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治众之意”，“官者，管也”，泛指政府机关或军队中经过任命且在一定等级以上的公职人员。而所谓“官本位”则是指以官为本，把官作为衡量人的价值的标准。它是与“民本位”相对应的一个概念。

官本位是从权力上说的。一个官从生理构成上看，并不比普通老百姓特殊；从学识上讲，他也不一定比普通的学者高明。那么，他的权力到底来自何处？只能来自他的官职。“职者，值也”，一定的官职都有相应的权力，官与权是统一的，有此官则有此权。权又与位有密切的关系，在位则有权，不在位则无权。所以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也就形成了这种特有的官本位权力观。正因为官与权、权与位之间有很大的关系，而位又有一定的数量限制，因此，历史上经常出现“恋位”、“赖位”，甚至“杀人抢位”等现象。

官本位引发的价值观念是官至上。既然官的权力是由其位确定的，他的社会作用，个人的名誉、财富，也都取决于其官位。而且，官场上又有许多礼仪严格地按官位来规定官僚的等级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久而久之，不仅在官场，而且在广大民众中，也形成了官至上的观念。一个人的地位和名誉，取决于他的官位。而年轻人也就把争官进位看成是自己的事业。官员们的荣华富贵、作威作福无形中成就了尊官、敬官的价值观。官成了荣耀、权力等的综合体现和代名词。

官本位的特点是长官意志决定一切，在各级官职上都由该长官一人说了算。他们在其管辖的范围内，搞家长制、一言堂，唯我独尊。他们凭自己的意志、知识、素养和好恶来评判是非，衡量曲直，制定政策，左右国计民生。对上，他们察言观色，溜须拍马；对下，他们滥施**威，仗势欺人。

官不仅掌握着行政权，而且也掌握着司法权。官，等于公，等于正。不仅官自认为这是天经地义，而且民众也往往如此看待。民间纠纷，必须经官，才得评判。任何事情只有有了官的肯定，才能去做；受到官的表扬，就感到无上的光荣。不论何家，都要找出自己祖上曾为某官的记录，用来装门面。而现任官员则不仅自己威风，其家族也大受其益。官成了社会生活的标准，官也成了权威和真理的化身。

以官为本位往往会引起国家机构设计的变化。“因人设位”、“因官设事”的现象经常出现。历朝历代的机构调整，有时是根据需要，有时则纯粹是为了安排某人，从而造成机构臃肿，不问实效，官僚队伍越来越庞杂，以至唐朝皇帝李世民都说出这样的话：“为官择人者治，为人择官者乱。”[1]但能认识到这一点的统治者毕竟很少。官本位也必然造成拉关系，结帮派，上下打点，左右平衡。某官为了保住其品位，在处理政事时，首先考虑的，往往并不是此事的是非曲直，也不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是上下左右的关系，以及处理此事对个人的影响。

官本位必然造成为官至上。在官僚政治下，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而士的唯一出路和地位标准，就是科举、为官。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只有这么一个价值标准，至于搞科学技术，搞学术研究以及从事商品经济、农业生产，都远远不如为官高尚。“学而优则仕”、“读书为做官”这种观念，即使到现在，还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既然官位高低是衡量人的地位和价值的唯一标准，因此，做官、升官也就成为人们共同的奋斗目标。不仅读书人要做官，就是那些大地主、大商人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也要拿出金钱去买官。

官本位关键的一条就是官与财富的高度统一。“做官发财”、“一任（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等俗语，很明确地揭示了做官的目的和官本位的实质。官位就是财富，升官就等于发财，而这财不仅来自俸禄，更多的来自外财，贪污受贿是官员的主要财源。而这恰恰就是变卖权力以至出卖官职的重要原因。

做官除了能获取大量利益以外，官员的人身还受到了特别的保护。“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是事实。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则纯粹是老百姓的愿望，在中国的二十四史即正史中不可能出现，而只能在像元杂剧这样的民间言论中才能找到。而这种特别保护本身就是官本位的一种反映。

从政治上讲，官本位又是一种官职崇拜，是一种以官为本，官贵民贱的社会集体心理。在官与民的关系中，它主张突出官权，泯没民权；以官为主，以民为仆。因为平常与百姓打交道和直接统治民众的是一个个官吏，因此作为一种社会习惯和群体心理，民众自然也就以官为本，唯官是尊了。官本位思想引起了一系列恶劣的后果。它颠倒了官与民之间的正常关系，使官僚由社会公共权力中的公仆异化为凌驾于社会普通民众之上的老爷和主人。

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所追求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其效果也完全不一样。对此，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有过非常深刻的分析。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2]“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3]江泽民对此也有过十分精辟的总结，他说：“总结我们党70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4]

但不应否认，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在现实社会中还有一定的影响，我们不应掉以轻心。

[1] 《新唐书·窦诞传》。

[2] 《毛泽东选集》第3卷，1094～10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 《毛泽东选集》第3卷，10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 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时的讲话。