他想到的是：“越是这种时候，越要带个好头。”他告诉儿子，只有“经受住艰苦，才能克敌制胜”。他鼓励儿子：“打仗靠勇敢，勇敢靠理想，有了勇敢和理想，才能出智慧，出战斗力。祖国是叫你去战斗的。如果一个人没有自我牺牲精神，越是怕死，就越是要死。在忘我地消灭敌人中求生存，这才是战争的辩证法。”

杨少华，这位和平时代成长起来的军人，显然没有辜负父辈的期望，在极其残酷的战场上，在血与火的危境中，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超优的答卷。

据报道，1985年1月15日，杨少华率领的一个排，与敌人连续激战17个小时，打退了敌方两个营加一个特工连的十多次疯狂进攻，毙伤敌军三百余人。杨少华确实在正义的战火中打出了新一代中国军人的尊严。

世界上能把个人的生死交给战场的人不多，能把个人的生死和儿子的生死都交给战场的人更少。这需要有勇气，更需要有超强的信念。这一点，杨石毅军长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自然。或许，真正的伟大就隐含在自然之中。

198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大规模的精简整编。在个人的进退与去留面前，58岁的杨石毅军长主动地选择了“退”。在军队党委会上，杨石毅说：“部队建设需要新陈代谢，仅就我年龄而言，也该早点退下来。”

1985年1月23日，在武汉军区第二十军党委和机关举行的“正确认识精简整编、自觉服从大局”的演讲会上，杨石毅军长念了一封从云南前线寄来的信。信中写道：“爸爸，当你接到此信时，我已战斗在‘李海欣’高地上了，战争是残酷的，我们的战士太可爱了。平时，我们一些同龄人总觉得社会这样、那样地满足不了自己——这些80年代人的胃口……大炮震醒了我，我真想通过舆论界向人们呼吁：要珍惜今天的和平环境，它是多么来之不易啊！”“现在，高地已被炸成焦土。我已经做好了献身的准备。既然选择了军人这个职业，就不怕流血牺牲，我如果真有不幸，九泉之下也感到光荣……”

杨石毅军长念完信，十分诚恳地说：“信是我儿子写来的。我无意吹捧此时生死未卜的他，我只不过想，在目前进行的精简整编中，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走、调、退、改、留的问题，该怎样对待？请想一想前线的同志们！”

在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大局面前，杨石毅军长再次向组织表明了他那坚强的党性，为全军树立了榜样。1985年3月28日，总政治部余秋里主任代表中央军事委员会在全军第二期整党工作会议上表扬了杨石毅军长，认为杨石毅的行为“充满着共产党人的党性和正气”，“我们就是要提倡和发扬这种精神”。

杨石毅在生死和去留之间所创写的“文字”，无论是对于当今还是对于未来的人们都极具教育意义。它是一部用真实书写出来的活生生的教科书。杨石毅所彰显的是共产党人的豪气，所体现的是共产党人牺牲自我、报国兴邦的铮铮铁骨。

我们为从庄余霞走出来的军长喝彩，更为庄余霞能养育出像杨石毅、杨少华这样的英雄而感到骄傲。

应该说，庄余霞的昨天是光荣的，庄余霞的明天更是光明无限。

我们衷心祝愿庄余霞这块革命老区能够抓住信息化时代所带来的巨大机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草塔镇党委和政府的领导、支持和帮助下，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出更多的奇迹，使红色庄余霞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出新的生机。

[1] 原文发表于2015年8月13日、8月19日的《诸暨日报》，原题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红色庄余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